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上世纪50年代生人），对于曾经经历过的那个动荡年代，可以说是终身难以忘却。

对于那个年代，对于那个年代所发生的许多大事，现在还没有条件进行深入探究，或许要留给我们的后人去解决。

然而，作为曾经身处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都被时代潮流卷入其中，都有过自己不同的经历，这些难免会在记忆中打下烙印。

尤其我们这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新人，可谓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当历史进入那个年代后，又恰逢我们的少年时代，对于人生，对于社会，都处在懵懂时期，这就难免会感到不知所措，做出一些年少无知的事情来。

那时，无论是“弄潮儿”、“逍遥派”还是受到冲击者，可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若干年后，从这一代人中走出了不少栋梁之材，有的担负起重要的领导责任。

特殊年代必有特殊之事。尽管笔者那时还小，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也有一些令人难忘的经历，有些“故事”似乎值得回忆，当然这纯属个人的感受。

笔者写这样的博文，不打算发表任何议论，只想讲点“故事”，既是个人的回忆，也是与同龄人（当然也包括非同龄人）的交流，至于能否引起一些思考，那就是题外话了。

一、       风云乍起

1966年，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历史的年份。

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我所在的学校自然也不能幸免。

那年，我刚满13岁，正在读初二，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学校就开始“动”起来了。

先是老师出事了。我们素来敬重但也有些惧怕的英语老师，因“里通外国”（与海外亲戚有联系）被受到批判，接着校领导也加入到被批判的行列，学校里到处都是批判他们的“大字报”。

再后来，开始推荐到北京接受检阅的学生代表，我们班的女班长有幸成为代表，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中走了一回。

其后，开始“大串联”。我们平时比较要好的几个同学，临时组成“战斗队”，外出首选之地，就是早就向往的大上海。

我的家乡在长江边，揣着家里给的10元钱，凭着介绍信办理了免费船票，登上驶往上海的轮船，开始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远门。

到了上海，满眼都是高楼大厦，家乡那些“高楼”和这简直没法比，这也让我大开眼界。

住进“接待站”后，那些年龄大些的同学，开始到上海的一些大学去“参观学习”，我的兴趣可不在这方面，几乎天天在外滩和南京路上转悠，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玩具柜台。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好笑，那时就是个孩子，喜欢玩具是天性。经过数日选择比较，我最终挑选了一个可以发出声光的玩具飞机，把这东西带回家后，大院的小伙伴们非常羡慕，争着抢着要玩一玩。

在上海一呆就是20多天，由于学生太多，接待站办不出免费船票，我们被“困”在那里了。这期间，我时常到外面吃饭，兜里就那么点钱，所以几乎都是吃“阳春面”。这在后来也成了我的喜好，只要是吃上海“本邦菜”，少不了都会点一份“阳春面”，但昔日那种口感却始终找不回来了。

为了摆脱困境，几位同学一商量，干脆我们“徒步串联”吧，靠双脚走出大上海。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听到我们这种打算，非常高兴和支持，还专门给我们制作了一面旗帜：新长征战斗队。

那天一大早，我们打着旗帜，满怀激动的踏上征程。然而，开始还挺兴奋，越走却越觉得腿沉，这才知道“长征”并非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概走出20多里地，来到上海郊区的龙华车站，正好遇到一列路过的客车。此时，大家都不想再走了，于是扔掉打旗的竹竿，把旗帜卷起来塞进书包，跟着人流挤上车，转道南京回家了。

回到学校后，正赶上“破四旧”，有几类人已经被“入另册”，这其中也涉及到班上的同学。

班上有位女同学，身材高挑，能歌善舞，是宣传队的骨干。然而，这天到校后，却发现她被挡在教室门口，有的同学还用扫帚扔她。我不解的问同桌的同学，这才知道她家出身地主，属于“黑五类”，所以不让她进教室。

此刻，那位女同学正在教室门口哭泣，哭得非常伤心。目睹此情此景，我也感到心酸，眼眶不由得湿润了。这是怎么了？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怎么就变成了水火不容的仇人？

多年后，同班同学聚会，那位人到中年的女同学，已经担任了某医院的党委书记。在聚会上，她满怀深情的朗诵了一首诗，回忆当年的同学之情，以往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已然消逝在默默流淌的时间长河里。

二、我也当上了“司令”

学校停课了，大院的孩子都在家里闲玩。

有人提议，不如我们也成立个“战斗队”吧，也闹一回“革命”。

小伙伴们纷纷赞同。大家经过商议，决定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并且推举我当“司令”。

在那帮半大的孩子中，我年龄稍大些，平时就带着大伙崩弹球、斗蟋蟀，是他们的“大哥”，这次成立“战斗队”，我自然要当这个“头”。

那年月，满世界都是“司令”，没想到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当我们把这种想法告诉大院机关后，得到的答复是：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行动。

随后，机关给了我们一间办公室，帮我们制作了旗帜和袖标，刻制了公章，并且发给我们钢板、蜡纸和油印机（这样的“老物件”，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少不了的东西。

我和小伙伴们拿着那枚公章，别提有多高兴，要知道，这可是“印把子”啊！

“战斗队”成立后，我们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在大院门口“站岗放哨”。

那时，省里下来的“工作组”，有些人就住在大院内的“小红楼”（原为接待苏联专家所建），机关交给我们一项任务：站岗放哨，保证他们的安全。

为了完成好这项“光荣任务”，我们找来木棍，把它削尖，绑上红布条，这就成了“红缨枪”。

每天，都有两名小伙伴手持“红缨枪”，在大院门口“站岗”，一个小时后“换岗”。他们虽然不查“路条”，但会盘问陌生人，头一次担负这样的任务，我们显得很兴奋，当然也格外负责。

没过多长时间，“上边”通知我们：任务解除。后来一打听，原来是“工作组”撤走了，这也就用不着我们再“站岗放哨”了。

第二，贴“标语”，撒“传单”。

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很普遍，我们也没少干。

外出贴“标语”时，我们抱着一卷纸（有时是废报纸），拿着排笔和装满墨汁的小桶，带上用家里面粉制成的“浆糊”，一帮孩子就呼呼啦啦的涌上街头。

小伙伴中有字写得好的，别人一边贴纸，他就用排笔一边写字，“大标语”的内容也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那些“流行”的口号。

过路的行人常常停下来，看我们这帮孩子都写些啥，但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嗯，这孩子字写得不错”。

撒“传单”就更有意思。

我们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字，内容都是从各种“小报”上抄来的东西，再把刻好的蜡纸铺在油印机上，用手推动蘸满油墨的滚轮，一份份“传单”就这样印出来了。

大家把“传单”一张张叠好，装在书包里，兴高采烈的走出大院，专挑那些人多的地方，悄悄爬到大楼的顶层。

站在大楼顶层的平台上，我们从书包里掏出“传单”，一抬手把“传单”撒出去，那些五颜六色的纸片飞落在空中，如同雪花般向下飘去。

那个年代，“抢传单”也是一种时髦，甭管内容是啥，先“抢”来看看再说。

眼见大楼下的人群朝着飘下的“传单”蜂拥而来，争先恐后的抢着那些“传单”，我们也情不自禁的欢呼跳跃，那可是小伙伴们最开心的时候！

第三，建立“广播站”。

那个年代，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时常都会听到高音喇叭声。

这种声音有的来自放置在高楼上的大喇叭，有的来自各个组织的“宣传车”上的车载喇叭，都是在想方设法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受此影响，我们也有了建立“广播站”的念头。

上哪去找扩音设备呢？有的小伙伴提供“情报”，离我们不远的一家单位就有这些设备，但人家可能不愿给。

经过商量，我们打算“先礼后兵”，用我们自己的公章开出“介绍信”，派出几个能说会道的小伙伴，前往那家单位“谈判”，争取能把设备借出来。

然而，谈判没有成功。兴许是人家自己要用，也可能是看到去的是几个孩子，压根没当一回事。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合计，既然借不到，那就想办法“巧取”吧。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正好赶上下雨，我们悄没声的溜进那个单位，趁着夜黑风高，把那套扩音设备给“顺”了回来。大家虽然浑身都淋湿了，但看到摆放在办公室内的全套设备，既紧张，又兴奋，我们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广播站”了！

这样的事情，要是放在现在，那可是摊上“大事”了，但在那个年代，这属于“革命行动”，而且非常普遍。

然而，我们的高兴劲还没有过去，那个单位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发现扩音设备丢了，不用想就猜到是前几天来“借”设备的那帮孩子干的，一番打听后，找到了我们的“司令部”。

来的人很客气，首先表明理解“革命小将”的行动，同时说明这套设备他们真的需要用，同时建议我们到市里最大的商店，利用那里的扩音设备，开设广播站，他们也可以出面帮我们联系。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加上对方态度很诚恳，我们也就答应了，恋恋不舍的看着来人搬走了那些设备。

没过几天，我们在大商店内的广播站正式开播了，取名为“东方红广播站”。小伙伴中指定了几个口齿清楚，“普通话”说得较好的担任“播音员”，每次播音前都有这样一句话：“这里是东方红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

至于“广播站”播放的内容，无非都是报纸上的东西，但这也的确满足了我们当时的“宣传”愿望，每次播音结束心里都是美滋滋的。

就在我们忙着在大院里“闹革命”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那场运动的风暴，开始从学校蔓延到机关，大院里也不安宁了。家里人很严厉的对我说：别在大院折腾了，还是回学校去吧。

迫于家里的压力，我和小伙伴们无奈的交回了办公室，解散了“战斗队”，我这个“司令”也就算当到头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