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加速推进。

解决尚有5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战，业已正式打响。

这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两件大事”，其对外部安全环境的稳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却发生了新的变化。

南海出现新的动荡，尤其“南海仲裁案”引起的风波，导致中国与美日菲的矛盾更加尖锐，中美在南海的抗衡也趋于激烈。

美韩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由此造成了中韩关系的复杂化。

台湾新领导人至今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开始进入冷冻状态，台湾海峡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上述这些情况，预示着中国周边安全很可能出现新的变局，这对中国致力于办好“两件大事”，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内要求做出相应战略调整的呼声，也频繁见诸于报端。

有人主张，中国在南海应不惜一战。甚至宣称，即便中国牺牲10亿人（这当然是指中美之间打一场核战争），剩下3亿也仍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也有人主张，中国应对韩国实施全面制裁，同时要通过恢复中朝关系，对美韩加以制衡。

还有人主张，大陆要重新加强对台军事压力，在东南沿海实施“导弹威慑”，决不能让蔡英文走得过远。

这些看法，未必就是中国的“主流民意”，也并非代表官方的意见，但其反映出一种倾向：即应对周边安全变局，中国必须做出战略调整，甚至是根本性调整。

诚然，顺应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战略，这是战略谋划和运作的客观规律。但是，任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都必须是全局性的，而不能为局部性的变化所左右，这又是战略运筹的根本要求。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周边的安全变局，尽管变化幅度较大，出现了许多重大安全问题，但还没有发展到全局性的程度。中国在战略上做出部分调整，也许是需要的，而做出根本性调整则并非客观情况所需，同时也必须十分审慎。

就南海安全形势而言，目前各方的斗争重点依然在政治、外交和法理交锋领域，军事斗争并未上升到主导地位。中美虽然在南海都亮出了精兵利器，甚至在海上摆下“擂台”，但形势并没有失控。中国不怕在南海打仗，同时又力求避免在南海打仗，中美如果在南海爆发战争，对地区和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只要美日菲不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仍然是中国的基本方针。

在朝鲜半岛，美韩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名义上是对付朝鲜的导弹威胁，实质上却是冲着中俄，因而打破了东北亚的战略平衡。对此，中国不能不做出必要的强烈反应，中韩关系出现倒退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韩国尚未在中美之间“一边倒”，中韩关系也没有走到对抗和破裂的地步，坚持与朝韩发展平衡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依然是中国的基本政策，否则只会促使美韩同盟的进一步加强。

在两岸关系方面，蔡英文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并没有超出事先预料，台湾海峡注定要出现新的风波。但要看到，美国并没有改变反对“台独”的立场，台湾当局虽然不承认“九二共识”，但也不敢公开打出“台独”的旗帜，不敢踩踏大陆的政治“底线”，这是岛内政治形势的基本面。在此情况下，大陆不会轻易改变和平统一方针，也不会主动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如若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相互隔绝和对抗的状态，无疑会使多年来和平合作的努力毁于一旦。

总之，对中国周边的安全变局，我们既要有充分的认识，有妥善的应对办法，同时又不要将其过分夸大，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尤其是在战略调整方面，更需非常审慎，决不能让稳定周边的政策出现大的摇摆，更不能因决策的失误导致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出现大的动荡。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件事情。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毛泽东确定了“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作战方针。前线指挥员询问：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许还击。

这是毛泽东“惧怕”美国人吗？显然不是。他在朝鲜战场敢于用“手榴弹”与拥有原子弹的美国人较量，足见他决不惧怕任何强大的敌人。在炮击金门作战中，毛泽东一反过去的做法，则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运用，也是从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而采取的灵活应对举措。

面对今天的形势，我们无疑需要学习和领悟老一辈领导人高超的斗争艺术，把战略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不当“宋襄公”，也不做“鲁智深”，由此才能有理、有利、有节的开展斗争，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

今后的五到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能否办好前述的“两件大事”，对中国顺利转型和走向强盛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既要正确认识和判断周边安全形势已经或将会发生的变化，同时又要通过消弭争端和化解危机去积极影响形势的变化。

继续争取有利的战略机遇期，继续保持周边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这是当前中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我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很好的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