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午年，适逢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此时重温中华民族的历史之痛，深感仍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

一、战前较量决定了战争结局

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清王朝似乎并没有把“小日本”放在眼里，总以为这个相邻的弹丸小国，绝非是大清王朝的对手，朝野上下主战气势甚高。

有人建言，大清打不赢西洋列强，但收拾东洋小鬼绰绰有余，提出要取对马直捣长崎，攻神户，破大坂，直达西京，将日本断其国为二。也有人献策，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瀉登岸，只要有数万人上岛，就可直指东京，让日本全局震动。

日本果真是这样不堪一击吗？现实却并非如这些盲目乐观者所愿，日本倾举国之力来打一场战争的决心和明治维新以来所逐渐形成的强大战力，让这个弹丸之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锋芒。

我们从两个侧面即可窥其全貌。

首先，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国内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困扰中，政府与国会的对立日趋尖锐，在野党正跃跃欲试联合倒阁，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如何能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

也许别的国家做不到，但日本偏偏就行。在战争的鼓噪之下，日本不仅迅速消弭了内部的党争，而且政府、国会、民众一夜间捐弃前嫌，全力对外。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天皇号召募集5000万日元的战争公债，不到一个月，就超额收到7000余万日元。几个月后，面对1.5亿日元临时军费和加募1亿日元的战争公债，一向以挑剔著称的日本国会，这次只用了5分钟就一致通过。

这种情形，足以表明日本全民族破釜沉舟的决心，为了争取一场战争的胜利，所有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困难，都可以抛在一边，这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凝聚力，使得一个弹丸小国释放出超乎想象的战争能量，而这种优势恰恰是清王朝所不具备的。

其次，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海军”，以镇远、定远两艘铁甲巨舰和另外六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大远”主力舰队，曾经让清廷引为自豪。然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居然已经反超，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舰船的速度更快和广泛采用速射炮，因而在海战中更容易取得战术和技术上的主动权。

北洋水师为何没有适应世界海军的发展趋势，尽快解决自己的装备更新问题？关键还是没有钱。甲午战争打响的前几年，大清朝正忙着修建两大工程，即修复“三海”和修建颐和园。建这个园子的钱是否挪用了海军军费，现在虽然没有定论，但如此大规模的开销肯定会造成经费困难，以致多次向外国举债来解决工程费用问题，这还如何有能力去实现海军的更新换代？

一方是举国一心，合力对外，另一方却是内斗不休，处处掣肘；一方是集中财力购置新舰新炮，战力大增，另一方却是舰炮老旧无钱更换甚至无力维修，作战水平日趋下降，战前清王朝与日本仅此两方面的差距，就足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北洋水师日后的结局。

二、民心士气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战争既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较量，一支军队有无高昂斗志和敢打必胜的信念，对战争胜负同样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个看似空泛的道理，在甲午战争中得到充分印证，也是我们看待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诚然，在甲午海战中，清军不乏勇敢善战的官兵，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指挥受伤战舰冒着密集炮火试图撞沉日军旗舰吉野号的悲壮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黄海大战的硝烟中。此次战斗，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生还者仅7人。

尽管如此，在甲午战争中的几个关键时刻，由于军无斗志而造成的战机丧失甚至不战而逃，对战争胜负却又带来极大影响，这里仅举两例。

其一，大连湾海防工程，历经六年建造，炮台凭险而立十分坚固，并配备各种新型火炮110余门，储备炮弹200余万发，可谓易守难攻之地。然而大战在即，大连湾炮台群守将赵怀业，却忙着把家眷和金银细软转运烟台，根本无心进行战前部署和准备。尚未开战，防守炮台的官兵就已经作鸟兽散，原本立足打一场恶仗的日军，没想到居然面对的是一次“武装接收”。

据一名日军随军记者记载：来到炮台阵地，见到巨炮空向天空，犹如蛟龙睡着了一般。搜检炮台及兵营，敌人已踪影全无，于是我军不放一枪，兵不血刃，先攻陷和尚岛炮台，其它各炮台也被我军全部占领。这名记者感叹道：“这样无比坚固的炮台，又有精锐的火炮，敌军却没有用之进行任何强硬防御就逃跑了，其怯懦情形，实在惊人。”

其二，在中日海军决战刘公岛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指挥守军依托炮台顽强抵抗，使进攻的日军多艘战舰受损。在此关键时刻，丁汝昌一声令下，中方13艘鱼雷艇鱼贯而出直扑日舰，一场决战就要展开，日军也为眼前突然出现的场景所震惊，并预感到失败的后果。

但就在此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发生了，中方的鱼雷艇出港后并未继续冲向日军，而是突然转向顺着海岸线逃跑了！清醒过来的日军战舰，迅速由防御转为追击，那些逃跑的鱼雷艇，或被击沉，或于途中搁浅，最后竟无一艘幸免。就这样，决战时机变成大败的转机，等待北洋水师的命运只能是全军覆没。

历史当然不能重新再来一次，但试想如果当时坚守大连湾炮台群的清军哪怕是进行简单抵抗，至少打完那200余万发炮弹，凭借险要地形与敌周旋，日军也不至于轻取金州进而直下旅顺；试想在刘公岛决战之时，那些被丁汝昌用作奇兵的鱼雷艇有一半能冲向被惊呆了的敌舰，战争的结局也就可能改写，北洋水师仍有机会得以保留下来。但令人扼腕的是，正是由于清军已经丧失了斗志，没有能把握住那些机会，所以最终败的那样惨，直至一败涂地。

从甲午战争联想到几十年后的抗日战争，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把好端端的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人，不也正是畏敌如虎所造成的结果么？相反，平型关奇袭、台儿庄大捷以及血战昆仑关等辉煌战例，中国军队打得就是一股气，一股抵抗外侮、以死报国的浩然正气。这样的士气，正是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重要保证，也是坚持八年抗战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撑。对于这样的士气，只可鼓而不可泄，在今天的形势下依然如此，更加如此。

三、打输了就别再指望能谈赢

当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按照列强们在中国早已形成的惯例，中国少不了要对日本割地赔款，但皇上和老佛爷想把损失尽可能减少些，这就需要派个得力之人前往日本谈判。

派谁去呢？朝廷想到了李鸿章。此时这位老中堂因在战争中态度不够坚定和筹划失误，已经受到朝廷的惩处，成为“带罪之身”，但挑来选去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只能收回各项处分，任命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担任赴日谈判的“头等全权大臣”。

李鸿章心里也有数，这是朝廷要让自己“背黑锅”，闹不好要落下千古骂名。正因如此，在赴日之前的廷议中，他明确提出，去谈判可以，但割地断不可行，若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实在谈不成就回来。然而，清廷已经无力也无心再战，只希望能赶紧谈成，李鸿章再三陈情都未得到允诺，只好踏上赴日谈判的航程。

日方把谈判地点选在靠近伊藤博文故乡长门的马关，而伊藤博文正是日方参加谈判的全权大臣。几轮谈判下来，日方的意图和要求已经很清楚，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中国放弃朝鲜的番国地位；二是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三是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万万两。以上内容正是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的核心部分，正式签约前唯一有所变动的是赔款数额，而原因盖出于一场突发事件。

原来，就在谈判紧张进行之际，李鸿章在返回住所的路上头部挨了一枪，凶手是一名26岁的日本激进青年。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为之震惊，纷纷指责日本人的野蛮，并对以73岁高龄赴日谈判的李鸿章深表同情。日本政府对此也很着急，伊藤博文等人纷纷前来“慰问”，天皇也派出特使到马关探视伤情，皇后还让两名护士带着“御制绷带”前往侍养。

当然，这件事情最实际的结果，就是日方出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同时看在李鸿章挨了一枪的份上，将3亿两的赔款减去1亿两，正式签约时改为白银二万万两，这是日方在整个谈判中唯一做出的让步。

既然一枪减少了1亿两，李鸿章当然还想继续往下减，割地已成定局，若能少赔些钱也不妨再努力一把。带伤谈判的李鸿章不断请求日方将2亿两的赔款能再减少一些，再减5000万两行不行？实在不行就再减2000万两？最后，李鸿章甚至哀求伊藤博文，无论多少，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再减一点吧，就算是老夫此次回国的旅费了。然而，日方不肯再退让一步，李鸿章一分也没有争回来。

《马关条约》终于签订了，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我们不做李鸿章”这样的话，也变成了决不卖国的口头禅。李鸿章自然背上了这样的骂名，但谁又能说不是那段历史所造成的，在当时情况下，李鸿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位老中堂年轻时曾写过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这首诗，似乎也就是李鸿章一生的写照。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其实也不尽然。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的事情多得很，只要打赢了，小国和弱国照样能在谈判桌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说，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赢得战争就赢得了外交，输掉战争也就输掉了外交，战败者要想从谈判桌上赢回战场上输掉的那些东西，无疑是痴心妄想。李鸿章的悲剧不也正是在于此吗？

转眼间，120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放眼今日，中日两国又进入一个新的动荡磨擦期，在甲午之年中日是否必定会打一场新的甲午战争，这其中似乎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但谁也不能排除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当年那场战争发生在甲午之年，并非是历史的刻意安排，而是情势所致，今天如果出现了足以引发战争的新的情势，谁又能保证新的甲午战争绝对不会发生？

当然，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大清时代的中国，今天的日本在取得当年那场战争的胜利之后，也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失败，整个民族险些“玉碎”。中日两国现在可谓重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中国人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年那场战争，对于我们是耻辱，对于日本也许是一种“历史荣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拿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待那段历史，这就是我们时刻不能忘却，时刻不能放松警惕的原因所在。

强国强军和保持我们民族高昂的士气，这是中国维护自身安全和保卫和平的根本途径，也是发展我们和平外交的重要保证，要想甲午之年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中国就必须走这样的道路，而且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坚定走下去，这也正是甲午之年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注：本文有关资料来源于《李鸿章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