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某天深夜，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突然带人来到邓小平的住所，悄悄把他接到北京南城的一处地点安顿下来。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授意的，目的是要保护邓小平的安全，使他免遭可能受到的冲击。

此时，“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江青一伙企图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图谋，虽然因毛泽东的反对而没有得逞，但谁能保证“揪邓”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果断采取保护邓小平的举措，不能不说是大有深意，也是毛泽东晚年埋下的最大政治“伏笔”。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可以说是情难割舍。尽管邓小平搞整顿，被江青一伙诬蔑为“右倾翻案”，毛泽东让邓组织起草决议，对“文革”加以肯定，也遭到邓的婉拒，但毛泽东对他还是放不下，虽然再次将他“打倒”，却又尽力保护起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在选定接班人问题上，可谓费尽心思，尤其是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对此更为重视和谨慎。进入毛泽东视野的“接班人”，前前后后有好几个，但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刘少奇堪称是党内接班的第一人。但这里有一个客观情况，那就是中共历史上形成的所谓“苏区党”和“白区党”的现实情况，这对党内的政治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少奇作为“白区党”的代表，理所当然进入了领导层，毛泽东长期信任并倚重刘少奇也是不容置疑的，刘接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毛、刘后来因政治分歧的积累和最终白热化，导致这种接班的安排被改变。

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开始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后来毛泽东敢于放手发动“文革”，也是因为得到林彪的支持，林由此获得“副统帅”的地位。从现象上看，林彪似乎理所当然的将成为接班人，“九大”通过的党章甚至公开写上了这一条，但这并非毛泽东的真实意愿。毛历来认为林的身体不好，难当大任，而林彪集团1971年在庐山会议上的发难，最终决定了毛、林分道扬镳的结局。

王洪文接班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认为此人当过兵，当过工人，又是在“文革”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造反领袖”，因而对他寄予厚望。但王洪文太不争气，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让他多读点书，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王洪文对此却没有任何兴趣，整天无所事事，晚上经常打牌和看录像到深夜，以致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竟然睡着了，搞得毛泽东大为恼火，也对他大失所望，所以王洪文的昙花一现也是必然结果。

张春桥也是毛泽东看好的人。此人虽然不苟言笑，但心机很深，政治上善于跟风，尤其是笔杆子很强，其撰写的文章很为毛泽东所赏识。“文革”开始后，张春桥以上海为“根据地”，率先发起夺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其在“中央文革”内也扮演着核心人物的角色，主导着当时中国的思想舆论工作。张在文风上很注意效仿毛泽东，写文章简明生动，不像姚文元写的东西枯涩难懂，因而很受毛泽东青睐。据说，有一次毛泽东与林彪谈到接班的事情，毛说你的身体不好，今后能否接班是个问题，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啊？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林彪表个态，这样张春桥就会得到军队支持，不料林彪半天没有吭气，后来居然一言不发，撇下毛泽东独自起身走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让张春桥担任了总政主任的要职，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是一种备选方案。

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也在事实上成为接班人，但其临危受命的色彩很浓，毛泽东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而是让华国锋接班，这是一个重大而英明的决定。然而，毛泽东虽然给华国锋写下“你办事，我放心”，但却始终认为华“厚重少文”，而且“满脑子都是农业”，今后能否站得住，毛泽东也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他安排自己信任的汪东兴辅助华国锋，临终前又对叶剑英作出无言的暗示，希望他能当历史上复兴汉室的“周勃”。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对自己的“身后事”的安排，也只能是如此了。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邓小平。毛泽东对邓小平念念不忘的有三件事：一是当年在苏区被打成“毛派”人物，受到王明一伙的迫害和打击；二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三是在“反修”斗争中立场坚定，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始终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曾说：你看到那个小个子吗？他前途无量，足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三次安排邓小平直接辅助自己担当重任。第一次是筹划“大跃进”，毛泽东明确批示：我为主帅，邓为副帅，其地位已经超过刘少奇；第二次是因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挂帅的书记处，接替国务院的大部分工作，但由于邓小平明确表态“我不能做此事”，因而只好作罢，这也足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倚重；第三次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放手让邓主持中央工作，将党政军大权集于邓一身，足见毛泽东有意让邓接班之心的真切。遗憾的是，在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上，邓小平坚持不让步，这也使得毛泽东最终心灰意冷，不得不另做打算。

即便如此，毛泽东在当时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仍然采取措施保护了邓小平。这是出于感情而为之，还是出于深谋远虑而“雪藏”邓小平，我们自然难以揣测毛泽东当时的所思所想。但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却为邓小平日后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也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留下一个“核心”，更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保留了一位“总设计师”。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毕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驱逐日寇，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另一件事是发动“文革”，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现在看来，毛泽东应该说是做了“三件事”，这最后的一件事就是采取多种安排，解决接班人问题。特别是晚年保护了邓小平，使其最终能够再次复出，保证党和国家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使中国不仅避免了类似前苏联那样的动乱，而且走上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上，对于邓小平始终不改初心，特别是晚年通过保护邓小平，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平稳过渡埋下重大政治“伏笔”，对此我们无疑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毛泽东的这一历史功绩，也理应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