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拉开帷幕。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出席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无疑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并需要合力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快了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不仅严重破环了环境，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所以，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责任。

然而，时下的“减排”问题，已经演化成一场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断施压的国际斗争。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对其多年来造成的“温室效应”，如今却要发展中国家和他们按照同样的标准“埋单”，这显然是有失公理的，而且也是经济强权主义的表现。

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许多国家都公布了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美国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欧盟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日本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中国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45％，印度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25％。

由上可见，在当今世界的“排放大户”中，发达国家的“减排”标准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接近，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即便如此，美欧等国仍不满意，并准备在会议上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继续施压，这方面的斗争正未有穷期。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催生新的“碳殖民主义”。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排放、高污染企业方式，转嫁温室气体排放压力，而且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指标”，剥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力，并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

以中国为例，作为一个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工业化文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但是，中国的“高碳产品”并非都由中国自己消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约30％是转移排放，实际上为许多发达国家承担了排放压力。

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众多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因为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排放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碳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

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它说明西方的“碳殖民主义”，正在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大行其道，不仅通过转移高排放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生产高耗能产品，同时又不断要求其提高减排标准，削弱甚至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而且通过交易和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权”，保持自己的高排放率并从金融衍生产品中获取高额利润。

作为世界顶级气候学家、最早提出全球变暖问题的科学家之一，素有“气候教父”之称的詹姆斯・汉森，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曾经说出惊人之语。他断言，哥本哈根大会注定要失败，而且这次大会本身就是一场灾难。詹姆斯・汉森的悲观态度，来源于他对“排放交易机制”的担心和愤慨。他认为，“他们只是在纵容买卖，发达国家想要维持自己现在的生产水平，因此他们打算只花很少一部分钱从发展中国家手中购买排放量限额。”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也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在“减排”问题上维护自身的经济发展权力，而且要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不能长期作为“加工场”而承受高碳经济之重。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任重道远，但这是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反对和抵御西方的“碳殖民主义”，自然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