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这篇理论札记，是20年前伊拉克战争刚结束时，笔者为研究之用所写，那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转瞬间，20年过去了，世界无疑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当年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也走上了重新发展的道路。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透过历史的硝烟，我们还是可以认识和感悟到很多有益的东西。值此伊拉克战争20周年之际，笔者将札记略作修改，发表在“博客”中，以作为对这场战争的追忆和反思。

   伊拉克战争尘埃落定，但用理性的眼光去解读和反思这场战争，可以说远没有完结。伊拉克战争是一本令人颇感沉重的“教科书”，战争前后所发生的诸多事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拨开这场战争的硝烟和迷雾，我们可以更深刻的认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战略形势、国际政治关系的特点和发展走向，可以在国际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谋划指导上，获得一些有益启迪。

一、强权政治为何能大行其道？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以强凌弱的战争。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甘冒与传统盟国决裂和断送国际反恐联盟的风险，公然绕开联合国，对一个并未对其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主权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无疑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动摇了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强权政治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充分表现。

对于美国的霸权行径，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确进行了有力的抗争，美国寻求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的企图并未得逞。然而，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美国联合英、澳等国，仍然发动了对伊战争。严酷的现实不仅打碎了世界人民“给和平一次机会”的善良愿望，同时也使联合国的权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们不禁要问，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致力于维护和平，谋求发展的情况下，为何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每每把自身的安全利益置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热衷于以武力来解决国际纷争，而国际社会面对强权政治的挑战又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以至难以遏制美国的为所欲为？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和回答。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战略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欲望空前膨胀，其实施战略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在此期间，尽管其它的“力量中心”业已显露端倪，并开始推动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但“一超多强”的战略格局实际上并未形成，因而也难以对美国实施有效的战略制衡。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为制止战争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法、俄甚至表示不惜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然而，这些抗争仅仅起到一种牵制作用，最终却未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事实表明，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制衡”，只能建立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严重失衡的战略力量之间既不可能谋求相对平等的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力量更不可能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力量进行约束和制衡。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和两大军事集团严重对峙，虽然双方剑拔弩张，危机频仍，但始终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其间先后出现的“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两个超级大国都对对方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战争一触即发，但在最后关头彼此都进行了妥协，避免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敢贸然行事，因而在相互制衡中化解了危机。这种局面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当今世界还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和美国相抗衡，只要这种力量失衡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美国推行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特征的强权政治，就不会受到强有力的制约，伊拉克战争无疑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

在世界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早已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程。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地位无疑得到很大加强，并在解决地区性冲突等问题上发挥了愈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性的国际组织机构，联合国对于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明显地感到无所适从。美国要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而对于联合国完全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美国需要联合国和联合国同时也能满足美国要求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高举联合国的大旗，取得师出有名的合法身份。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90年代的海湾战争，美国都是通过联合国授权而出兵动武的。但一旦美国不需要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时，美国就不惜绕开联合国自行其是。科索沃战争和新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即是如此。由于对伊动武未能得到联合国授权，美国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甚至放言要“改组联合国”。事实证明，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不仅不足以应对强权政治的挑战，而且因伊拉克战争亦严重动摇了其存在的基础。如果在新的世纪不能建立起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能确立联合国在制定和维护上述秩序中的权威性，国际政治体系就仍然是脆弱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效的制止强权政治的横行无忌。

美国热衷于推行强权政治并屡屡得手，除了国际社会难以对其实施有效制约的原因外，超级大国的独特地位和强大的国力、军力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近年来，“美国衰落论”曾经风行一时，似乎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在走下坡路，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今天的时代，美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水平，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对于带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方面所占有的优势，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共出动6个航母战斗群，30余艘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战舰和潜艇，400余架先进的作战飞机，7000余辆坦克和装甲战车，每天出动1000多架次飞机，先后投掷了1・8万枚精确制导炸弹，并发射了近8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透过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人们对美军借助军事革命成果，大大提升了军队作战能力的现实状况，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而这种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美国肆无忌惮的推行强权政治的重要支撑。强权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实力的增强又会为强权的运用提供更可靠的保障。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领先地位摆在突出位置，其原因就在于军事优势是保证“先发制人”战略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只有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战而胜，避免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才能真正实现“先发制人”而不为人所制的战略目的。

当然，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并非没有限度，何况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仅仅靠战争手段是难以解决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担心美国会接着对叙利亚动武，或者把朝鲜作为下一个打击目标。现在看来，这种情况近期可能性不大，至少在布什竞选连任之前不会发生。目前，美国在着手进行伊拉克重建的同时，提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国务卿鲍威尔亲自出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进行紧张的外交斡旋，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也有报道透露，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谋求改善两国关系。对于朝鲜的核危机，美国在北京“三方会谈”结束后，转入与日、韩等盟国磋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立场尚未改变。这些情况说明，美国的对外政策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使用战争手段并非唯一选择。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仍需保持必有警惕。由于美国内有强大国力军力支持，外无有效因素制衡，因而其对外政策具有了更大的选择性。当自身利益需要时，强权政治仍将会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类似伊拉克战争的情况还会重演。
                        二、“悬念”引发的沉重思考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鉴于交战双方力量悬殊，舆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然而，在战争实际进行的过程中，却产生了诸多“悬念”。其中最大的“悬念”，就是美军最为担心而许多军事评论家相信必会发生的“巴格达巷战”，最终并未成为现实。

人们惊愕的看到，美军在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占领了巴格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局面？在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之后，事实真相逐步地显露出来。这种出乎意料的结局，从根本上说是伊军在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上的失误造成的，其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对于巴格达的争夺战，美伊两国决策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双方的战略谋划和军事部署也都突出了这个重点。美军原计划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巴格达实施战略夹击，由于土耳其最终未同意美军借道的要求，因而美军只能调整原定计划，集中全力从南部方向实施进攻。美军突击部队避开伊军在南部地区设防的要点，或以少量兵力对要点进行包围，主力快速向巴格达推进，仅一周时间就兵临巴格达城下。

伊军战前部署也突出了以巴格达为核心，以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师在城市外围重点布防，并挖掘了数道沟壕，里面灌满了石油，企图以此形成多层火墙，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然而，伊军没有料到美军并未急于攻城，而是以空中力量对防守巴格达外围的共和国卫队连续进行了数天的密集轰炸。在此情况下，伊军不是尽快收缩兵力，让主力部队退守巴格达城，以图保存实力与美军在城内决战，反而让隐蔽于阵地内的部队向外围要点实施机动增援，以至近千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有生力量暴露于美军的火力打击之下，几乎损失殆尽。

也许，萨达姆自信在巴格达外围足以挫败美军的进攻；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在巴格达城内与美军打一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式的城市防御战。但不管怎样，这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已经使伊军丧失了保存实力的机会和组织有效的城市防御的条件，巴格达的陷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战争中，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通过正确的谋划运筹，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往往能变被动为主动，达到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目的，这种例证在战争史上并不鲜见。伊拉克战争尽管是一场力量不对称的战争，但伊军拥有国土防御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遗憾的是其战略指导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未能利用城市巷战的有利因素从被动中争取主动，这无疑是造成其速败的重要原因。

在伊拉克战争中，由于美军使用了大量的高技术武器，使人们误认为这仅仅是一场高度信息化的战争，军事技术优势为美军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巷战并最终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美军通过实施高强度的空地一体的火力打击，的确给伊军的有生力量造成重大杀伤，加之伊军战略决策的失误，导致美军几乎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巴格达城。但美伊双方在另一个战场上的较量，人们同样不能忽视，它对战争结局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硬杀伤”所造成的后果。

美军虽拥有武器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并在战前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城市巷战训练，但力避与伊军在巴格达城内决战，仍是其战略上的首选目标。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巷战，不仅会限制美军先进武器装备整体作战效能的发挥，而且会造成己方人员和城内居民的重大伤亡，由此带来的巨大国际国内压力，是美军难以承受的。因此，美军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作战方略，通过重金收买和心理瓦解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削弱伊军的抵抗能力，力求使巴格达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事实证明，美军的这种方略收到明显成效，伊军的许多指挥官放弃对部队的指挥，有的甚至下令部队自行解散，以至战场上随处可见被丢弃的完好无损的武器装备，大量士兵都换上便衣逃之夭夭。尤其是直接守卫巴格达的共和国特种卫队，其指挥官公然与美军就收买金额讨价还价，在达到目的后，下令部队停止抵抗，最终使巴格达城门洞开，一座历史名城顷刻沦陷。

可见，巴格达巷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美军的军事打击而夭折，而是被美军的“金钱攻势”和“心理攻势”所化解。这也说明，一支缺乏坚强领导，士气低落，抵抗意志薄弱的军队，在强敌入侵面前很难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很难抵御敌人用不同手段实施的打击，其失败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

伊拉克战争无疑是一场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在萨达姆的号召下，许多复兴社会党员踊跃参加民兵和敢死队，一些部族武装也积极投身于战场，他们在坚守某些城市要点，袭击美军的后方补给线等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农民甚至用老式步枪打下了美军先进的“阿帕齐”武装直升机。这些虽然反映出“人民战争”的某些特点，但严格地说，伊拉克战争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它并没有充分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去参加战争，并没有实现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有效配合，并没有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打击敌人。这方面的失误也是导致巴格达巷战未能发生的重要原因。

战争爆发前，萨达姆在巴格达外围部署了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师，在城内和市郊部署了共和国特种卫队，市区内还有大量的民兵进行协防。为了保证巴格达市民能够广泛参战，萨达姆下发了近200万支枪械，并储存了足够使用数月的粮食、弹药和物资。从现象上看，似有依托巴格达背水一战的愿望，这也是导致许多军事评论家坚信萨达姆将会在巴格达与美军进行决战的重要依据。然而，在战争开始后，由于未能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撤回部署在巴格达外围的主力退守城内，守城的部队又不战而降，从而失去了使用正规军进行大规模巷战的条件。

即便如此，倘若城内大量的民兵和有作战能力的居民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利用熟悉的地形与美军周旋，楼自为战，人自为战，仍可给美军造成一定伤亡。然而，此时的伊拉克领导层已经意志崩溃，无心恋战，居然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城内民众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巴格达巷战”最终成为一个落空的预言。可见，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未经决战即见胜负的战争，从“巴格达巷战”这个最大的战争“悬念”中，足以透视伊方在战略决策和指导上的诸多失误。

毋庸置言，高技术兵器在战场上的大量使用，的确改变了战场面貌，使武器装备占有优势的一方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要想达到“以劣胜优”的目的，不仅需要运用新的战略战术，而且也需要下大力改善自身的作战条件。但绝不能因此而引出“技术制胜”的结论，忽略人的因素特别是人心、士气以及战争主观指导因素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事实上，围绕巴格达的争夺战，美伊双方不仅是在进行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在进行谋略和智慧的较量。武器装备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军尚且重视“上兵伐谋”和“攻心为上”，我们也更没有理由把这场战争仅仅看作是一场军事技术因素决定胜负的战争。

三、世界面临新的威胁

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可以说是频频得手。尤其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对“先发制人”战略的首次实践，战争所取得的速战速决的结局，很可能助长其“单边主义”倾向，促使其在更多的情况下以武力干预国际事务，这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无疑构成了新的威胁。

“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从伊拉克战争情况看，这一战略在具体运用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美国的安全利益至上，只要确认对方有可能危及或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无论其是否构成现实威胁，都将会成为“先发制人”的打击目标。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公开理由是消除伊拉克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这种理由开战前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战后经过大规模的搜寻至今一无所获，但美国照样对伊实施了军事打击。可以说，美国动武的理由完全是依据自身的判断，这种滥用武力的行为无疑增大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全感。

二是公然绕开联合国和粗暴践踏国际法，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并以占领军的身份主导被占领国的重建工作。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要对某个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即便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仍会打一场师出无名的战争。这种战争可以不受国际法的制约，以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现政权为目标，并在战后扶植一个亲美的新政权。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严重弱化了联合国的作用，而且使各国共同遵循的国际法权威扫地，倘若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势必导致世界陷入新的混乱。

三是“单边主义”倾向突出，强调根据需要结盟，战略运用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可选择性。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表现，因而根本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不仅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受到传统盟国的抵制。在此情况下，美国仍然一意孤行，联合英、澳等少数国家悍然发动了战争。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国力军力，加之外部力量无力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而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可以预料，“单边主义”在美国今后实际运用“先发制人”战略的过程中，将会表现的更为突出，美国根据自身好恶以武力干预国际事务的现象也会明显增多。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已逐步上升为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威胁。“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各主要国家迅即建立起国际反恐联盟，采取联合行动，对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打击。然而，这种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良好局面，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而不复存在，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已经使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面临一种新的甚至是更大的威胁。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不仅使被其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而且其他与美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矛盾与纠葛的国家，也不能不保持必要的戒备和警惕。

    美国奉行“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一方面使战争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大，世界将会显得更加动荡不安；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确定威胁的标准完全是以自身的判断来衡量，因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否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理所当然地要把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着力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避免重蹈伊拉克的覆辙。最近，俄罗斯通过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明显加大了军队改革的力度，俄军还以美国为假想敌，举行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检验军队在与强敌对抗条件下的作战水平。俄罗斯的这种反应，是在预感到谋求共同安全的愿望有可能落空的情况下采取的必然举措，它无疑反映了许多国家的相似心态，并预示了未来国际战略形势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同时，军备发展本身就会产生连动效应，加之原有的地区性矛盾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地区性的军备竞争已见端倪。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纷纷购买或准备购买伊战中有出色表现的武器装备，某些国家甚至明确表示要吸取伊拉克的教训，拥有自己的“遏制力量”，否则不足以维护国家安全。可见，伊拉克战争已经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美国如不改变恃强凌弱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仍然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那就势必会在其他国家引发更强烈的连锁反应，未来的世界将会显得更不安宁。

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直接牵动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举动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仍然产生全局性影响。伊拉克战争向世人昭示了美国推行“先发制人”战略的严重后果，尽管美国领导人预言伊战后世界将会“更安全”，但世界多数国家却实际感受到一种新的威胁。同时，美国把伊拉克战争视为“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依靠单边力量实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仅损害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团结，而且招致了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弹。近期在车臣、沙特和摩洛哥相继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说明恐怖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并没有消除。美国要想真正推动国际反恐斗争，就必须放弃“单边主义”的错误立场，重新回到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