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年决策时有争议，如今反观历史和应对现实仍有争议。将来会怎样看？那只有我们的后代来做出解答。

然而，无论人们对“抗美援朝”存在何种认识，这一发生在中国、发生在东亚的重大事件，毕竟改变了历史：它阻止了美韩一统朝鲜半岛的图谋，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东北亚赢得几十年的和平。当然，也由此拉开了中苏结盟和中美对抗的序幕，并导致中国的统一大业搁置至今。

“抗美援朝”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辉煌和骄傲，但也是中国永远的痛，18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长眠于三千里江山，中国付出的民族牺牲无疑是巨大的，对这种付出的争议也延续至今。

从过去和现在对“抗美援朝”的争论中，尽管可以看到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朝鲜半岛的命运都与中国休戚相关，如何对待和处理朝鲜半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重大决策，牵动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也会对东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当年，中国领导层在决策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的确存在很大分歧，因而在政治局讨论尚未结束时，周恩来受中央委托秘密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详细阐述了中国为何不能出兵朝鲜的理由。这主要包括：中国还没有从长期的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如果现在卷入战争，许多国计民生问题都无法解决，也很难担负起战争的沉重消耗，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存在很大困难。一旦陷入这个旋涡，多年脱不了身，又将如何收场？这些意见，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多数人的意见。

斯大林并没有公开否定上述意见，而是委婉的表达了苏方的考虑和看法。主要涉及到：美军已经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被消灭掉，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保存剩余的有生力量；朝鲜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整个朝鲜被占领，美军将陈兵鸭绿江和图们江，估计那时苏方、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也谈不上了；苏方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但如果出兵，等于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也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方供应武器装备，作战时也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鉴于中方目前的态度，上述考虑已无意义，现在应把双方商量的结果和建议立即告诉朝鲜，请他们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在目前局势下，只好走这一步了。

可以说，此时中苏双方已经基本形成共识：苏方不便出兵，中方出兵也很困难，根据朝鲜的实际情况，重点是做好撤退准备。按照斯大林的设想，可把朝鲜的老弱病残人员撤退到苏联，而朝鲜剩余的主要力量和干部、物资等则撤退到中国东北，这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回到朝鲜，因为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要容易得多。

这次会见结束后，就在周恩来回到住所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发来的电报明确告知：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多数人主张出兵。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毛泽东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不能见死不救。临危受命的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推迟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他还表示：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反对出兵朝鲜的意见，主要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站在维护中国利益的立场上，从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所以毛泽东说：你们讲的都有道理。但紧接着他又说：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在和周恩来的个别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毛泽东是举重若轻之人，对于出兵朝鲜，中国将会面对的各种困难和巨大挑战，他并非不清楚，但却没有因此而干扰决策思维，他更看重的是与朝鲜同志的兄弟情谊，看重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应担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不可否认，毛泽东当时的决策思维，虽然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但的确表现出很强烈的情感和意识形态色彩，这是那个时代所不能超越的。中朝两党政治信仰相同，且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并肩作战，这是无产阶级的“战友情谊”；中国把朝鲜的民族统一战争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同样是通过民族统一战争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国理应对朝鲜给予援助和支持，这是“国际大义”。毛泽东考虑出兵朝鲜的立足点，显然超出了单纯的“国家利益”理念，而是站在帮助“兄弟党”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大局观上，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战略抉择。至于“抗美援朝”其后所造成的那些国际影响和政治效应，并非当时决策就能料定，而是战争自身带来的结果。

60多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早已成为两个国家，中朝关系也在曲折发展中经受了各种考验，但对于“抗美援朝”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有人说，中国是在这场战争中真正站立起来的；也有人说，这场战争最终划了一个“零”；两种观点和看法绝然不同。尤其是在继续支持朝鲜还是“抛弃”朝鲜，中国是否还会再一次“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无疑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争论的立场和观点则发生了很有意思的变化。

“挺朝派”已经不再是从意识形态需要出发，而是站在国家安全利益、战略利益和国际斗争尤其是东北亚斗争大局上来考虑问题，强调继续发展中朝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情况所迫时再次“抗美援朝”的可能性；“反朝派”则更多的关注于朝鲜的“世袭体制”、中朝之间的历史恩怨以及中国因维护朝鲜而在国际上带来的“负面效应”等，因而主张坚决“抛弃”朝鲜，断然否定再次“抗美援朝”的可能性。这种争论形式上和60多年前有相似之处，但立论和驳论的内容上却有了很大变化，这自然是形势发展所造成的。

当年，朝鲜半岛是“冷战”的前沿阵地，是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战略要冲”，中国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必然要支持朝鲜，反对美韩武力占领朝鲜半岛。尽管中国对朝鲜发动的民族统一战争，在时机的把握上有不同考虑，希望其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后再动手，对朝鲜的一意孤行和在战略上给中国造成的被动也颇为不满，但当朝鲜陷入败军亡国的险境时，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从国际主义大义出发，对同一阵营的兄弟党施以援手，义无反顾的进行“抗美援朝”，并为此承担了重大的民族牺牲。

现如今，“冷战”在朝鲜半岛虽然并未结束，但已经失去了阵营斗争的背景，意识形态因素也明显淡化。中国与朝鲜和韩国都是建交国，中韩经济关系远远超过中朝关系，中国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并非主要考虑其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意干预其国内政治，根本出发点在于唯有保持朝鲜的稳定，才能实现半岛稳定，进而保障中国东北边陲的和平安宁，推动东北亚的和平发展。尤其在这一地区“冷战”遗留的军事同盟不断得到强化，不仅朝鲜的安全受到威胁，中国也感受到安全忧患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做出力挺朝鲜的选择，其他因素都会退居其次。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现在中国处理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相比6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当年，中国默许甚至支持朝鲜通过民族统一战争方式来实现半岛统一，在美韩联军越过“三八线”后，中国又以“抗美援朝”方式出兵朝鲜，挽狂澜于既倒。60年后，中国则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反对南北双方用武力改变现状，既不会坐视对朝鲜的战争威胁，也不会支持朝鲜的任何挑衅行为，这是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要旨所在。至于“抗美援朝”的历史是否会重演，现在谁也无法预料，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如果有一天战火重新烧到鸭绿江边，炸弹落到中国头上，中国的安全和利益遇到严峻挑战，我想中国被迫做出反应也是在所难免的。

（本博文资料来源：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杨尚昆谈抗美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