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已经死了！”这是二战爆发前，国联进行和平斡旋的代表所讲的一句话，它也和那段历史一样，变成了永恒。

今天的东亚，当然远没有走到那样的地步，但和平似乎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们对于合作特别是安全合作，业已丧失了信心。在此情况下，谈论战争变成了一种时髦，谈论和平合作，则仿佛变得不合时宜。

在过去的30年，东亚总体上是和平稳定的，这与东亚国家广泛开展的对话与合作，无疑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

就整个地区而言，东盟和中日韩的对话与合作，撑起了东亚的半边天，而“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更是让东亚国家看到了长治久安的希望，也为东亚的和平合作展示了美好前景。

就区域性合作而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产生，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中日围绕东海问题的磋商，以及中美开展的经济与战略高层对话，这些都对地区内的和平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短短的二、三年内，都相继遇到严重问题。对话难以深入，合作面临障碍，磨擦和冲突频繁发生，人们的信心开始丧失，和平合作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在有些人看来，东亚和平虽然没有“死”，但距此也不远了，剩下的就是一条路，准备打仗。

东亚和平合作还有希望吗？这个关系东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去认真思考，并做出理智的抉择。

诚然，东盟在安全问题上显示出自己的“软肋”，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也无法对某些成员国进行有效约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未阻止某些国家肆意改变现状，从而挑战此前达成的政治共识；中日东海磋商举步维艰，而日本右翼势力的兴风作浪，更是把钓鱼岛争端推到风口浪尖；加之“六方会谈”依然停滞，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也面对诸多障碍，因而现实很难让人乐观，东亚的对话与合作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内中的原因确实很复杂，笔者在近期的博文中也作了一些分析，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美国重返东亚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而这种失衡状态势必会造成相应的动荡和混乱；二是资源争夺的利益驱使，导致海上领土争端放大和激化，也激起民族主义的反弹；三是东亚合作特别是安全合作，总体上还是松散的，没有形成机制化，遇到棘手问题很难发挥有效的调控作用。

重拾东亚对话与合作，关键在于重新找到共识，重建合作的信心。东亚不能乱，不能战，这是东亚的大局，也事关所有东亚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能否达成新的共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轻视甚至无视这一点，就决无重拾对话与合作的可能。同时，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重建信心，因为大家都一心谋和平、图发展，确立和平解决矛盾和争端的共同愿望，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维护东亚和平稳定，推动对话与合作的重新开展，这个大旗必需有人来扛；让和平合作引导东亚，也总是有人要“出头”。谁来扛这个旗，出这个头？美国不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它乐见东亚保持适度紧张，甚至有意制造这种紧张；东盟也很难胜任这样的重任，它在政治上存在先天不足，有些事情说了不算；唯独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不仅区域内几乎所有的麻烦都涉及到中国，而且中国的战略取舍举足轻重，甚至决定东亚的“战”与“和”。

无论东海还是南海，海上争端所引发的危机和冲突，中国都是被动承受方，也是控制和稳定局势的主导力量。中国并非没有反击的意志和能力，但迄今为止，中国的所有努力，都还是争取把局势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中国的和平愿望显而易见。时至今日，中国需要视情改变以往“不扛旗”、“不出头”的策略，东亚形势的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到了扛和平之旗，出发展之头的位置，中国作为东亚和平的守望者，东亚发展的牵引者，需要义无反顾、当仁不让的走到前台。

前不久，“人民日报”驻日本分社社长曾经撰文，对钓鱼岛争端和中日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文受到很大非议，但也不乏理智之言。文中有一个观点引起笔者深思：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可谓都是文韬武略，他们都没有解决海上领土争端问题，并寄希望于比他们“更聪明”的后代去解决，我们为何要急于一时呢？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形势比人强。当年“放一放”是形势所迫，现在不能不面对，也是形势使然。笔者主张在和平解决东亚的矛盾和争端问题上，中国要扛旗，要出头，也是形势发展把中国逼到了这一步，中国想退让和“谦让”都不行。

曾几何时，“太平洋世纪”的美好愿景，引发多少人的遐想，也引来多少域外国家的羡慕和参与，这里似乎寄托着整个世界的希望。然而，东亚走到今天的地步，又有多少人为之困惑、忧虑和黯然神伤。历史又一次赋予了中国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带领东亚再次“突围”，如同当年走出“冷战”那样，带领东亚走出资源战争的阴影，走出零和博弈的怪圈。东亚和平合作有无新的希望，当然离不开所有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但中国能否有所作为，无疑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