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是发生于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众运动，其基本的要求是推动社会改革，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对此，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表示“理解和支持”。

诚然，这场运动掺杂了复杂的国际因素，某些国家在西方的插手下，“街头政治”演变成一场内战，甚至成为西方军事干预的牺牲品。但要看到，“阿拉伯之春”之所以会发生，内部因素的影响还是主要的，这场运动的主体是那些国家的人民，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阿拉伯之春”会在中国发生吗？美国和西方国家当然希望如此，而中国的某些官员则断言决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其实，这是两种绝然相反的愿望，最终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中国执政者的努力，也取决于人民的选择。从当下情况看，重视从“阿拉伯之春”中吸取深刻教训，尽可能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高度信赖关系，却是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

相比冷战结束初期的“苏东巨变”，今天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说具有更强烈的民众性和自发性。当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纷纷倒向西方，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破产，也是东欧国家摆脱前苏联长期控制甚至压迫的必然选择，民众在这场巨变中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前提还是苏联自身的崩溃，直接造成了“决堤”效应。相比之下，“阿拉伯之春”则基本上是一场自发的民众运动，其矛头直指家族统治、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人民强烈要求更换领导者来改变国家命运和民众的境遇，由此在那些拥有古老文明、人们习惯于“各安天命”的国度掀起一场接一场迅猛的政治风暴。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中东、北非地区许多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那些地区的政治和战略格局，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冲击和影响，现在仍在继续，结果也很难料定。对于远在东亚的中国来说，我们庆幸改革开放已经搞了30多年，中国这个古老的但在很长时间依然贫穷的大国，现在焕发出无限生机，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之路。现在回过头来认识邓小平关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论断，每个中国人都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同时对“阿拉伯之春”也会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

然而，中国的改革正方兴未艾，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尤其是对改革和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那些问题，决不可有任何的掉以轻心，重视吸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在时下的中国显得非常紧要，非常迫切。

中国现在自然不存在“家族统治”问题，但“新权贵阶层”却是众目睽睽的社会现象，权力“寻租”、权钱交换造成的权力异化，以及日益兴盛的腐败之风，已经严重损害了执政者的形象，严重动摇了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严重削弱了政府与民众的信赖关系。对于这样的“生死存亡”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也的确采取了许多实际的甚至严厉的措施，但客观的说，收效并不大。在腐败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者大有人在，“新权贵阶层”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不值得我们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去加以解决么？中国古话说得好，“清生廉，廉生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真正赢得他们的信赖，我们的“吏治”就必须不断强化，我们的官员从上到下都要甘愿做人民的“驴子”，谁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谁就应当从执政者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的手软。

中国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问题，改革的实惠并没有让人民完全享受到，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最近读到邓小平南巡的一段往事，似乎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年，邓小平来到深圳，登上国贸中心顶层的旋转厅，当转到面向香港的方向时，陪同人员告诉他，那些高楼大厦的地方就是香港。邓小平意味深长的说了一段话，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香港的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我们不能学他们，我们搞改革开放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看来，邓小平早已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所在，也强调了中国搞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财富是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这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大原则，也是衡量改革开放成败的重要标准，我们对此是否引起了足够重视呢？！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的确是富了，但相比那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个差距有多大？据说中国现在80％以上的财富集中在不到10％的人手中，这种现象正常吗？看来，今天重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反思改革中发生的问题，采取切实的办法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的确到了不可或缓的时候了！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中外，同此道理。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执政为民”是否能真心为人民谋幸福，并且让人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种幸福，这无疑是中国今后深化改革中必须着力解决的大问题。如果从“阿拉伯之春”中能够引为教训，刻骨铭心、刻不容缓的去着手解决民众所痛恨、所失望、所关切、所期待的那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就会大有希望，中国的发展也会大有希望，“阿拉伯之春”就会在中国催发一个新的“春天”，并把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个“春天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讲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