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兵援朝，起初也做好了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的准备，按照彭德怀的话说，即便打烂了，无非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迟了几年。

出兵朝鲜之前，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也对战争可能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然而，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美国并没有做出全面对抗的反应。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开始判断中国不会出兵，所以并未做相应准备；二是在第一次战役后，尽管“联合国军”被赶到清川江以南，但麦克阿瑟仍然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兵力不过几万人，因而并未改变其盲目北进的计划。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战役期间。此时，美国对朝鲜战场形势有了新的判断，也基本搞清了中国出兵的规模和意图，所以迅速提出了新的应对之策。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在此后不久的12月3日，麦克阿瑟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4点建议：一是封锁中国海岸；二是动用海军和空军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是派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四是发动台湾国民党军对大陆实施钳制性进攻。

12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紧急备战指示，强调由于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中美全面战争一触即发，要求美军各部“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态势”。

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行使总统战时权力，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以上这些紧锣密鼓的举措，足以证明美国开始着手准备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美国也相信这些举措将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压力。

然而，这次美国人的判断又失误了。当毛泽东、周恩来从作战部门得到这些情报时，他们并没有感到紧张，反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把那些情报资料随手一掷，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的对手实在不够高明，又来玩这老一套把戏。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周恩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决不是铁板一块，杜鲁门真的要打核战争，恐怕他的伙伴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合作的。”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同毛泽东、周恩来所料，美国的战争讹诈政策没有吓倒中国，却吓坏了它的盟友。

杜鲁门的声明刚一发表，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就慌忙跑到美国，在与杜鲁门的会谈中，他表明了英国及西欧其他盟国的态度，即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

在不久后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许多国家也对美国意图扩大战争的政策表示不满，会上吵得不可开交，有13国要求立即在朝鲜实现停火，并通过了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

盟友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杜鲁门公开向艾德礼保证：“美国不打算使用原子弹”。对于麦克阿瑟的那4条建议，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表示不会采用。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次战役却并未停止，不仅收复了平壤，而且将“联合国军”赶过了“三八线”，基本上恢复了朝鲜原有的国土。

在这之后，抗美援朝战争历经第三次、第四次战役，交战双方经过拉锯式争夺，美军虽然再次进抵“三八线”附近，但美国政府已经确定谋求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并对麦克阿瑟做出了相关指示。

然而，骄横的麦克阿瑟并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坚持另搞一套。他不仅要求美国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取消对自己的“军事限制”，而且擅自发表声明，扬言要把战争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陆上基地，使中国面临“军事溃败的危险”。

对于麦克阿瑟的狂妄之举，美国政府首脑和西方盟国感到吃惊和愤怒，最终促使杜鲁门做出决定：以突然发表公开广播消息的方式，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这位曾经目空一切的美国五星上将，数日后从东京黯然回国。

至此，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较量，被限定在局部战争的范围内，双方随后展开了一场漫长的谈谈打打、边谈边打的斗争。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对于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美国并非没有考虑，中国也有所准备，但双方的全面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主要是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其一，美国的盟国不愿意扩大战争，更不想打核战争。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打的是联合国旗号，使用的是“联合国军”名称，英法等主要盟国虽然都加入了“联合国军”，但明确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政策，这就使得美国陷入孤立，也不愿因此搞僵与盟国的关系，这是促使其放弃扩大战争政策的直接原因。

其二，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可能因朝鲜战争而深陷远东泥潭。尽管美国把朝鲜半岛视为两个阵营斗争的“前哨阵地”，但它并没有忘记欧洲才是重点，苏联才是主要对手，因而不愿轻易扩大中美之间的冲突，以致影响到欧洲的战略稳定。正如丘吉尔所言：“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最大的危险仍然在欧洲，我们必须弥补欧洲前线可怕的防御缺陷。”

其三，美国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准备，也没有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长远战略考虑。在介入朝鲜战争、其后又大举越过“三八线”时，美国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不会出兵，而当中国出兵援朝并使美军陷入战场被动后，美国的战略反应则带有很大被动性，同时恐吓的因素居多。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对不能扩大战争的理由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到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中。”这番话后来在引用时虽有误解，但也说明了美国决策层对于扩大战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确有很大顾虑。

总之，中美没有因为朝鲜战争而走向全面对抗，政治、外交和战略因素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而“局部战争”这种特定的战争形态，自朝鲜战争后，成为“冷战”时代局部“热战”的代名词，也贯穿于两大阵营和其后两个超级大国斗争的始终。

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是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局部对抗，这种对抗既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即两大阵营与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时也具有大国为各自的盟友而交战的特征。这样的情况，以后又出现在越南。越南战争以及抗美援越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与朝鲜半岛发生的事情很相似，只不过美国始终没有越过“十七度线”，没有将地面作战扩大到“北越”的国土，中美也因此避免了在地面战场的再度交手。

历史发展到今天，“冷战”早已结束，但“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的说法，至今依然不绝于耳。展望未来，中美两国会爆发战争吗？这场战争将会是一场全面战争，还是局部军事冲突？对于这样的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家们都在思考，而外界对此有关的预测和评论也比比皆是。

应该看到，当年在抗美援朝战争（包括以后的抗美援越战争）中，影响和制约中美全面冲突的那些因素，虽然有些发生了变化，但至今依然在起作用：美国的主要盟国（也许日本除外），并不希望看到中美发生全面对抗；美国尽管实施战略东移，推动“亚太再平衡”，但欧洲并不太平，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导致美俄关系的恶化，对美国有很大牵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制定了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计划，其主要立足于遏制中国的战略并未改变。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不存在领土要求，不存在全面入侵中国的战略欲望和企图，更不可能寻求“军事占领”中国。况且中美早已建交，意识形态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影响明显淡化，双方的经济关系则日益密切，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更加深入。中美两国没有直接的、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甚至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或者说基本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中美爆发局部冲突的危险性，从长远看并不能排除。这主要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不愿放弃霸权政策，总想在世界上“管事”，总想为盟友“出头”，这就难免会在涉及中国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导致中美发生碰撞，并引发双方的军事冲突；二是美国始终把中国视为“挑战者”，担心中国挑战其海上霸权或世界霸权，所以遇事就想着要压中国一头，由此造成的磨擦很可能不仅仅是“擦枪走火”，搞不好就会上升为局部冲突。

中美有可能发生局部冲突的地方，主要还是在东亚，在中国的“家门口”。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东海、南海这四个地方，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新发生的问题，其间与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同时也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如果对这些地方的问题处理不好，对危机的爆发缺乏必要管控，中美之间引发局部冲突的风险就会很大。

尽管如此，中美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局部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只要双方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益，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和长远利益考虑问题，彼此关照对方的重大安全关切，采取必要可行的管控措施，就足以把双方的磨擦置于可控范围，防止因失控导致危机的不断升级，甚至引发局部冲突。在此问题上，中美业已发生的南海磨擦，将会成为双方的重大考验，也会预示中美在处理危机与冲突方面的未来前景。

有句格言说得好：聪明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然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被绊倒过一次，其后又在越南战争中被绊倒过一次，东亚的这块“石头”给美国留下很深的教训，美国人对自己以往愚蠢的做法也做出了沉重反思。今天，美国的决策者能否吸取历史教训，使自己变得明智和聪明起来，这对美国人的战略智慧的确是个很大考验，中国乐见美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注：本文资料来源于《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