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核聚变造成的核能释放，会形成令人惊愕的超级能量，并对社会生产力和战争力带来巨大影响。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的强大力量。因此，人的因素得以调动和发挥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的能动性的释放程度，对社会发展影响甚大。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道：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而这种飞跃正是与社会生产力的三次“大释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极大提高，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和发展，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物质成果。

第一次大释放：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村走上集体化道路，在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实行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二是通过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逐步形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造就了一支几千万人的产业工人队伍。

这两件大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开天辟地，影响深远。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充满了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长期压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前所未有的迸发出来，改天换地的热情和斗志空前高涨，短短几年时间，就让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以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949年到1959年，这是新中国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的基本“家底”，都是在这个时期积累的。这十年，几亿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大炼钢铁、大修铁路、大兴水利，大搞技术革新，使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开始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中国人的自主创造也不胜枚举。

从武汉长江大桥、北京“十大建筑”，到“解放”、“红旗”汽车，以及“永久”、“凤凰”、“蜜蜂”、“熊猫”这些中国人至今耳熟能详的日用品，中国无论在粮食、工业产品和日用品方面，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其后的“两弹一星”，更是表明中国的国防科技水平走到世界的前列。

对于第一次“大释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肯定，没有这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没有基础。

当然也要看到，在这之后经济体制陷入僵化，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的冒进和超前，尤其是自“庐山会议”后政治运动不断，直至演化到“文革”，造成社会政治生活的长期动荡，这些都对第一次“大释放”成果带来严重破坏，中国人的能动作用受到严重压抑，新的释放需求迫切的提上中国的发展议程。

第二次“大释放”：改革开放30年。

自1979年发端的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第二次“大释放”，思想解放运动和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之风，迅猛吹遍神州大地，使中国迎来又一个大发展的春天。

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面对内外双重压力，不改革真的是死路一条。

在国内，十年动乱已经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经济发展停滞，各种物资匮乏，许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已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毛泽东在得知这样的情景后，一边吃着卫士们从家乡带回来的糠菜饼子，一边流着泪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疑问，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都存在，也都在寻求正确答案。

在国外，苏东巨变引发一系列国家的社会动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居然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西方国家用“大失败”来归结这种景况，社会主义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面对这样的双重压力，中国义无反顾的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并着手抓了三件大事情：一是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大胆向前闯；二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优先解决好“吃饭”问题，于是有了“要吃粮，找某某；要吃米，找万里”的顺口溜；三是以“傻子瓜子”为典型，提倡发展民营企业，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以上这些举措，最为核心的东西是什么？还是解决人的问题，是要让中国人长期僵化的思想得到解放，长期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新的发挥，归根结底还是要把中国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释放出来，这也就推动和形成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第二次“大释放”。

有人会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在城市发展民营经济，这不是对过去农业生产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一种否定吗？其实不然，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是事物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规律使然。过去否定私有制，是一种社会进步，而今天否定以往不适当的超前发展，并非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变革，这同样也是一种社会进步，关键还是要看怎样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钢铁大国、汽车大国、能源大国、贸易大国、“世界加工厂”等等过去不敢想象的景况，如今在中国已经变成现实。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探寻中国为何发展这么快，为何能够经受住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考验，至今依然保持很高的发展速度。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热情得到充分发挥和施展，这是最内在、最深层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社会生产力第二次“大释放”所产生的正能量，恰恰也是表现在这里。

中国人主观能动作用的大调动和大解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培育了不断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其辉煌成果有目共睹。然而，在迅速创造和急剧聚拢的社会财富面前，中国的分配方式却出现问题，对人的教育和管理也发生失误，造成了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严重弊端，出现了一些社会蛀虫和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社会的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受到压抑。

邓小平曾经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句话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指出如果在中国出现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对第一句话，人们讲得很多，对第二句话却很少讲甚至不讲，这就很不正常。实际上，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看到了可能发生的问题，也提出了必要的告诫，我们对此却并不敏感，以致造成发生的问题积重难返。

如果说，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前两次“大释放”，重在解放旧制度和僵化制度对人的束缚，而当下则是要解决新制度的不完善方面，特别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人造成的压抑，防止腐败现象和分配不公损害第二次“大释放”的成果，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提出的新命题，新任务。

第三次“大释放”：目前进行时。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谁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些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他们理应更多的获取和享受改革的成果，并且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把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然而，新制度的不完善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形成了滞后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少数人和某些利益集团手中。腐败之风和分配不公，使那些真心拥护和推动改革，并且亲手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这自然会使其心中的怨气甚至怒气不断增长。

这种情绪的滋长、蔓延和不断积聚，不仅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和丧失信心，而且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和动力也会衰减，更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因如此，中国新领导人把反腐败问题上升到“亡党亡国”的危险性高度来加以认识，这决非是“危言耸听”，而是非常清醒的判断。

这些年，从已经暴露并处理的大小“老虎”的贪腐情况看，百万千万都很平常，动辄上亿也已经不足为奇。对这种状况，使用触目惊心，不可思议，难以想象这些词汇，似乎都难以形容，所以有文章谈到，面对贪腐官员如天方夜谭的敛财，中国的好人都给吓着了。由此可见，党心所向，民心所向，压在国家身上和老百姓心中的这些“石头”，真的是非搬不可了！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新领导人主政以来，顺应党心民心，用大决心、大气魄和雷霆手段，果断解决反腐败问题，并且在改善分配方式问题上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这就如同久旱逢甘霖，让民众的忧党忧国之心得以放下，对中国的前途命运重拾信心，其热情和创造力自然也会再度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第三次“大释放”就在眼前，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它的脚步声。

两个“一百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就包含其间，“中国梦”就是要一步步去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十三亿中国人都应当团结在这面伟大的旗帜之下，而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第三次“大释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造大国，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化、科学化发展，从地域、人口大国真正走向强盛大国，都依赖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再次“大释放”，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将再次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现在，虽然诸如解决腐败和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还任重道远，但中国的人心已经开始重新凝聚，人心齐，泰山移，这就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