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中，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改称“保守派”）两派群众的对立，是在北京和各地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席卷各城市的群众性大辩论中正式开始的。尽管在此以前，在工作组时期，当工作组将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划为“革命左派”，将另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划为“准右派”或“右派”时，两部分师生之间的对抗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发生以前，这两部分学生并未明确地形成两个不同派别，“造反派”和“保皇派”这两个名词，也没有被用来分别称呼两个持不同立埸和观点的群众派别。

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一派是到党政机关大门口（或大院内）来请愿“闹事”的学生；另一派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紧急打电话召来的各校红卫兵、各厂工人和郊区农民。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党政机关是“反”，还是“保”？

“保皇派”本身是个贬义词。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但是，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以前，并没有人用“保皇派”来作为某个群众派别的称呼。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召来的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当时，各学校的官办红卫兵是唯一的红卫兵组织），高举着“誓死保卫省委！”或“誓死保卫市委！”、“不许右派狗崽子翻天！”等大幅标语，他们中的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口口声声骂前来请愿的学生为“右派狗崽子”，请愿的学生反唇相讥，骂他们是“保皇派”。“保皇派”这个名称十有八、九就是这样相互骂来骂去骂出来的，后来，这个名称被持反党政机关立埸人的用来泛称所有持保党政机关立埸的官办红卫兵、工人和其他群众。

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发生以前，“造反”的口号已经在社会上被喊得震天响了，但是，并没有出现过“造反派”这个词。最早喊“造反”口号的是官办红卫兵，而这些官办红卫兵，在对待各级党政领导的问题上，都是持“保”的立埸的，所以，在对待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保皇派”。文革中的“造反”口号最早是由“保皇派”先喊起来的，这也是令很多后来的文革研究者陷入迷惑不解的一大原因。

众所周知，最早写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谱写风靡全国的《造反歌》的是北大附中学生严恒，无论是卜大华等几个，还是严恒，都是高干子女，所以，有位网友给我的文章回贴说：“许多造反派其实都是高干子弟”，这是对文革真相的严重误解，其实，喊“造反”口号的不一定是造反派，清华附中的这几个红卫兵，还有严恒，在文革中都属于保皇派。正如另一位网友所说：关键是：造谁的反？如果我们重新仔细阅读一下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或者，再去分析一下严恒的《造反歌》（在网上可能搜得到），就会发现，这些文章和歌词中所涉及的造反对象，是既混乱又空洞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恒《造反歌》的最后两句：“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明显是冲着反工作组的“右派”师生来的。但是，后来形势演变，正是那些当初反工作组的“右派”学生成了造党政机关反的“造反派”，而那些最初高喊“造反”口号的高干子女都成了死保各级党政机关的“保皇派”。

“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众派别的名称，是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出现的，这个称号，最初是那些反党政机关的学生自封的，还是对立派别者第三者赠送的，已经是不可考了，反正这些请愿的学生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而且这也符合“造反”二字的本意，中国词汇中的“造反”，本来就具有“以民犯官”、“以下犯上”的含义。而此前官办红卫兵所谓的“造黑五类的反”、“造牛鬼蛇神的反”都不符合“造反”二字的本意。

党政机关大门口出现的两派群众对峙，在力量对比方面是极不平衡的。除了西安的“八·一六事件”中请愿学生规模较大，达到5万人以外，其余各地的类似事件，请愿的学生多则数千人，少者只有数百人，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召来的红卫兵、工人、农民往往十几倍、几十倍于请愿学生。从各个学校赶来保卫党政机关的学生，都清一色地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在不少省市，从各个工厂赶来保卫党政机关的工人，也成立了一个名叫“赤卫军”的组织，有旗帜、有袖章；而那些通过各个学校之间相互串联汇集起来的请愿学生，则活象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某些地方的这类事件上，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了武斗，如湖南长沙的“八·一九事件”，去请愿的学生一共只有200多人，而仅仅是市委工作人员召来的工人就有好几千人，自然是一顿拳打脚踢，把那些请愿学生打得落花流水，赶出了市委大院。

在另一些地方，如杭州，持保卫党政机关立埸的官办红卫兵、工人采用几十个人围攻一个人的办法，把请愿的学生围起来“辩论”，自然，陷入围困的学生在“辩论”中免不了被又推又搡，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据一位当年曾参加过到杭州市委门前请愿的学生说，后来，他们这些请愿学生想出了一招：当他们陷入“保皇派”围攻而无法脱身的时候，就狂呼“毛主席万岁！”，因为当时的群众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条“规则”，当你身边的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如果你不跟着也举拳喊“毛主席万岁！”，那就构成对毛主席的大不敬。所以，当请愿学生无法脱身的时候，就连连高呼这句口号，他一喊，周围的人也只好举起拳头跟着喊，这就可以趁机脱身了。

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的自然延伸，就是出现了席卷整个城市的群众性大辩论。这埸大辩论起初是在党政机关大门外展开，然后就扩散到市内的许多广埸或其他公共埸所，渗透到各个厂矿、商业单位、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等，更进一步渗透到千千万万个家庭内部（详情可参看我写的《红卫兵运动始末》相关部分）。

5、造反派学生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和红卫兵组织

我所说的这所中学里，去杭州市委市政府请愿的那帮学生（请愿事件发生在8月下旬），于9月5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总部”，这是在原来的“红旗战斗小组”基础上扩大形成的。

大约9月中下旬，从北京传来消息说，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学校的造反派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对当时的外省市造反派学生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因为在此以前，很多人把红卫兵组织看得很神圣，认为只有经过权力机构的组织和批准才能成立红卫兵，现在发现，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的。当然，红旗总部的头头还是把成立红卫兵一事看得很严肃、很慎重的，也仿照官办红卫兵的制度，规定只有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才能申请加入红卫兵。为了跟学校的官办红卫兵相区别，红旗总部自己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称为“红旗红卫兵”，发给红旗红卫兵的袖章，中间是“红卫兵”三个大字，左上角有“红旗”两个小字，右下角是学校名称，整个袖章是红底黄字，与学校的官办红卫兵的红底黑字有明显的区别。为了明确“红旗红卫兵”与“红旗总部”的关系，宣布“红旗红卫兵”是“红旗总部”的核心组织，其他因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而未能加入“红旗红卫兵”的红旗总部成员，则称为普通的“红旗战士”，不久以后，根据某些人的提议，给普通红旗战士也发了红袖章，普通红旗战士的红袖章上没有“红卫兵”三个字，正中是“红旗”两个大字，右下角是学校名称。

6、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1）文革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打老师等，与造反派统统无关

红八月实际上指的是1966年的8月和9月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打老师等，都是当时的官办红卫兵（即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中所说的“一司”红卫兵）干的。在当时，抄家、破四旧等，不是随便哪个学生都能参加的，参加者必须具有红卫兵的身份，而红卫兵只有“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才能参加。而在当时的学校里，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只占了30%左右。其余的学生中，除了“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以外，大量的是中间阶层家庭出身的，如解放前当小职员的、开杂货店的、摆香烟摊儿的、卖小吃的、唱曲儿的，等等，这些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抄家、破四旧等，其中有些学生，如父母解放前开过小店的，说不定自己的家也被红卫兵抄了。

至于造反派学生，在红八月中都是些被牵涉到反工作组事件中的学生，他们中即使有些学生也出身于红五类家庭，但仍然被拒绝加入红卫兵，而且，这些人当时成天为自己头上那顶时隐时现的“右派学生”帽子担忧，哪有心思去理会其他事情。

（2）对文革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等，当时的党政机关领导人脱不了干系

因为1966年8月和9月时，当时的各级党政机构并未瘫痪，他们仍然牢牢地掌握着运动领导权。各学校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学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经常要被召到区委去开会，在会上向区委领导汇报本校文革运动的进展情况，并听取区委领导的指示。有时，市委、省委的领导也会下到基层，听取各学校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和作指示。我看过上海当年一位在中学生任文革委和红卫兵负责人的青年教师的回忆文章，文章中说，他们学校当时的红卫兵抄家任务，就是区委领导统一布置的。

（3）造反派学生对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等，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按照造反派学生后来在群众性大辩论中形成起来的说法：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唆使受他们操纵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发动了破四旧、抄家、斗牛鬼蛇神等活动，其目的是要转移运动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下层，从而保护自己在运动中过关。所以，“保皇派”红卫兵搞破四旧、抄家等都是出于走资派的大阴谋，是保皇派红卫兵（指官办红卫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

（4）文革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等，实际上只延续了两个多月，1966年11月份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

1966年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作了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报告。陈伯达的这篇报告会后经毛泽东审阅后，下令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两本”。在陈伯达的这个报告中，严厉地批评了以高干子女为首的官办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所作所为，官办红卫兵在这一时期通过“对联”宣扬血统论，在破四旧和抄家中把斗争矛头指向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伤及很多无辜群众，提出“红色恐怖万岁”口号，等等，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受到了严厉批评。所以，到了11月份，官办红卫兵即处于土崩瓦解之势，各学校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纷纷垮台，破四旧和抄家运动自然就停止了，各学校的牛棚也自动解散。

1966年11月份以后，在各种运动中（如发生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仍有一些被审查的运动对象的家被抄，但抄家的已经不再是红卫兵或群众组织，而是负责审查运动对象的专案组，配合公安人员或其他有特殊身份的人来抄家了。

（5）1967年1月前后，上海造反派组织对曾在红八月中被错误地抄家的群众进行了甄别和平反（不包括黑五类家庭和资本家被抄家的），让当初曾经参加过抄家的人到被错误抄家者家门口当着所有邻居的面公开道歉，敲锣打鼓，张贴平反告示。

为什么要澄清这些？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文革的历史，或者要故意歪曲文革的历史。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文革中的破四旧、抄家等都是造反派干的，或者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所以有人编造说，1966年11月，北京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谭厚兰受康生的指令到山东曲埠去破四旧砸孔庙；有人编造说，他家附近的一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在文革的抄家运动中将大量抄来的文物偷藏起来，文革以后贩到香港去发了大财；还有一部电视剧说，直到1968年，山东某地的农村中还在破四旧，一个女造反派头头为破四旧要挖掉她丈夫家的祖坟，等等。这类谣言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