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主要是一场大人祸

岩石

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然而，由于中共新的执政团队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新的作风积极展开卓有成效的抗震救灾活动，从而成功地挽救了数万个生命、妥善地安置了数百万难民，因此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颂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喝彩。这时，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自然想起了30年前那个不同的时代，想起了唐山大地震――至今，它仍然是一个滴血的谜团。

一

毛泽东时代，不仅政务暗箱操作，连自然灾害的灾情都不敢公布，实行愚民政策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发生于1976年的唐山地震，多年以后，国人才得知，造成了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36万多人受重伤，70多万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引自《唐山大地震――黑色的1976》《中国档案报》）――创了世界地震史上伤亡人数之最。

如此空前惨烈的大灾难，究竟有没有人祸因素？进而言之，人祸是不是主要因素？

二

《大河报》2005年3月30日刊登了国光先生整理的一份资料：《百年中大强震》。人们看到，从破坏性――强度裂度震源深度上讲，唐山地震连百年间的10大强震都排不上，但伤亡人数却创了世界震灾史的记录；从震区人口密度上讲，日本的关西关东地区都比唐山地区大得多，并且也发生过特大地震，但伤亡人数却又比唐山地震少得多。唐山地震为什么伤亡如此惨重？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

三

对于地震――一种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人类现在还不能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是，与地震打了几十万年交道的万物之灵，毕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可能突兀而至。地震因地壳运动――各大版块相互摩擦撞击而生成，必然有一个接触的过程，不可能没有先兆――事实也的确如此。至今，人类已经成功地预测出一些地震。1976年中国辽宁的海城地震就是一个范例。其实，唐山地震更是一个范例――事先，许多专业监测人员曾经作出了非常准确的预测。

张庆洲先生的《唐山警世录》（《报告文学》2005年5月）指出：

1、唐山市自1968年后建立了40多个地震监测点，马希融、吕兴亚、候古钧等10几个点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2、开滦马家沟地震台马希融1976年7月6日正式向国家地震局等3单位报告短期内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已异常紧急。当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

3、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可以说，这次震前预测达到了人类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高度――根据早震关系与短期气象等七大异常和监测结果，预测到京津唐张地区7月底到8月初要发生五、六级以上地震，有的精确地预测到7月29日要发生六级以上地震。

预测如此准确，然而，震前却没有向民众发布任何消息，也没有为民众采取任何防震措施――可是，中南海的防震工作却极其到位，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可防10级强震。

这就是说，“蹊跷”发生在预报环节上――有一个生动的佐证完全能够说明：距离唐山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奇迹就是缘于该县科委干部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通报后，火速赶回青龙向县领导作了汇报，该县县委书记当机立断，向全县广播，作了疏散防震准备。

唐山地震震前发现严重危急险情却对人民隐瞒，如此重大责任事故，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揭秘。不过，在现有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应该说，可以得出结论――

责任在国家地震局吗？绝不可能。因为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来说，首都安全直接关系特权势力核心集团头头脑脑的安全，一个专司其职的职能部门即使有天大的胆，也绝不敢掉以轻心，况且，此事也关系他们自身的安全，岂敢稍许疏忽。实际上，国家地震局的负责干部们谨小慎微，恪尽职守。如其不然，在唐山地震之前怎么能连开3次地震测报的重要会议？而且最后一次就是震前第14天在唐山召开的？――当已经预测出有重大险情，特别是7月17日、18日，即震前10日，专门负责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测专家汪成民，郑重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以后，国家地震局会不会隐瞒不报？更不可能。因为地震局的职责主要是预测，查出险情并及时上报即为尽职尽责。在高度集权的毛泽东时代，重大险情的发布决策权也高度集中。那么，罪魁祸首是谁？――昭然若揭。

有些人又为解脱其罪提出了一个说法：因为预测不能说十分精确，发布消息可能引起社会混乱。

对此，2008年5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短评：《“虚惊一场”的地震预告是进步》――5月19日10时前后，成都广播电视媒体紧急播报一则官方公告：19日至20日，汶川震区可能发生6级以上余震。结果是虚惊一场。该文指出：“冒着挨骂的风险，还是发布了预告。尽管仓促了一些，但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政府正在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这是一个进步。”

出于善意，即使误报，人们能不理解吗？即使出现一时的惊慌现象，能造成动乱吗？即使一时慌乱一些，但与巨大灾难、人民生命相比较，如何抉择，难道还颇费思量吗？选择隐瞒不报，难道不十分昏聩吗？――话说回来，毛泽东敢于以“大乱天下”为方针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号召“全国夺权”、“全国内战”，为什么当自然灾害即将降临、需要挽救人民生命的时候，反而害怕混乱了呢？――“害怕混乱”之说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总之，无论是自私自利、漠视人民生命，还是思想昏聩，最后造成了伤亡130多万人的天大灾难，对于谁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巨大罪恶。

四

大量破房危房――人祸第二大原因。

建筑物质量差是地震造成人员大量伤亡非常重要的原因，早已成为人类的共识。作为真理，在汶川大地震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中心总工程师王海波日前指出，完全能从工程上实现建筑物“大震不倒”，更使人们坚信，建筑物质量对于防震抗震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唐山地震震前存在的大量破房危房，执政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1、当时，全国城镇住房实行国有化，民居普遍破烂不堪，犹如病残老人弱不禁风，但政府却很少修缮、极少重建，长期不闻不问置之度外。 2、由于治国无方，经济落后，加上对农民的的制度性歧视，农村房屋质量更差。

于是，唐山地震大面积房倒屋塌，造成了空前的大死亡。

五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7.8级的河北省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执政当局是如何对待的？著名学者雷颐和著名作家汤国基写道：

　　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央对唐山人民的慰问电，同时在慰问电的右边刊发了一条新闻：《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篇新闻采用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有400余字，有10多个字提到了地震的后果："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时是"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如火如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报道必须突出当时的政治，报道的最后一句是："他们（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过多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必须强调用"批邓"来推动抗震救灾工作，仅从一些报道的标题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压倒救灾工作的，如：

　　1976年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作贡献 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

　　1976年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 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1976年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

　　1976年9月1日：《深入批邓成为抗震救灾强大动力 天津第一发电厂发电量很快达到震前水平》。

……

对于雷颐、汤国基等先生的如实批判，毛派分子暴跳如雷，如一位名叫宫怀远的先生著文破口大骂：

不难看出，文人雷颐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们相信：当年大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并没有全力救灾，人的性命在当时没有得到尊重，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讲斗争，不讲人道人权，冷酷无情，没有人性。但是，文章绕来绕去也讲不出当时政府是如何不尊重地震灾民生命的半点事实，只是对还在批邓这件事咬住不放，胡搅蛮缠。批邓在继续，就等于没有很好救灾，就是不尊重生命，这就是雷文的逻辑。勿庸讳言，“批邓”当时确是被当作重大政治任务，雷文所列批邓的报刊题目也是确实有的，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丝毫掩盖不了党和政府通过全力救灾，从唐山废墟下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历史事实。

这种天方夜潭式的说法，实在是太离奇，太鄙卑了！……

一场大灾突如其来，人命关天，国难当头，国家的当务之急、头等大事是什么？本来不言而喻。然而，毛泽东时代却是雷打不动地始终坚持“政治第一”的方针。应该说，人民的生命就是最大的政治。但毛泽东的“政治”到底是什么呢？――作为执政党喉舌的《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尽是“伟大领袖”、 “毛主席”、 “英明领导”、 “革命路线”、 “批邓”、“政治”、“斗争”――而对于国家民族的大灾巨难，却仅用寥寥数语，仅有几百个文字，而且内容空乏，语焉不详，特别是救灾现场还要开展批邓斗争――孰轻孰重？岂不一目了然？

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后的国家地震局》（《周末》）这样写道：“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唐山市地震台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看看清楚吧，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全力救灾”！――比如，同样的“走”，慢慢吞吞、一摇三晃是“走”，拼死拼活的“竞走”也是“走”，二者能同日而语吗？――既然以领袖为本，还会以民为本吗？既然政治权力斗争第一，还会救灾第一吗？――难道这仅仅是雷颐先生的逻辑吗？――先生，谁在忽悠人民？

六

大灾巨难当头，如何对待来自国外的慈善救助？

王硕、张旭著文《新中国面对国际救援46年》（刊于《世界新闻报》2008年5月26日）这样评说：“5・12大地震发生后，来自国际社会接踵而至的援助，让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来自他国的温暖。人类大爱共生，世界此刻正与中国同在。”

如今，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

三年自然灾害，谢绝美国粮食援助

……

唐山大地震，国际援助被挡在门外

（7月28日）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国。

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称，他已决定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帮助。

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联合国将为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作出努力。

同日，英国也宣布，愿向中国提供援助。

7月30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向内阁提出援助中国的报告。

……

然而，由于对国外援助的过分谨慎，使得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中国在遭遇几百年未有的特大地震灾害时，错失了很多国际援助。

站在今日看昨日，当时的执政者岂不正是一个活脱脱的现代阿Q吗？――不！岂不正是一个只顾自己面子、不管人民死活的冷血动物吗？

综上所论，伤亡惨重的唐山大地震，究其实质，更是一场大人祸。

2006.6.20

2008.12.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