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的理论和实践追求，在今天的条件下仍具有重大意义。

一、毛泽东的探索与实践

历史上，毛泽东与王明之流的长期斗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中国是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场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明之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存在什么“中国化”或其它什么“国家化”的问题，因而主张照搬照套，并且把毛泽东提出的主张称之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王明、博古等人，仿效欧洲革命那一套，重视城市而忽视农村，热心于攻打大城市，试图夺取“一省和数省的胜利”，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坚持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寻求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

毛泽东先后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三大法宝”；以及坚持持久战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黑暗中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光明的道路，所以能够团结全党和带领中国人命，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适时提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通过在农村实行合作化，在城市采取公私合营等政策，逐步完成了对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所有这些，同样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探索，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对于以上这些探索和实践，历史已经作出证明，人们也没有太大的争论。但对上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和做法，则存在很大非议，甚至试图根本否定。

其一，关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好办法，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新探索。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对党充满感情和信任，毛泽东一声令下，亿万群众都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那时的中国可谓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心要“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应该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是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是在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这一时期的成绩不容抹杀，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是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并且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也要看到，“冒进”的问题确实存在，客观上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以致难以承受自然灾害的压力，并且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一定损失。对此，毛泽东也作出了反省，认为搞得急了一些，对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足够认识，并且据此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在国民经济发展上该退的也要退够。

其二，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对此看得很重，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此事虽然反对的人很多，但毛泽东至死不悔，并且留待历史去评说。

毛泽东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信继续革命学说，坚信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告诫全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这种理念，不仅是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而且来自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他对苏联赫鲁晓夫的做法很不满，认为是搞修正主义，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内主张“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倾向也很警觉，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正是由于这种理念和这种判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要通过继续革命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这种“继续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举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探索。

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所设想的一年开张，两年见眉目，三年收尾的“文革”，在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的利用下，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失控局面，其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决非毛泽东的初衷，他把“文革”三七开，也正是看到了这种负面效应。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以及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毕生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都在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操劳，都在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断探索。期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也为后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留下继承、借鉴和反思，因而也是一笔厚重的政治遗产。

二、邓小平的开拓与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刻影响世界变化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当年，随着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峻挑战，陷入令人窒息的低潮，而西方世界则为此欢呼雀跃，肆意渲染社会主义的“大失败”。

在中国，由于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顶住国际压力，使社会主义事业经受考验、继往开来，无疑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改革开放，决心在重重困难的内外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改革开放之初，即遇到一个严重考验：中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开创的事业，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探寻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途径；还是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搞“全盘西化”，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内。

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着眼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和国内出现的思想混乱，果断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肯定毛泽东思想依然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并明确提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扭转了一度出现的思想混乱局面，也为继往开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功不可没。

第二，毫不动摇的开展“反对自由化”的斗争，成功打退了来自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这场斗争可谓波澜起伏甚至惊心动魄，尤其是在西方敌对势力挑动下掀起的“政治风波”，更是让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考验，党的两任领导人也先后在这个问题上跌了跟头。然而，我们党最终还是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中国不仅没有乱，而且顺利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对此，邓小平无疑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方针，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作出了新的成功的探索。诸如所有制的多样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胆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以及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当超级大国等。这些思想和方针，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疑起到重要作用，邓小平被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谓名副其实。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提出并由我们党逐步完善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对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特别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确有很多地方不相符，所以至今仍有非议，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做些分析。

其一，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他们并没有来得及亲身实践，使这一理论首先变为现实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然而，列宁过早去世，他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一个雏型，斯大林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未竟事业，但他搞的苏联模式，后期陷入僵化，中国仿照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社会主义已有的实践经验，并非是最合理、最完善甚至是“最终”的经验，一切新的探索都是积极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其二，坚持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完全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也必须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情况的不同，因而完全照搬原理也是不可取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虽然采取了多种所有制方式，鼓励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但没有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方式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意是要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中间发生的两极分化问题虽不容忽视，但不能将其与“剥削制度”等同起来；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很大影响，但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仍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对此不能一概否定。

其三，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有些“硬条件”并未具备，因而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的、有益的东西，必然成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诸如，重视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遵守相应规则等，都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

当然，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新条件下的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两条底线决不能逾越，否则就谈不上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谈不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决不能改变。现在虽然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但仍要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只能做强做大，而决不能让别的所有制形式所取代。与此相适应的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决不能搞什么“轮流坐庄”的多党制，这是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情，我们始终要保持高度清醒。

二是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决不能改变。搞社会主义尽管不是谋求绝对平均主义，但两极分化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也决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特征。邓小平主张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同时也告诫我们，如果形成两极分化，那就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失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解决好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遭受重大挫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30多年，其成就是巨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果，也是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和发展。现在，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我们又踏上新的征途，如何总结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篇大文章，将有待于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三、新形势下面临的主要任务

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为之追求的伟大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所在。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不忘初心”的呐喊，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号召，这进一步反映出中国将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守为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的政治信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是要通过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不断迈进。

在这场新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不仅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要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这是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

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也进行了30多年，现在是需要也应该认真总结的时候了。

有些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关键在于中国搞得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就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就谈不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结和提高。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195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针对这次会议发表的《宣言》，毛泽东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

毛泽东的讲话大有深意。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言，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基本原理虽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并指出了事物发展（诸如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模式，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

搞社会主义同样如此。你能说苏联搞的社会主义，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前搞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完美甚至是“终极”社会主义？显然不能这样说。毛泽东当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也反复强调对这个问题还不熟悉，还没有找到规律，还没有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可见，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试验远未终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也远未完成，因而对社会主义任何探索和试验的成果，都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要随意加以否定。

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实践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能管多长时间？起码能管30年。什么时候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开始向中级阶段过渡和发展，新的实践对新的理论又会提出相应要求。

尽管如此，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需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暴露出的重大问题，更须适时加以纠偏、纠错，防止其造成全局性影响，避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化。

在这方面，有四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第一，要毫不动摇、持之以恒的加强从严治党，坚决消除腐败产生的恶劣影响，保证我们党始终拥有很高的执政信誉和很强的领导力。在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一百年也不能动摇。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同样显得重要，如果党的肌体被彻底腐蚀了，党内腐败诱发社会上产生新的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我们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依靠和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打不倒我们，而我们却会被自己所打倒，这自然也就不可能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乎”的历史周期律。

第二，要适时调整所有制形式，加强对市场的必要管控，坚决反对全盘私有化和一切由市场调节的无序行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要求全面推行股份制，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危险。“国进民退”虽然要因时因地灵活实施，但决不能搞彻底的私有化，否则就会导致公有制名存实亡，动摇我们的社会根基。同时，一味强调市场调节已经带来严重后果，楼市的屡次失控，重复建设造成的巨大浪费，盲目海外投资收购造成的巨额损失等，都需要我们警醒，并高度重视宏观计划性和加强国家调控能力问题。

第三，要下决心缩小贫富差距，遏制两极分化势头，防止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强大了，人民富裕了，但分配上的失衡也不容忽视。“富二代”和“穷二代”的产生，说明两极分化问题严重存在，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这与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当前，我们党已经打响扶贫攻坚战，力争五年内消除贫困，这里的关键是把工作做扎实，五年后要实现真脱贫而决不能搞假脱贫，否则就无法向人民交代。同时，要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加强调节，防止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在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全党必须形成更强烈的共识。

第四，要采取切实可行办法，逐步搬掉“新三座大山”，让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真正认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年，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成为困扰民生的老大难问题，人民群众将其称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这种疾苦和诉求，必须为我们党所高度重视，并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用28年时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现在，我们再用十年、二十年时间搬掉“新三座大山”行不行？这是人民所盼望的，理所当然也应成为我们党的使命，并且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办好这件事情。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已经取得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巨大成就，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同时也要将其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事业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大有希望的，不可战胜的，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