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和有关大国的关系，似可简单的概括为：和美而不敌美；亲俄而不联俄；对日、印虽有防范但避免对抗。中国如此处理大国关系，尽显“中庸之道”的精妙，也彰显了中国与其他大国打交道，已经变得更加成熟。

“中庸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思想方法。相对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这种思想方法同样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在认识论上的集中反映。

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推崇“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主张“斗争哲学”，也不怕到处树敌。这在当时既有受到外部包围和遏制因素的影响，也有主观片面性的原因，其结果是与几乎所有大国都搞得很僵，几十年难以摆脱全面战争的威胁。

实行改革开放后，“合而为一”的思想方法占据上风，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化敌为友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使命。这样做，既带来与所有大国和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效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彼此的矛盾和分歧，以至其后对大国关系中出现的新矛盾、新冲突，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渐变是长期的、相对稳定的，突变则是短暂的、急剧动荡的。这种发展规律，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表现在大国关系上，就会呈现出敌友关系的实质性转化，往往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非敌非友的渐变过程，则会是一个较长的量变积累的过程。对于这样的过程，“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思想方法，只能揭示其起点和终点，而“中庸之道”才是这一过程的客观反映。

过去，我们在处理大国关系问题上，常见的是非此即彼，要么做朋友，要么做敌人，因而采取了“联苏抗美”（一边倒）和“联美抗苏”（一条线）的方略，其实质都是结盟。对此，亲历上述两个时期的邓小平曾经评价说：历史证明，结盟的效果并不好，因而他坚决主张不结盟。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特别是在处理与美俄日等大国的关系上，一直是秉持“中庸之道”，既不搞“一边倒”，也不搞“一条线”，同时也淡化了“大三角”。中国就是中国，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也不为敌于任何大国。有利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就赞成和支持，反之则反对和开展必要的斗争。

如此“中庸之道”的做法，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要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也要从现实的客观效果上看。

自秦汉以来到晚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鲜见中国与外部大国结盟或加入联盟战争的记载。中国“慎独”抑或是封闭，有时代和历史原因，也有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中庸之道”这种儒家文化，就是主导历史上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思想。到了晚清，中国遭到“八国联军”的侵略和洗劫，那不是“中庸之道”出了问题，而是国家政治腐败和积贫积弱所至。

到了近代和现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被迫卷入联盟战争，虽然是战胜国，但却被东西方大国同时“边缘化”，重新安排世界的“雅尔塔会议”，竟然把中国拒之门外。在这之后，新中国依然受到结盟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国际上搞反霸统一战线，以及在战略上进行“大三角”博弈，“七斗八斗”，中国始终没有解决好自身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处理大国关系之道陷入迷茫。

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30年，中国放弃了“斗争哲学”，也逐步改变了盲目的“一团和气”，既不结盟又有所倚重，既不树敌又保持防范之心，基本上秉持了“中庸之道”。如此一来，中国反倒显得超脱，可以专心致志求发展，在经济立国方面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果令世界瞩目，也让众多大国羡慕不已。

中国现实的对外战略，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文化的深厚土壤，而“中庸之道”在今天得以大放异彩，就是战略上的传承和发展，也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幸事。中国不是“沉睡的雄狮”，也并非“张牙舞爪”的巨龙，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反映在抵御外侮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之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平理想和追求，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值得称道的东西。

当然，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秉持“中庸之道”，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偏不倚，遇到压力而被迫反抗，甚至寻求与相同境遇的大国适当联手，这也是难免会发生的事情。中俄两国现在走得较近，虽然彼此都宣称不针对第三方，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压迫，却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时下的大国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的深刻变化。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既要寻求自身的发展并带动世界发展，同时也要争取更多的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话语权。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来说，中国秉持“中庸之道”，对他们、对世界都是好事，也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如果对此不重视、不爱惜，反而要制造一种反向的压力，逼迫中国选择另外的道路，那中国不得已而改变甚至放弃现在的选择，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