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题记

　　从2000年在自己的“新语丝”网站开设“立此存照”专栏开始，方舟子“打假”已历十年，而今年的他特别忙。从唐骏的简历到李一的“胎息法”，他的每次开口都激起网上一片波澜，而发生在8月底的遇袭事件，更是将他推到了无数聚光灯下。

　　前天，他与《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遇袭案在北京宣判，在社会各界长达一个多月的高度关注下，5名被告被判1个半月到5个半月不等的拘役，这个结果让方舟子始料未及。

　　方舟子认为，民间力量没有权利“打”假，准确地说他是“揭”假。“我们只是在合法范围内利用言论自由起到舆论监督作用，等到有很规范的渠道之后，个人力量就可以减弱。民间学术打假，说到底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体制还不健全，政府监督力量尚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弥补。最终目的是整个学术界可以越来越规范，有一套机制建立起来。”

　　所幸，方舟子并非一个愤世嫉俗者。记得那日接受我的采访时，他很认真地说，做这些冒风险的事情，支持他内心的动力源自于——

　　“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科学，掌握科学方法，具有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样的话就能有辨别真伪的能力，那些骗人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

　　■方舟子并不喜欢“打假斗士”、“伪科学狙击手”等“帽子”，他说民间力量没有权力“打”假。准确地说，他应该是“揭”假，“我们只是在合法范围内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起到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最终的目的是整个学术界可以越来越规范，有一套机制。”

　　■方舟子从小就向往一种自由而独立的生活，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有朋友劝他，希望他可以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皆是徒劳。“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我又不是未成年人。”

　　■在司马南看来，方舟子类似一只啄木鸟。“人们不敢相信，今天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世界还有人无利而起早”。司马南甚至用“不食人间烟火”形容他。“方舟子很勤奋很辛苦，很能‘战斗’。”

　　■5年前，律师彭剑开始向方舟子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在彭剑眼中，“（方舟子）人简单，讲原则”。而方舟子多次表示，不想再陷于无休止的辩论之中，而更愿意钻进纯粹的科普写作中去。

　　“我不是什么斗士”

　　见到方舟子本人，很难将他与网上那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打假斗士”对上号。

　　他看起来更为清瘦，带点诚恳的拘谨，头发略显稀疏，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缓缓道来，少有激昂，只是在说到某些专业的问题时，他才变成那个逻辑严密的人。

　　方舟子讲起8月29日下午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喷我的药水是4年前买的，早过期了，我真幸运”，“方玄昌被打得更重，现在却成了我的陪衬，如果当时方玄昌的案子破了，把肖传国抓起来，就没我的事了。”

　　方舟子说，肖传国对自己的仇恨，并非只是落选院士，而是他欺骗患者的“肖氏反射弧”。“开始我只是质疑他的简历，后来陆续有很多患者跟我联系，直到我们拿到了100多个患者的名单和情况，挨个联系找到了70多个人，才发现没有一例成功，而且30%多的人残废了。”令方舟子最无法容忍的，是许多受骗患者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倾尽家产支付“肖氏反射弧”高昂的医疗费。他把收集的信息全权交给律师彭剑代理诉讼，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方舟子与《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不断揭露肖的学术不端行为。今年6月，方玄昌被两名男子持钢筋棍袭击，受重伤，与此同时，方舟子和律师彭剑也受到威胁与恐吓。

　　已从反伪前线退居二线的司马南最知道个中滋味，他在博客中写道：“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因为志同道合，他和方舟子成为很好的朋友。

　　事实上，在方舟子的生活中，打假与被恐吓常常如影随形。在此之前，他是有点无所谓的：“从一开始打假到现在就没断过被恐吓。但既然做这种事情，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是得罪人的事。我并非一时冲动去做，对这些后果都有过权衡考量，只是这次肖传国做得太过分了。”

　　方舟子遇袭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而作为焦点人物，方舟子是强势的，同时又是弱势的。事情发生后很快有种质疑，认为方舟子为新书出版自我炒作，“如果这个案子不破的话，我简直说不清了”，方舟子苦笑，“报假案是违法犯罪行为，我怎么可能为一本书去做这种事呢？”

　　10年来，方舟子用一支笔和一个网站，主导或参与的学术打假已经有1000余起。他的打假对象从专家、学者延伸到唐骏等社会知名人物，他的“新语丝”网站赢得大批受众，其中不乏科技人员、高校师生，乃至科学院院士。方舟子由此成了广为人知的“打假斗士”、“伪科学狙击手”。

　　然而，他并不喜欢媒体送的这些“帽子”，他说民间力量没有权利“打”假。准确地说，他应该是“揭”假，“我们只是在合法范围内利用言论自由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个人打假只是一种弥补，等到有很规范的渠道之后，个人力量就可以减弱。”

　　十年打假不辍，很大一个原因是“忍不住”

　　他最看不得那些自吹自擂、作假贩伪者摇身变做公众楷模，这不仅让他气愤，更激起一探究竟的好奇。“我是抱有一种戒心的，如果听上去不像是真的，我就很想去查个究竟，这是科学态度的问题，是一种怀疑精神。很多人的简历都是有水分的，包括科学界比较著名的人，这个本来很容易去查的，但没有人去查，一般人比较轻信，但我有种怀疑的态度。”

　　在司马南看来，方舟子类似一只啄木鸟，而这样的啄木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很多人不理解他，无非是因为方舟子这样的人生活中很少遇到，所以，人们不敢相信，今天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世界还有人无利而起早。”

　　笔名意指“双舟并驾”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

　　他热爱鲁迅，热爱加缪，热爱现代诗歌，也热衷于制作植物标本和探索自然奥秘。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笔名，“方舟子”，意指两条并排行驶的船只——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高考时，他语文成绩全省第一，考入的却是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大学五年，他成为科大“荒原”诗社元老之一。1990年本科毕业后，他负笈美国，攻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方舟子熟谙网络，他不仅是第一代网民，而且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1994年，这个27岁的文学青年邀集几位朋友创办了文学网站，取名“新语丝”，灵感源于鲁迅创办过的文学刊物《语丝》。很快“新语丝”在留学生中间变得知名起来。初期的“新语丝”，不但共享一些电子书和网友来稿，还摘编一些普及进化论、批判神创论的文章，网站服务器一直设在美国。1998年10月，方舟子回国，这时国内还在热衷特异功能，一些气功大师受到追捧，书店里外星人和百慕大三角神秘故事的书籍卖得火热，这令他触目惊心，“竟然有这么多虚假愚昧的东西打着科学的旗号登堂入室！”

　　他觉得该做点什么了。2000年，“新语丝”网站设立“立此存照——打击学术、新闻、网络腐败”网页，被看作中文网络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同年6月，他的《方舟在线》一书作为“国内第一部多学科网上争鸣文集”引起轰动。

　　从那时起，“方舟子”这个名字几乎伴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迅速被公众熟悉。

　　在美国的10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学术上的思维训练。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方舟子始终在用这些准则来管理“新语丝”。他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一般来说，论文、履历造假比较容易认定，涉及具体的实验造假因为无特别渠道进入实验室核对原始数据，所以无从追究。“去了人家也可能不接待你，所以民间打假的局限性就在这儿，权威性不够，被挡在门外也没有办法。”

　　从1995年至今，“新语丝”始终由方舟子一个人在管理，内容更新、阅读来信、自己撰文，他坚持不辍。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若无勤奋精神，是难以坚持的。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因为在“新语丝”上发表文章的，基本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投告无门的人，方舟子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些人的信息。每有来信，他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作保留。此举缘于之前他的邮箱被人攻破过，所幸其中信息事先均已移除，后来他就把密码设置得非常古怪。

　　“打假的来稿都是我一个人在看，举报人的信息只有我知道，这也是大家信任我的一个原因。”

　　特立独行，很能“战斗”

　　凭方舟子的才能，现在可以生活得很好，至少可以在高校或研究机构谋个职位，但他在认真权衡后，决定转行当科普作家——因为科学与文学，都是他热爱的领域。

　　方舟子说，他从小就向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选择去美国留学，本是想在美国做终身教授，搞科研之余还可以写写诗。但近距离观察后，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出面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

　　对商业他也完全不感兴趣。“我属于第一代网民吧，对互联网商业化本来就挺反感的，当时也有商业化的公司想来吞并‘新语丝’，我就把它注册为非营利性网站，断了这条路，不可能被收购。商业化之后就会有很多纠纷、要花很大精力投入其中，我挺烦这些的。”

　　他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曾有被他揭露过学术不端现象的大学聘他担任兼职教授，被他当场回绝，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而不授人以柄。

　　他不喜欢被束缚。在国内做科普，作协也曾邀他加入，他同样拒绝了。回国后，方舟子开始为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当第一本书《进化新解说》在香港出版后，他认定“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的”。“我在国内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基本上类似于旁观者。有时候作为旁观者，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

　　方舟子生活很简单，物质上没什么很高追求。他以前最希望拥有的奢侈品是一些篇幅巨大或非常昂贵的书籍，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英语大词典》、《明实录》和《二十四史》，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最大的愿望，是重新翻译一遍《物种起源》。

　　在朋友眼中他不善交际、特立独行，做事不屑于按世俗常理出牌。当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开玩笑时，他常常只是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司马南甚至用“不食人间烟火”形容他。“方的表情总的说来不算丰富，多数时间沉默而严肃，但是他的阅读量、思考量、写作量很大，效率极高。不了解的人以为他跟网上那些浮躁的人一样浮躁，殊不知方其实较劲得很，他一根筋，往往钻研得很深。”“方舟子很勤奋很辛苦，很能‘战斗’，这一点连他的那些‘敌人’也不得不佩服。”

　　10年打假，13起官司

　　与司马南揭露伪科学不同，方舟子的重点是学术界，或者说科学不端行为，他熟知科研规则，又同时了解国内、国外学界情况，因此对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而贩伪造假者，他一目了然，从揭露“基因皇后”到论文简历造假，他很少失手。

　　因为高调反学术造假，他也时时刻刻处在太阳底下被人们用“放大镜”观察，方舟子无所谓地说：“这10年一直是这样，我说的每句话都有人去过滤。”有几方面让方舟子得罪了很多人，一个是他认为“地震无法预测”，一个是支持推广转基因技术。此外他对中医的极端观点也受到批驳。

　　论战中方舟子常显出咄咄逼人气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说：“你见到他本人感觉一点也不强势，但是文章则锋芒毕露。方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常常一个人，像匿名发帖一样，觉得有没有朋友无所谓，方舟子能够为了科学不要哥们。”

　　的确，在学术打假这件事上，方舟子历来是“六亲不认”、颇为刚性，他曾质疑过中国科技大学前后两任校长，还指出他曾就读的生物系好几名教授学术不端，他的老师出面斡旋，也被他一一反驳了回去。

　　有人说他偏执、对真相“洁癖”，他笑纳：“说一个人对真相有洁癖，是对他的表扬啊，特别是科学、学术的问题，本来就该是这种态度，不能掺杂亲疏、利益关系在里面。”

　　至于他较真的程度，他周边很多人都领教过，包括司马南。一次，一个老朋友想请司马南出面说情，让方舟子把“新语丝”网上一篇文章撤下来。方舟子果然很给“面子”——所谓给面子，就是这个平时不太愿意多说话的人，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给司马南讲解“误会”的来龙去脉，为证明此人并不冤枉，方舟子回到家又发给司马南一大堆资料，似有不说服他决不罢休之势。“他的认真，不是因为其考虑问题复杂，而是因为其思想单纯。这么纯粹的人，今天是少之又少。”司马南说。

　　也有朋友劝他，希望他可以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皆是徒劳。“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事实错误、逻辑错误，欢迎有根有据地指出来，如果只是要来指导我应该怎么为人处世，我没有兴趣。我又不是未成年人。”方舟子说。

　　对得罪人这件事他无所谓，10年打假累计起来有13起官司，平常人避之惟恐不及，但方舟子和他的律师不以此为苦，反而认为对簿公堂也是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律师彭剑眼中的方舟子，“人简单，讲原则”。彭剑5年前开始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支持方舟子的事业，他的律师事务所避免与方得罪过的人有任何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律。

　　方舟子的行文风格也常受争议，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如匕首如投枪”，正中要害，对此有人直呼痛快，也有人不以为然。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认为：“他行文的语气，让人觉得他似乎永远站在正确立场上，他掌握真理的标尺，所以他总是在宣判。”而采访过方舟子的央视记者柴静认为：“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普遍虚伪的产生。方舟子的观点并不代表正确，但唯有更精确的事实才能辩驳他。”

　　近年来方舟子多次表示，不想再陷于无休止的辩论之中，而更愿意钻进纯粹的科普写作中去。他说，“新语丝”的工作仍会占去他每天三四个小时，但亲自执笔的打假文章会越来越少，“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科普作家，而不是‘打假斗士’。”

　　现在，方舟子是《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新华每日电讯》、《大众健康》等专栏作者，平均每年出一本书，这几个月的繁忙让他欠了不少文债，他希望生活和写作很快恢复正常。

　　“打假，我看作是科普的一部分”

　　记者：经过这次遇袭事件，你怎么看民间学术打假？你希望自己能起到什么作用？

　　方舟子：最终目的是整个学术界可以越来越规范，要有一套机制建立起来，不能靠个人力量来从事打假，民间的力量很有限。民间、个人的打假，只是说出事实真相，没有权威性，学校、研究所完全可以不理你，也没有处罚的权力。很多时候本来应该去调查，但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所以只好就放弃了，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民间学术打假，说到底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体制还不健全，政府监督力量尚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弥补。

　　记者：你这10年给自己树敌众多，你不在乎吗？

　　方舟子：不在乎，只要是符合科学原理、坚持科学的，你就不该怕得罪人。对我来说，只坚持科学的态度，不问利益、不问利害关系，只看是非。

　　记者：是什么给你这么大动力去做这些事呢？

　　方舟子：有一种希望。科学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最可靠的方法，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科学，能掌握科学方法，具有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样的话就能有辨别真伪的能力，那些骗人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那些所谓的大师、高人、神人才不会一呼百应，那些假药、假保健品、假医、假高科技产品才不会骗人。

　　记者：科学是你的信仰？

　　方舟子：不能说是信仰，因为科学和信仰是冲突的。信仰是没有证据或者是有相反的证据，你也盲目去相信，而科学是最讲证据、讲逻辑的，跟信仰是两回事，你可以相信科学但不要信仰科学。我是在普及科学界主流的观点，比如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我会引用世界卫生组织或美国科学院比较权威的文件，但很多人不信或根本不看，宁愿相信小道消息。所以我一直说我在做科普，科普就是开启民智，包括打假。科普一部分是介绍新的知识，另外是揭露假的知识。

　　记者：但科学也是有限的，无法解释的问题还有很多，你所认同的科学界主流观点或许在10年、20年后会被推翻。

　　方舟子：有些科学的结论，已经变成共识，没有什么争议了，你相信的话犯错的可能性就很低。并不是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可能被推翻，有大量证据证明的、比较可靠的，才会变成共识。还有一种是正在争议中、证据不确凿、有各种各样解释的，这不该当做科学定论来告诉大家。确实，科学是有局限的，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应当继续探索，但不能因为存在未知领域就去相信那些神秘、伪科学或迷信的东西。

　　记者：“打假斗士”、“伪科学的狙击手”，你认同这些称号吗？

　　方舟子：其实很不喜欢。科普作家描述的是事实，至于“斗士”、“狙击手”，好像整天找人吵架一样。我想鲁迅也不希望被人称作“斗士”吧。这些是很主观的标签，我更希望是一种事实的陈述，比如自由撰稿人、科普作家、生物化学博士，这些都是事实，不带主观色彩。

　　记者：有人批评你网站上刊登的有些文章并不准确，认为你要是再把把关可能信誉更好。

　　方舟子：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得已经足够好，也足够严谨，当然登的文章多了难免有些良莠不齐。经常有人对我说，“我以前是很支持你，但是这件事以后就不再认同”，其实往往是涉及到他认识的人，因此很难保持客观态度。

　　记者：你有出错的时候吗？怎么解决？

　　方舟子：有个别的出错，我们发现后都马上澄清、更正、道歉。我们有个特点，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摆在台面上，谁都可以去核实，包括引用的东西都是可以找到的。所以我很欢迎这些被指控的人来反驳，我都会照登。以前也尝试过先联系当事人，可他们往往不予理睬。后来发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刊出来逼着你回复，一般登出来的东西都比较确凿，当然我给他们解释的机会。

　　记者：虽说没有权威性，但“新语丝”这个平台的影响力也给了你很大权力。

　　方舟子：影响力是建立在我们信誉比较好的基础上。信誉怎么来？因为我们总体来说是讲究证据，不乱说话的，大家的认可、信任因此建立起来。我不是利用媒体、强势的力量赢得这样的地位，而纯粹靠个人、民间的努力建立这种信誉。

　　记者：有人认为你在面对批评和质疑时“一点就炸”，因为你的文风通常给人嫉恶如仇的印象。

　　方舟子：我“一点就炸”，是因为听到别人说我在说假话，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我本身就是对事实有“洁癖”的，所以不只是看不惯别人造假，而且更不能容忍别人说我在造假。我的文风虽然被认为比较犀利，但同时大家承认我写的东西是有根有据的，不是乱批判，只不过有些用词比较直截了当，不太符合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习惯，但这跟夸大其词完全是两回事。

　　记者：你为什么欣赏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方舟子：他是百科全书式人物，他写了很多东西，不只是科普，人文方面的也写，我特别佩服这种多产、多学科东西都写得很好的人。科普作家有几类，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科普作家是写少儿读物的，这不是我想做的；还有一类人本身搞科研，偶尔写几本科普书，这也不是我要做的；像阿西莫夫这种专职科普作家，我觉得自己跟他比较像，他涉猎范围很广泛，文章有很多知识含量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