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笔者长期以来都在思考，近日读到一位工人的女儿撰写的长篇文章，不免又多了几分感慨，因而随手写下这篇博文。

这位工人的女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许现在从事媒体工作，所以文章写的很生动，文笔也很流畅。然而，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工人家庭的沉浮，由此也折射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衰，内中引发的思考也未免有些沉甸甸的。

这是一位东北地区工人世家的女儿，她的爷爷、父亲、叔叔、姑姑等，可以说一大家子都是工人。在过去那个年代，能够进厂当工人，那是令人羡慕的事情，所以当过工人、厂长，以后又成为县里工业办主任的爷爷，也就非常坚决的让自己的子女都当了工人。

谁曾想，世事难料，这一大家子和中国几千万工人一样，遇到了改制下岗的事情。从那时起，他们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自谋职业使他们无所适从。父亲成了看大门的，过去当厂医的母亲作了保姆，而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因家里生计困难，不得不穿母亲从主人家找来的旧衣服，她在旁人面前从不敢脱鞋，因为袜子都是破的。

这一段历史，是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一段艰难历程，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性“阵痛”，它的代价是曾经为共和国的发展和昌盛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数千万工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下岗者，变成了“社会人”。

笔者曾询问过全国总工会的一位人士，经过“改制”后，中国现在还有多少产业工人？他的回答是，还有几百万人吧。在笔者看来，留下的这几百万人，也许都是为数不多的中央企业的员工，当然也包括地方国有控股的企业。时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也许已经变成了政治概念，“农民工”或者“外来务工者”，似乎已成为中国第一产业的主体力量。

中国《宪法》明确阐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基本国体，但这样的国体似乎已经很难名副其实。亿万农民工和外来务工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界乎于农民和工人之间，今天外出务工是“工人”，明天回家种地就又变成了农民，这个群体并不具有稳定性。

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没有中坚力量来支撑，否则就很难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构成了这样的力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则是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构成了社会中坚，但现在我们似乎看不到这样的力量存在，“工人阶级”已经式微，“中产阶级”还未成型，未来的中国究竟谁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现在似乎还是未知数。

从目前情况看，有两种根本相左的意见在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私有化过头了，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必须重新强化和扩大国有企业，重构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社会中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的私有化还不够，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还必须继续推进私有化进程，从而在中国培育和发展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中坚。

这是两种“主义”之争，也是两条道路之争，未来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场争论的结果。尽管争论双方都打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但前者无疑偏重于“社会主义”，后者则更强调“有中国特色”，这也决定着究竟是工人阶级重新“归位”，还是中产阶级领军中国的未来发展。

笔者以为，中国如果还要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里最要紧的是两条：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在按劳分配中实现共同富裕。所谓“特色”，是要吸取资本主义那些有用的东西，但决不能全盘西化，更不能以“特色”之名来改变甚至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笔者赞成强化和扩大国有企业，支持工人阶级重新“归位”，但也要防止其蜕变为“利益集团”。笔者反对对硕果仅存的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因为这不仅会使公有制为主体荡然无存，不仅很难培育出健康的中产阶级，而且已经并且将继续造就一个新的权贵阶层。

历史上，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历来是软弱的，因为他们斗不过官僚资本主义，也斗不过买办资本主义，因而只能在艰难中发展，甚至成为别人的附庸。现在同样如此。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尚在萌芽状态，但他们决不是新权贵阶层和新买办势力的对手，就是高企不下的房价，每天又在“消灭”多少个“中产阶级”？未来中国的社会中坚，非工人阶级莫属，执政党只有紧紧依靠他们，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