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间的斗争，这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无论是大国相互之间的争斗，还是以大国为核心的集团对抗，他们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2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这也就是所谓的“后冷战时代”。纵观这一时期的大国博奕，主角无疑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中美两国之间斗争与合作相互交织的发展轨迹，成为“后冷战时代”大国博奕的显著特征，也极大的影响了当今世界的国际战略形势。

从克林顿到布什，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中国对美国也抱有很深的疑虑和戒心，中美关系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蜜月期”。这种现象的存在，可以说是历史惯性使然，是“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必然产生的“历史性阵痛”。

人们不会忘记，当年踌躇满志的克林顿，带着冷战“胜利者”的高傲态度，对中国抛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他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中国。人们也不会忘记，克林顿的继任者布什，这位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穿越大街小巷的美国新任总统，上台伊始就提出了对中国“遏制与接触”相结合的战略，并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可以肯定的说，中美关系20年来的曲折发展，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历届领导人始终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幕，对他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也带来太大的诱惑。无论克林顿还是布什，对中国都没有改变“遏制”的基本想法，都期待经过美国及其盟国的共同努力，让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两位总统任内的后期，都不同程度的调整了对华战略，积极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但现实的对待中国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真正信任中国，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中美关系忽冷忽热，甚至大起大落。事实证明，克林顿和布什都应该定位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享受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领导人的殊荣，同时他们也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带领美国乃至这个世界完全走出冷战的阴影。

现在，美国又走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美国新领导人奥巴马，对美国、对世界都高高举起了“奥巴马主义”大旗，他要开创一个“变革的时代”。如果说，这个时代真的会到来，它对世界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对今后的中美关系又将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奥巴马的“百日维新”的确让人刮目相看。这位活力四射的年轻总统，刚刚走上国际政坛，就做出了几件不同反响的事情：他高调提出寻求建立一个“无核武的世界”，并公开承诺美国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他主动向伊朗示好，宣称“伊朗不是美国的敌人”；他对朝鲜“发射火箭事件”保持了克制，希望继续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他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主动与一直和美国对着干的查韦斯总统握手言欢，并表示要寻求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新开端”；他还向伊斯兰世界喊话，表达美国的善意要求。

如上说述，奥巴马的外交构想虽是宏图初展，但已经颠覆了他的前任所奉行的“单边主义”路线。他向美国所有的宿敌和对手伸出了橄榄枝，他希冀改变美国的形象，他要一步步地“收拾旧河山”，重振美国昔日的辉煌。然而，奥巴马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内外都是毁誉参半，期待他成为第二个罗斯福的有之，担心他是美国的戈尔巴乔夫的也有之，这个世界还在对他继续观察。

我以为，奥巴马和戈尔巴乔夫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所谓相似之处，都是在情势驱使下，提出了“新思维”和“变革”的新观念。戈尔巴乔夫是囿于长期“冷战”造成前苏联国力衰落，不得不改革图存。奥巴马亦是在美国内外交困，“一超”地位日见式微，故而谋求以变革求发展。存在决定意识，时势催生新的理念，这是两人殊途同归的根本原因。所谓不同之处，是两人所处的战略环境大为相异。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外有强大对手，内有政治隐患的危局，但他书生气过浓，政治经验不够老到，结果亲手导演了单方面解散“华约”，继而导致前苏联群雄蜂起、最终解体的闹剧，现在悔之晚矣。奥巴马的面前，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国际反美联盟，加之国内问题尚在可掌控的范围，他可以从容的推进变革计划，因而不存在“帝国大厦”倾覆的危险性。

基于以上认识，我对奥巴马的变革持乐观态度，同时也相信他的那些主张不是政治“作秀”，而是反映了美国的利益所需。当然，提出一种政治主张，并不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能一蹴而就和一帆风顺。且不说“奥巴马主义”在美国非议颇多，传统的保守势力将会成为他推动变革的最大障碍，美国在国际上能否与昔日交恶的国家真正冰释前嫌，也要看日后双方互动的状况。但即便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变革时代”的曙光，我们有理由期待奥巴马成为把美国乃至世界最终带出“冷战”阴影的有作为的领导人。

面对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中美关系将会何去何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伦敦金融峰会首次会晤中，明确表示要“共同努力建设２１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强调，“美中关系将是２１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实上，奥巴马的变革不可能回避未来的中美关系，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债权国，中国确已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中美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况，已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局面。然而，中美之间又难以避免正常的竞争，中国要在国际上获得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中国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就使得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奕在所难免。

如果奥巴马真心希望在自己倡导的“变革时代”，能够与中国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共同谋求世界的和平、合作和发展，那就需要把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奕，放在一个新的层面来看待：这种博奕不是两个阵营背景下的大国争斗，不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价值观念的较量，而是两个同具世界影响的大国在合作基础上的平等竞争。这种大国间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相互关系，应当成为以“变革时代”取代“后冷战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走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显著特征。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国家不消亡，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象就不会消失，一万年也是如此。倘若我们打算遵循这个规律，就需要有一种理性的眼光，就应当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家间关系，定位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基点上。否则，冷战思维和冷战阴影，断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今后的中美关系问题上，奥巴马围绕有关问题的举措，对“奥巴马主义”的考验非常现实，甚至可以说是“试金石”。

首先是台湾问题。海峡两岸的和平合作已是大势所趋，真正的“三通”即将实现，奥巴马能否彻底回到中美历次联合声明和“八・一七公报”的原则立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断然废除《与台湾关系法》，这将成为检验他是真心还是假心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标准。

其次是朝鲜半岛问题。这个问题虽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影响到中国的安全利益，美国是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还是用战争方式重蹈历史上军事干预的覆辙，这也是判断奥巴马真变革还是假变革的重要参照。

第三是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问题。美国不会改变其全球部署的安全战略，不会放弃海外驻军，但如果这种部署明显是立足于围堵中国，甚至在美国与盟友的双边或多边安全条约中涉及中国，那就很难让人相信奥巴马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善意和真诚。

第四是建立和谐世界问题。中国提出这一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已经实现重大转变，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目标。主张和谐，就是因为现在的世界不和谐，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在这方面是对中国采取理解和支持的态度，还是采取限制甚至打压的态度，这将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方面，能否开展积极而有成效合作的重要因素。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奥巴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择，势必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奕，过去已成既往，今天尚待观察，未来难以预知。但我们希望奥巴马能够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符合中美关系大局，同时也使“奥巴马主义”名副其实的选择。我们现在只能说，中美战略博奕可望进入新的时代，但也不排除这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画饼”，但愿奥巴马不会再次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另一位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