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作者；尹振环

博主按:尹振环先生退休前是贵州省委党校教授，他评点国是的文章多发表于《炎黄春秋》。尹先生已完成了《剖析秦家店》的书稿，本刊特地刊发该书稿前言。从中可见该书宗旨：揭出毛泽东俨然是专制秦始皇的事实。文中别有见地指出，毛泽东在世界局势千变万化的时代，不研究世界现代化，却从专制历史中找灵感；不从整个世界看中国，却从中国古籍看中国。尹先生眼见目前很少人对此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特别说明把秦家店的皇权专制主义弄清楚的时机已到。

五四运动虽然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但并未清算皇权专制主义，没有弄清楚中国除了儒佛道三大传统文化外，它的主宰是皇权专制主义。或者说主导核心文化是帝王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孔家店”不过是招牌，店的老总大多是法家。也即是古人所说的“儒表法里”。“法”、“法家”也就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有更干脆、更清楚的话：“百代都行秦政制”，“祖龙魂死秦犹在”。这不仅是说：“秦家店”、“秦政制”已经行诸百世了，而且也是说皇权专制主义也历经百代了。所以将“孔家店”正名为“秦家店”，将秦家店的皇权专制主义弄清楚的时日已到。但至今未引起重视，还很少有人系统而深入地去做这件工作.

自认秦始皇为那般？

“百代都行秦政法制”，也就是谭嗣同说的：“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仁学》卷上）。但它出自毛之口，应该说是石破天惊、八级地震之论。它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最终觉醒，以及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重要无比。

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文革时期毛泽东是向谁说这些话的。

1973年7月4日，毛在对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中，谈到了不能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是尊孔反法的。

同年7月17日毛会见杨振宁，又谈到儒法斗争，不同意郭沫若的尊儒反法。这才有了8月5日向江青讲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开历史倒车，并且念了着名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这里的“我也是秦始皇”，与以前不同，后面再说。

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批林批孔、崇法批儒运动在全国展开。

这就是文革中轰轰烈烈崇法批儒前毛历次关于秦皇秦制言论的大致情况。

“批林”的目的不言自明，而崇法批孔的意图何在呢？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是说：“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是指向周恩 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所谓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对毛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没有更多的分析。看来正如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所说：“对于国内的批林批孔，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1692页）。不过，上面这些引证，已经可以看出其目的主要有三：第一，不能否定秦始皇，也就是不能否定毛自己，毛从1958年起从不讳言自己也是秦始皇，并超过秦始皇百倍。第二，解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防止“右倾”翻案，不能否定和怀疑文化大革命，“反对倒退”。第三，不能否定“秦制”。秦制又可以称郡县制。1974年1月27日，江青传达毛泽东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实行郡县制，就是多了人民公社。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基本上还是郡县制。”

毛逝世之后，“四人帮”被捕。首先“官方”揭露“儒法斗争”政治目的文章，属《历史研究》1976年第六期吴江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吴说：四人帮“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和巩固其专制统治的一整套方术和阴谋诡计，也加以肯定和颂扬”，这是“为他们在党内开设‘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和‘阴谋公司’制造舆论，企图合法地把这一套阴谋权术和所谓‘镇压之权’运用于人民内部和共产党内部。”“‘四人邦’以歌颂古代法家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舆论，这和过去袁世凯的发动‘尊孔读经’来为自己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是完全一致的”。吴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76年底，即四人邦倒台后仅两个多月，所以此文写作于毛逝世后不久，这些话看来是主要指江青“想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毛语）。显然，吴文不可能触及“秦制”。

过了快四年之后，李锐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了深刻、系统，尖锐而中肯的发言，尤其是对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分析。自然，这时李锐先生还不可能谈及“秦制”。

到了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李锐先生又写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初探》。这时已经触及秦制了：不过形格势禁，决定李还是不可能明言皇权专制主义，但已隐约可见。

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

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

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是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

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

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据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上引自《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307、308、310、312、313页）

毛不讳言自己是秦始皇，是有个过程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以中国之斯大林自许了，这是由于1937年刘少奇说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斯大林”和1940年又说的“要牢固树立中国的斯大林”而来的。因为1937年以后，毛在理论方面有了重大创树，获得全党及共产国际的承认。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的声望一落千丈，虽然毛说“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但不再以斯大林自许了。1958年5月20日，毛在中共八届第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一贯承认我们是秦始皇，并且“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极可能是回答国外对反右运动的攻击。不过这时多了三个字：“马克思＋秦始皇”。到了1964年、文革时期，那马克思三字又不要了，干脆成了“我也是秦始皇”。也许他认为再扯上“马克思”，那就太离谱。这个过程说明什么？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毛为人恣肆不羁、海阔天空？或者像“上天揽月，下海捉鳘”那样作诗抒情？看来还需要再深入研究。染上严重的皇权专制主义的病毒.为了回答“为那般”，同时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和所起的“消极作用、以及毛的错误思想脉络”。这里需引用李锐先生当时还不可能看到的史料.

60年代为了响应毛泽东“学一点外国历史”知识的倡导，出版了一批大字本的各国历史读本，看来是专供上了年纪的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虽然许多是由苏联作者按照官方要求撰写的，但毕竟多少还可以以史为鉴。我们在毛泽东读书笔记中竟没有看到他读外国史的记载。

相反，毛泽东建国之后，顽强地、持久地钻读起《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来，是消遣、休闲式的阅读？看来不是，同时也不是从中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而是从中汲取如何巩固自己所建立的国家，如何治国治军治民的营养。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洋洋洒洒，130余万字，完全是用歌颂、赞美的笔调，详细记述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直到逝世，各方面的读书笔记及谈话，用功殊深。且看他们是如何谈毛研读二十四史的.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泽东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是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

毛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旧唐书》、《新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十六种。……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

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部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加上《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还要加上不止读一遍。以8000万字计、若每天读三万字，需要多少时间呢？也就大概需要近2700天，约八年时间。建国前不计，建国后，从1952年1976年历时二十四年，可见用功之勤了。我们从没有见到毛泽东就英、美、日、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拉丁美洲、非洲的近现代历史与领导人交换看法，而只看到毛告诉刘、周、朱、彭等领导人要阅读二十四史中某册某文。五十至七十年代，世界变化之大，胜过古代数千年的变化，不研究世界现代化，却从浩如烟海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中寻找灵感，不从整个世界看中国，而从中国古籍中看中国，看世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误区吧！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此论精辟深刻，千真万确，孔孟是招牌，是对社会、人民群众及士人的说教，是维系封建社会、封建政治、宗族及家族、家庭的纽带，而御臣治民是靠法家、是兵家。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难道也离不开商、申、韩、以及孙武、吴起（兵家用兵之法，移植于御臣、治民）？所以误到最后，竟吹捧起世界最早最阴险最残酷的法家来，忘记了古代帝王也是羞谈商韩的。毛泽东大张旗鼓捧秦扬法批孔，席卷到全国每一个生产队。不仅自认自己是秦始皇，还要为商纣王、秦始皇翻案，江青还要郭沫若写有关歌颂屈原的检讨。最后还承认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是“郡县制”、“秦政制”。秦始皇集皇权专制主义之大成主要就体现在秦政制、郡县制上。这种承认意味着什么？究竟为哪般？

如此等等，不能不追溯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就已经从“略通国学大要”到“熟通国学”了。少时六年的私塾，四书、《左传》等背诵如流。青年读师范时期国文教师柳潜赞誉毛：“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柳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收获很大”，当然也读过卢梭、赫胥黎的一些东西，但不多，并且总的是“先中后西”。《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说，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着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着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这是1916年左右时的情况。毛泽东同斯诺谈话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便着的《社会主义史》，何其少呵！到了1920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马列着作译本贫乏，加之毛不像蔡和森那样直接读外文。所以，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马、恩着作的影响太少，远不如中国古籍对他的薰陶深入肌里。毛读马列着作，一是在苏区，毛被整没有工作时；二是在延安相对安定时期，曾读了些马列着作，但二手货多于原着，而且斯大林、列宁的又多于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属现代专制主义的东西。所以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粗线条和极不系统的。到了晚年，毛曾多次表示“马克思可读的东西不多了”并且多次公开反对多读书。据我文革中接触到的印刷品中就有：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

1964年3月10日和毛远新谈话时又说：“钻到书本中去学习，越学越没知识。”

1964年《关于军事院校的谈话》，毛主席说：“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革命斗争培养干部。”1965年6月26日，《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书读得越多越蠢。”

1965年12月21日哲学谈话中：“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

林彪心领神会：提出“要百分之百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当然毛不会反对这一点.

这与他青年时期，“书越读越有趣”正相反。

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说明他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害。而毛泽东反鲁迅之道而行，而且还要别人也这么办。补充以上这些材料，不仅有助于说明“消极影响”及“错误的思想脉络”。而且说明毛从小就染上了严重的皇权专制主义的病毒。这种病毒之害，从长征路上、延安时期就已公开表露。他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称刘英为“娘娘”。丁玲晚年的回忆，更活灵活现出毛中毒之深。

在延安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

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支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

这首词，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还记得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

兼患斯大林主义之重症

如果说以上系毛泽东的一个误区，那么他的另一个误区应该说是对政党政治、政党现代化缺乏全面了解与研究。吹捧、仿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种仿效是有选择、有改造、有发展的。可谓天才地创造性地仿效。

近现代逐渐形成和逐步完善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是现代和当代执政者、从政者必修课题，必须详加研究，时时关注。我们只看到毛泽东时时关注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而没有看到毛泽东对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研究和关注，更没有看到毛泽东对西方政党与政党政治的研究和关注。似乎只有共产党才是进步的、革命的、正确的、伟大的、其它一切党，都是不在话下的、都是“反动”的。更有甚者是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授程》为经典。1938年它刚出版，1939年博古（秦邦宪）就将此书译成中文，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说：“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十遍，显然言过其实，不过说明何等如获至宝。1939年10月，毛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941年5月，毛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以《联共布党史》为整风中的“中心教材”。它被视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后来又被规定为各层领导乃至大学生必读的马列主义着作之一。

正是在这几年，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偏僻的四川江津作出与毛完全不同的认识，得出完全不同的主张。首先，1929年12月10日，陈的《告全党同志书》，就宣告自己站在反斯大林方面。后来则公开说：斯大林乃“专制魔王”、“苏联不是工人国家，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已堕落为法西斯国家”。1941年11月28日，他说：“斯大林是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出什么社会主义，任何独裁制都是领袖独裁，都是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1941年12月7日，他复函ⅩⅩ称：“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以兄好学深思，想亦能分别布尔什维克与马、恩之不同也”。12月23日复函郑学稼，对郑说的“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表示“拍掌大悦”。表示“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532、533页）为什么毛与陈的认识相差这么远？为什么毛这么看重苏共党史，与斯大林一拍即合？

毛泽东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看来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看《联共（布）党史》。二十四史大多出于隔代的史学家，而《联共（布）党史》，不仅是本“朝”写本“朝”，而且它是由斯大林倡导和亲自参加下撰写的，它在许多场合都被视为斯大林的着作。它出版于1938年时，1934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已经过了四年。十七大的超过60%的党代表与十七大选出的超过70%中央委员已经被斯大林送上了西天，或者坐牢。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开国元勋，几乎全部死于非命，甚至连列宁的夫人、高尔基也不明不白的死去。中下层被迫害致死的达三、四百万之多。斯大林这时告诉他的母亲，他现在的职位，就像当年克里姆林宫的“彼得大帝”。斯大林自然要隐去列宁最后决心撤换他，以及他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种种斗争，也绝口不提他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行。更要尽力千方百计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这样一部党史，如果不是“大半是假话”的话，那么也大半是造假造神的话。照这种党史去进行党的建设，甚至亦步亦趋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会有什么后果呢？

《联共党史》毫不讳言陈独秀说的“勋归一朝烹”。枪毙了列宁时的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湟夫、布哈林等等开国元勋、驱逐，十月革命的实际指挥者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组织者托洛茨基，始驱逐出境，后则被斯大林派员暗杀，等等史实，还有中国的“伴君如伴虎”，它会告诉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明、博古、彭德怀乃至后来的刘少奇、“彭罗陆杨”……什么样的信息呢？小心脑袋！只能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三呼万岁，自唾自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毛奉《联共（布）党史》为圣典，还不能仅仅视为不自觉的误区，而是设置了一个取得巨大功效的谋略。苏共二十大之后，毛仍然力主“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所以文革那样的灾难性错误，几乎没有敢于冒死诤谏的人。这里不仅仅是毛威望的震慑，而且斯大林这把“刀子”也起到极大的作用。因为斯大林主义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主要点上是相通的、几乎毫无差异：

斯大林主义――以秦始皇为例的中国皇权专制主义

一个领袖，至高无上。全国的信仰中心，等于一个神 集三皇五帝之尊，确保至高、至上、至重、至隆之势位，集党、政、军、经、文、思权于一身。

终身在职，控“文、武、威、德”四位，万事皆决于上，终身在位，传之万世。

不受法律约束，消灭反对自己的人与党派 操臣民之生、死、富、贫、贵、贱“六柄”。以古非今者（灭）族。坑儒

不能批评、不能监督斯大林。控制各种传媒，舆论一律 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严禁入则腹非, 出则巷议。

控制教育、出版、文化，制导全党全国的思、言、行，取消四大自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党代会，苏维埃，成为只能欢呼举手的政治花瓶.专任狱吏，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行层层任命制，使普选、选举制形同虚设 行郡县制，可以朝命而夕除之.销毁和禁止“政治上有害的图书”焚书.

大搞个人迷信。依靠暴力、依靠伪造、依靠欺骗 依靠暴力、依靠欺骗.对于造成数千万人死于非命等重大失策，不负任何责任 对滥用民力，滥用暴力的恶果，听之任之，不下罪己诏.

时代相差两千多年，地域各居两大洲，其行为何其神似呵！其实，古今中外专制体制大同小异。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这又回到毛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上来了。陈晋是130余万字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的作者，他说：“毛并没有读多少马恩着作，他读的只仅有几本别人翻译本。”用李锐先生的话则是：毛“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极端僵化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实话实说实话谦说寓意极深

邓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制度是决定因素，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此话千真万确！那么“制度”的问题出在那里呢？应当说毛泽东已经告诉了我们：即在“秦政制”、“秦犹在”、“郡县制”。绝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些诗话，夸张的话。“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一点也没有夸张。460个儒生与55万右派，岂止一百倍？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拿下诺大的中国，与靠祖宗“六世余烈”而得天下的秦始皇相比，岂止超过百、千、万倍？“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岂止是“略输”？这些诗话，才真是实话实说，实话谦说。那么他从不讳言自己是秦始皇到底为哪般？看来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说大真话，大实话。这里有两层意思：“你又奈何我哉？”这是明的一层，另一层是暗示：“若干苦干年后，中国要改革政治，要从这里着手”。毛早期视专制独裁为大敌。1956年当他得知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当即断言：在欧美，是绝不会发生斯大林暴虐的。当然，他会十分清楚中国之滥杀无辜及饿死数千万人以及文革浩劫，在西方也绝不会发生，因此中国何去何从，他一清二楚。不过，真要改变“秦政制”，他暗暗地提醒后继者：千万别惹出血雨腥风。“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经常流泪，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赶走日、蒋及文化大革命，这后一件事就是他流泪悔恨的由来吧？但他隐约地警告：别弄出腥风血雨。毛泽东有诗《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他老人家三、四十年前已开口，承认是秦制了。而中国的春天也早已到来，“虫儿们”可以谨慎开口了罢？

共产党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它是“新民主主义”时，它光芒万丈，一日千里。一当毛泽东撕毁《共同纲领》，接着又使宪法、党章变为一张废纸，封建的与斯大林主义的病毒急性发作，民不聊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至文革时期，皇权专制主义已无以复加。古老的中式秦制，又加上苏式的“秦制”，两者绞缠，虽然为政甚便，为善的成就能令世界咋舌震惊（中国建国初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原子弹爆炸，朝鲜战争胜利；苏联工业、科学及战胜德国的辉煌胜利，等等），为恶的收效也迅速惊世，隐患致命。建国后毛的一系列错误，即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又回到了“新民主主义”，这一来又使我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成为与欧、美并列、鼎足而三的世界强国。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人们又想起1980年李维汉向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根本性的问题。”“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王焕春：《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炎黄春秋》2003年第三期）今天所谓“反封建”，即先从理论上弄清皇权专制主义，然后稳妥、有序、渐进、和平地进行改革。唯有如此，既能走出“腥风血雨”的阴影，也方能最终跳出三千年“一治一乱”的循环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