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失信仰，这是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由此带来的离心离德和民族凝聚力的削弱，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障碍，也是国人深感忧虑的问题。

在过去的年代，中国人习惯于“一个头脑”思考，社会也强调“一个主义”和“舆论一律”，这固然造成很大的弊端，但也形成万众一心的政治局面。社会发展规律即是如此，不同时代的统治思想，亦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无论哪个阶级执掌政权，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世界，这自然也离不开“统一思想”和“统一信仰”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选择了变革，而解放思想则是变革的先声。如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变革一样，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这场变革，在除旧布新过程中，同样产生了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思潮。以往的“精神偶像”不再“神圣”，以往的“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究竟是“继承和发展”它们，还是用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们，人们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分歧，中国人原有的“精神大厦”也随之坍塌。

毋庸置疑，在党和国家层面，始终把改革视为一种“自我完善”，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不仅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的中国，正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更加注重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政治氛围，这些都是在致力于重新构建新的“精神大厦”，以图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更好的凝聚起来。

然而，在社会变革中打破一些东西很容易，要再造一些东西则很难，重构“精神大厦”同样如此。就中国民众而言，“个人崇拜”已成过往，“主义”的高深道理并非世人都能明白，他们更多的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以及那些带领他们实践“主义”的人所展示的形象，去判断“主义”的真伪，去寻求和确立自己的信仰。在此情况下，民众自然成为各种思想争取的对象，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形成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更为重要的是，“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东西，自然归于“上层建筑”范畴，而经济基础则从根本上决定并影响上层建筑。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形式，非公有经济业已占有相当比重，并且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上的“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必然“西化”，但思想难免要走向“多元化”，以往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法，显然行不通。尤其是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追求思想“开放性”的要求也会日益强烈，“统一思想”和“统一信仰”自然勉为其难。

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重构“精神大厦”，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决定了构建“精神大厦”必须区分层次，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特点，采取有区别对待的办法。

这个“大厦”的基础层，应该以执政党的队伍和各级政府官员为主体，他们既然担负着“三个代表”的历史重任，在带头实践“主义”和率先垂范追求理想方面，自然责无旁贷。真信而不是假信马克思主义，真心实意而不是三心二意甚或假心假意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是对这个群体的基本要求。在今天的时代，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锋队”，这个群体能否带头坚定信仰，能否身体力行的带领民众去实践“主义”，并且义无反顾的与“权力异化”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将决定着能否重构“精神大厦”的成败，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和发展。

这个“大厦”的中间层，是包括广大工人、农民、企业家、商人在内“普罗大众”，他们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要求其“弄通马克思主义”，这个群体只要确立爱国信念，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坚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那就是非常实际的“信仰”，也是执政党得以带领他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个群体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的政治稳定就有了可靠保证，中国的未来就会大有希望。

这个“大厦”的顶层，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中产阶级，这是时下中国最活跃的社会阶层。他们往往并不满足于物质方面的享受，而是追求精神方面的生活。在这个群体之中，信奉马克思主义者有之，热衷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者有之，青睐西方思想和文化者也有之，思想和信仰的多元化，在他们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这个群体的思想追求，不能刻意为之，引导往往胜于简单的“防堵”。只要不是危害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思想和言论，尽可以为他们创造一种宽松的氛围，也应当允许他们在信仰方面各有所求。

中国在思想和信仰方面的“多元化”，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现实国情。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大厦”，必须着眼这个实际，否则就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带来一厢情愿的结果。当然，“多元化”并非没有主体，“精神大厦”的“基础层”就是主要的支撑，也反映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观”。能否影响和带动“中间层”逐步接受执政党的“主义”和“信仰”，同时又注意引导和发挥来自“顶层”的积极因素，这是重构“精神大厦”的要义所在，也是重新增强我们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