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之时，中共中央在《十六条》里就有十分明确的政策规定，即要文 斗不要武 斗。所谓文 斗就是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用四 大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触及人们的灵魂，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7日曾经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再次明确了这个政策，并且指出，给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的当权派戴高帽子、打花脸、游 街应该算是武 斗的一种形式。就连这几样批斗的形式都算是武 斗了，为什么后来不但没有制止住武 斗，反而逐步蔓延升级，甚至开枪开炮，造成了那么多的悲剧呢？这些年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著书立言分析探讨，给出了一些仁智各见的答案。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代表时，有一个叫做宋彬彬的女同学，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把一个红袖章给毛主席戴上了。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随即说了一句“要武嘛”。显然，毛泽东的本意只是对于威武精神的赞赏，但是被现在的一些研究者传播为是毛泽东的这句话助长了动用武力的气氛，并且认为此后不久开始的武斗之风都与此有关。甚至污蔑称，毛泽东此言不久，暴 力横 扫全国，生灵涂炭云云。事实上，毛泽东是一贯反对武 斗的。各地方武 斗的悲剧现在看起来原因也许并不复杂。主要是：第一，各地从文革初期开始，始终就有两大阵营两大派别，随着运动的深入，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斗争愈加深化剧烈，又没有缓冲地带可以谈判消火，任其发展，终成大患；第二，在解放军开始支左以后，驻军和地方武装部门在谁是左派，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导致两派分歧加大，不被解放军支持的造反派陷入被动挨批的境地，寻求反扑；第三，中央文革在运动渗入发展武斗升级的过程中政策失误，提出群众专 政、武装左派，客观上助长了武 斗升级；第四，林彪、江青等人先后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让两大阵营的造反派觉得无所适从，文 斗武 斗都有道理。比如，1967年8月9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领导人的会议上说，好人斗坏人，应该；坏人斗坏人，以毒攻毒；坏人斗好人，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斗好人，可以从中得到教训。于是谁斗谁，怎么斗，都有道理了，因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坏人。尽管如此，武斗也只是在一些城市里发生，说它是全国性的未免牵强也不符合事实。

      造 反派之间的械斗， 从体罚、棍棒到自制土枪、土炮到动用直升机、坦克，攻击对方的指挥部、工事，无所不用其极。武 斗最早从上海开始，迅速失控，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里一发而不可收。从1967年初开始到1968年，是全国性武  斗的重点时段。据后来的调查，全国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十大武 斗事件;青海西宁、黑龙江伊春、湖南怀化、四川宜宾、新疆兵团、云南回民事件、重庆等地，至于其他规模较小的武斗事件也有不少。省会级的城市里基本上都有武 斗发生。参加武 斗的主要力量大都是青年学生和其它方面的年轻人，他们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为了所谓的理想和斗争的目标，置生命于不顾，有的不惜洒落一腔热血！重庆的沙坪坝，现在还有一个埋葬着五百多在武 斗中死亡的红卫兵的墓群。面对荒草凄凄，野岭孤魂，想起当年的血雨腥风，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