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饿死”的概念》予以驳斥，指出：什么叫“概念”？――即 “逻辑思维最基本的单位和形式。反映一类客观事物一般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用词语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饿死” 这个概念的内涵应定义为：因长时间过度饥饿导致生理机能衰竭而亡（完全断食一般为3～7天，严重饥饿时间会长一些。因年龄体质不同而有差异）；其外延是：一切因长时间严重饥饿导致生理机能衰竭的死亡。

笔者还指出：金无足赤――对于任何事物任何概念都不可追求绝对化。比如“人”的概念，《词典》对其内涵的定义是：能够制造并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其外延是：一切能够制造并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如果有人提出：儿童算不算人？老人算不算人？病人算不算人？植物人算不算人？――这就变成了形而上学诡辩。

张宏志与“倚天剑鸣”二位先生异口同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论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三年”、 “我相信所谓的‘饿死’并不是真正饿死，而是年老体弱多病缺乏足够热量营养与医疗保障救治，拖延时间也没有条件医治，因而引发各种病情加重的提前死去，这应当是符合那个年代的客观实际。” ――所谓的 “年老体弱多病，提前死去”之说，岂不怪乎哉？陈云、季羡林等先生一直身体虚弱，为什么不提前死去？现在千千万万身体虚弱的老人为什么不提前死去？那时，“提前死去”是怎么造成的？岂不正好说明死因是饥饿吗？不是饿死又是什么？――先生，这是自我否定。

北京市离休老人刘禹先生当时在中央政法机关工作，和其他中央机关800名整风整社干部一起到了河南省（其他各省区都有下放整社的干部）。他们同一单位的7人分到了新乡地区原阳县，他被任命为大宾公社党委书记。老人著文《大饥荒年代，我在大宾公社当书记》，回忆了当时那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摘录如下：

进入原阳县界，映入眼帘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一望无垠，密集的村庄，看不见树林，使人有一种肃杀凄凉的感觉。到达县城，县委书记韩福增同志接见了我们，说：“现时的任务是贯彻‘中央十二条’，保人保畜。”当时农村因饥荒造成人畜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非常严重，保人保畜就是采取一切办法，遏止人畜大量死亡。就这样，我到大宾公社上任了。粮食不够吃，也没有瓜菜代，农民就到黄河大堤上剥柳树皮或者到水糖里挖芦苇根，磨成面和粮食混着吃。后来，连柳树皮、芦苇根也剥光、挖光吃了。农民家里没有存粮，只靠国家救济的半斤粮食。农民饿得个个面黄肌瘦，青年妇女也都闭经了，五六岁的的儿童个个大肚子，小细脖，骨瘦如柴。

县委办公室每天晚上7时开电话会议，要各公社汇报每天人畜死亡的数字。我刚上任的那些天，大宾公社每天死四五个人、牲畜死二三头，保人保畜是当时的头等任务，如果不能遏止人畜死亡，各级党委书记要承担责任。原阳县阳阿人民公社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是新乡专署下放的一名局长被撤职了。后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通报延津县也是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县委书记被撤职。我作为公社第一把手，心里不免战战兢兢，那时没有粮食和其他食品可供补……

――什么是“那个年代的客观实际”？这才是真正的客观实际！

张宏志先生的主论点是：“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请问：以上刘禹先生所述的河南省新乡地区是不是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张宏志与“倚天剑鸣”二位的文章里都提到了信阳事件。当时，调查工作长达半年，结论是饿死100多万人。参与调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南局主要领导人陶铸、王任重都目睹了饿死人的惨状，都掉了泪。李先念说：“西路军失败那么惨，我没有流一滴泪，在光山看到这个情况， 再也忍不住了！”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第二次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 “我到光山县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分子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即使，仅只发生这一起信阳事件，难道还不是骇人听闻的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重大死亡事件吗？

其实，信阳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仅就笔者所知，中央存档的地区性事件可以陈述如下――

河南省开封地区事件。经河南省委调查，开封地区10个县自1958年10月底便进入严重饥荒状态，到1959年3月，15万多人患浮肿，7万多人逃荒，1. 6万多人饿死。

江苏高淳县事件。经江苏省委调查，该县1958年冬到1959年春，发生浮肿病、消瘦病，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1000多人。

河南省商丘地区事件。经河南省委调查，该地区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几个县1959年1～2月发现大面积浮肿和饿死，仅人吃人，调查组认定有20多起。

发生于1959年的惨案还有：江苏省句容县事件、广东省事件（由省委向中央发出严重灾情报告。下同）、湖北省事件、河北省事件……

1960年：山东省事件、甘肃省事件、江苏省事件、宁夏中宁事件、贵州省事件、安徽省事件……

1961年：1961年春季山东省聊城、沧州二地区事件、6～10月山东省聊城、惠民、德州三地区事件……

1962年：1962年湖北省谷城、光化、襄阳三县事件。

全国各地饿死人的数量，在1983年《中国年鉴》中也有一部分显示（有隐瞒现象）。如：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少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请注意：人口非正常减少（饿死）数大于净减少数，因为此外还有自然增长部分。

另外，有些地区的官方文件、地方志也有一部分记载。　著名学者杨继绳先生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中指出：“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

现在，饿死人事件还在不断地揭秘之中。信阳事件早已广为人知。2006年3月，一篇采访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先生（大饥荒时期的中共重庆市委负责干部）的文章《“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人》（原刊于《现代快报》），再次轰动全球。1961年5月，廖先生等几位党员干部冒险投书中央，反映四川省饿死了1250万人（根据四川省委文件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对照）。胡耀邦、杨尚昆曾召见廖伯康等人，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而后派出17名干部赴四川调查。显然，此事千真万确。2008年秋，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出版，揭露甘肃省通渭县饿死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

在上述惨案中，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人吃人现象。

另外，笔者亲耳所闻的较小规模的饿死人事件还有：

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

河南省漯河地区舞阳县问誓公社西庄大队1959年冬成立一个埋人队，几乎天天埋尸体。到1960年春，最多时一天埋四五十具。以后就演变为吃尸体。与其相邻的西平县 簸萁张公社、吴城公社情况更严重。

河南省郏县城关公社后二大队，原269人，三年饿死208人。

四川省蓬溪县蓬莱区新桥公社化二大队6队原330余人，三年饿死160人，余170人。

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王井村，原600多人，三年饿死150多人。

四川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 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出去要饭了。

……

仅仅以上所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量饿死人”吗？――很多网友诘问张洪志们：饿死很多人就是饿死很多人，有什么好说的？――不无道理。

总之，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饥荒频发，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之大不同：除了人祸所致饥荒面积大时间长以外，特别是饿死人的数量多――难道这不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罪恶吗？

四、三年不止饿死3000万人――空前绝后的特大灾难特大罪恶

否认真正饿死人、大量饿死人的张宏志依照自己的逻辑很自然地提出了另一个奇特的命题：“‘饿死3000万人’纯属捏造”――不过，这种说法的确得到了不少人应声附和。其中很多年轻人出于不理解而认为夸大了事实，希望能得到令人信服的推理论证――这种理性的求实的态度应该得到尊重。

实际上，“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的同一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年鉴》，其中有一部分是人口统计表。该表的总人口增长曲线凸显1958～1961年间有一个大凹陷，而这个大凹陷又有历史事实根据。于是，国内海外一些学者纷纷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大跃进饿死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的不同结论。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再起高潮。但这些结论很快都受到了质疑批评。说到底，批评者的根据也是1983年的人口统计表――论辩双方都指出：这份统计表比较粗糙，“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与“总人口”之间的对照有些差错――显然，1983年《中国年鉴》的总人口统计变化与客观历史及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的评价基本一致。但确应说明差错的原委。在人们的期待中，1995年再次公布《中国年鉴》，此前的人口统计表数据依然如故。又过了7年，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新的《中国年鉴》，却不事张扬地更改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前的大部分人口数据，人口统计表上总人口增长曲线中1958～1961年间的大凹陷明显不见。因此，改革开放事业及其发动者、主导者成了一些人疯狂攻击的目标。

笔者发现，2002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漏洞百出，明摆着造假，彰显着遮蔽旧时代人祸灾难的政治目的，已撰文《令人震惊的国家统计局造假：篡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字―― 一个明目张胆的大阴谋》予以严正批驳――国家统计局的卑劣造假，对于理清“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一历史谜团，也形成了巨大干扰。不过，欲盖弥彰，它终究进一步反证了：1983年《中国年鉴》所显示的大跃进造成的人口非正常减少数量基本上是真实的（说真实并不严谨，应该说只少不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全世界国家权力最强大组织最缜密的国家：共产党支部直接建立在社会的最基层；同时实行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公民不能随意流动，即使迁移调动，也都凭证办理；而且实行计划管理，年年要做预算决算，要上报总人口数字；而且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制度，年年还要分发各类生活票证（人无户口，就无法生存），需要一再核对总人口。因此，当时历年的总人口数字既易于统计又要求统计准确。特别是，当时的档案制度极其严厉；更特别的是，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统治极其严苛，谁也不敢给领袖给共产党制造一点点不利影响。故而， 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显示的1958～1961年间人口非正常减少数字绝不可能夸大――我们还可以从统计工作的特点上进行考虑。人所共知，统计“总人口”是人口统计工作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整个统计过程，自始至终都要围绕“总人口”进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汇总的总人口数必须一致；上年总人口数加上新生数减去死亡数得出的本年总人口数必须与之吻合；在此基础上，最后算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通过上年总人口验算本年总人口，也必须分毫不差。即从各个方面得出的总人口数不可有半点差池――这就是说，全国人口统计总表制作之前，总人口数已经过多次核对，总表上其他数据可能有误，但总人口数决不会出现差异；总表上的总人口数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整个一套统计表的总人口数必须对照一致。――话再说明白些，研究“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最低限的基础非常坚实可靠。

总而言之，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所反映的1958年冬～1961年间总人口非正常减少数量，只会再多些，而绝不可能变少――中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除了普查，这是中国人口统计的唯一渠道。在共产党一党长期专政的格局下，没有任何理由质疑其夸大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规模。虽然当时普遍存在隐瞒少报饿死人数的现象，这些资料不尽真实，但现在研究者只能依靠它们，起码，可以推算出大跃进饿死人的最小数量。

那么，1958年冬～1961年三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呢？

请看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

年度 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万人） （‰） （ ‰） （ ‰）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8.00 13.20 24.80

1955 61465 32.60 12.30 20.30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 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9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这份人口统计表显示得清清楚楚：在1958～1961年间，反常地突然出现中国“总人口增长”（通常，人口总是逐年增长）的大幅度减少――此前四年（1954～1957），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470、1199、1363、1825，四年共增加5847万，增长1 0 %；此后四年（1962～1965），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436、1897、1307、2039，四年共增加6679万，增长1 0.14 %；而1958～1961年四年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341、1213、―1000、―348，四年共增加1205万，增长1. 86 % 。

灾难过后的四年（1962～1965）是人口增长补偿期，缺乏可比性。我们可以在1957年总人口数（64653万人）的基础上，按灾难前四年（1954～1957）1 0 %的增长率计算，在正常情况下，1958～1961年四年应增加6465万人，而实际只增加1205万，由此可得出1958～1961出四年间人口非正常减少5260万人。

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认为全是饿死所致。因为当时，许多农村育龄妇女因饥饿而断经，暂时丧失了怀孕能力，1959～1961年的出生率因而大大下降。《中国年鉴》反映的这三年的出生率分别是24.78‰、20.8‰、18.86‰――它表明1959～1961年的人口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分别少了5～7‰、9～11‰、11～13‰。三年减少新生儿分别为325万～462万人、604.9万～739万人和728万～860万人。合计三年新生儿应少生1658万～2061万人（注：有些学者还计算1958年的少生数，大概不够合理。因为大饥荒始于1958年10月底，基本不影响生育）。

因此，《中国年鉴》（1983年版）所反映的饿死人的人数约为3199～3602万人。

不过，还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

1、基层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写道：“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

2、地方官员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指出：“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其仕途。”

王维志先生，人口统计专家。年轻时曾留学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回国后，长期在公安部治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他曾对杨继绳先生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 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

在处理信阳事件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说过：“不要再查了，越查越多”，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说过：“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3、中央隐瞒

杨继绳先生指出：“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披露：“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3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4、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表中也的确存在饿死人数少于实际的现象

（1）、四川省少报一半――629万，就是一件铁证。

（2）、全国人口统计表中，河南省在同期的总人口非正常减少人数仅为238万，比人口少、浮夸风较轻的安徽省还少得多，比四川少800万，而予川两省都是人口大省，总人口相差不多，河南的浮夸风又最厉害，显然不真实。

5、廖盖隆先生明确指出：饿死4000万人

廖盖隆先生是原中宣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2000年他在《炎黄春秋》第三期曾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

6、王维志先生的研究结论：饿死3300万～3500万人

杨继绳先生特别看重王维志的研究成果。强调：“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

王维志指出：“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他的研究结论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7、杨继绳先生的研究结论：饿死3600万

杨继绳先生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肃认真的学者。外国学者――艾德尔、莫舍、希尔、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又译杰勒德•卡罗特）、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中国名字"班久蒂"）和中国学者――王维志、李成瑞、蒋正华、丁抒、金辉、陈一谘、曹树基的相关论著，他都悉心研读过，还走访过公安部治安局户政处人口统计专家，也做过一些基层的调查。他认为，在王维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再加上1958年冬季和1962年个别地区的饿死人数。所以，他的结论是：饿死3600万人。

总之，大跃进饿死的人数不止3000万，是不可抹杀的铁的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要谈一谈，即许多人对于20多个人中饿死1个人感到离奇，不可思议――不是数字离奇，而是时代离奇体制离奇人离奇――请问：1958年提出两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不离奇吗？发动全国人民说谎吹牛不离奇吗？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砍树毁林砸锅砸铁不离奇吗？整了1亿多人民不离奇吗？再请问：斯大林杀死了自己国民（其中一大半是革命同志）的1 / 9，不离奇吗？波尔布特杀死了自己全国同胞的1 / 4，不离奇吗？此人是毛泽东的亲授弟子，却杀死了在柬华人的1 / 2，不离奇吗？――只手遮天的离奇之人，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综上所论，中国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大不同：主要是人祸所致饿死的人数量创了世界史记录，悠悠5000多年，此乃在一个国家里一起灾难死亡最多的三年！而且，发生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难道，这不是空前绝后的特大灾难特大罪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