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革中的造反派（一）

　　一、1966年10月份以前的造反派

　　要了解文革中造反派的来龙去脉，首先要先分清1966年10月份以前造反的“老造反派”和1966年11月份以后加入造反队伍的“新造反派”。

　　为什么呢?因为在1966年10月份以前，造反派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少数派的地位，甚至处于被打击、被迫害、被镇压的地位;而在1966年的11月份，形势一下子被扭转过来，全国出现了“咸与造反”的热潮，“造反”成了最时髦的口号，人人谈造反，人人争当造反派，连一直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也扯起了造反的旗号。在造反派势力急剧膨胀的同时，也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量带有不良动机的人涌入了造反派队伍。

　　为什么1966年11月份文革形势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大转变呢?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66年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陈伯达发表的那本关于“文革中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另一件是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安亭事件”。关于这两件大事和“咸与造反”，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我们先来谈谈1966年10月份以前的“老造反派”。

　　1．工作组时期的“右派”

　　“老造反”中的为首份子和骨干，绝大多数在工作组时期(1966年6月至7月)都曾经因为反工作组，而被划为“准右派”或“右派”。

　　当时，工作组将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包括大学的全体学生和中学的至少高年级学生)划为四类：

　　一类：“好的”，即革命左派;

　　二类：“比较好的”，即中间派;

　　三类：“犯有严重错误的”，即准右派;

　　四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即被定性的右派。

　　被划为三类、四类人员的教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有的是因为现行问题，也有少数是因为被牵涉进反工作组事件的。

　　被划为三类或四类人员的学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被牵涉进反工作组事件的。

　　所谓的反工作组事件，在有的学校是因为有人贴了几张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在有的学校是因为一些学生和老师开了一个以批评工作组为主要内容的会，在有的学校是因为某些老师和学生向市委、省委领导写了一封反映工作组错误的信，等等。这些事情当时都被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按照当时的逻辑，工作组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

　　这里讲一下杭州某重点中学(实际上是我的母校)发生在1966年7月份的一次反工作组事件。给我讲述这个事件经过的人当时是该校的一名初中生，并未被卷入这一事件，他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向我讲述的。

　　这位讲述者记得，在7月的某一天，那天他正好有事回家去了，吃完晚饭才回的学校宿舍。一进宿舍，就觉得气氛异常，平时吵嚷嘈杂的学生宿舍安静得出奇，绝大多数宿舍都空无一人，他意识到学校里可能出了什么大事，立即往学校的教学区跑(该学校的教学区与宿舍区不在一起，中间隔了两条马路)。一进教学区，就发现平时晚上空寂无人的校区内一片灯火辉煌，所有教学楼的教室、所有办公室都亮着灯，人声嘈杂。他进了自己班的教室，看到同班的大多数同学都在忙碌着张罗写大字报。他连忙向同学打听出了什么事情，同学告诉他：是工作组宣布的，本校出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伙反动分子在前几天晚上(7月4日)开了个黑会，在会上猖狂向党进攻，工作组号召全校师生紧急动员起来，狠狠反击这伙反动分子。至于那个黑会的具体内容，几个同学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各个班级的学生和各个教研组的老师都在写大字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把这些大字报都贴到校园里去。

　　所以，在第二天早上，校园里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上了批判“七·四黑会”的大字报，很有点铺天盖地的味道。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写大字报的人压根儿连这个“七·四黑会”的具体内容都搞不清楚，所以，绝大多数大字报里也都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诸如“谁要反对党，绝无好下埸”之类，讲述者记得其中有一张大字报采用了漫画的形式，作者在上面画了两条癞皮狗，对着一个太阳狂吠，这两条癞皮狗的身上，写着两位青年教师的名字。据说，这两位青年教师就是“七·四黑会”的策划组织者。

　　接着下来，是工作组组织召开对这两位教师的批判大会。在会上反复逼令这两位教师交代其策划“七·四黑会”的动机、目的、反革命纲领之类，而这两位教师却拼命为自己辩白，辩称他们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会，那天傍晚，他们吃过晚饭，因为宿舍里太闷热，两人相约到校园里去散散步，走到半路上，听一个学生说在高三年级某教室里有些学生要开一个会，出于好奇心，他们二人才跟去听听，在会上也完全没有发言。但是，这两位教师的辩白全然徒劳，所有的辩词都被工作组和台上台下的群众称为：“不老实”、“欲盖弥彰”、“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在以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这两位教师一直被工作组隔离审查，与这二人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那晚参加“七·四黑会”的二十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高三年级的，其中为首的是“红旗战斗小组”的几个人。这个“红旗战斗小组”，在前一段运动中，在校园里颇有点名气，因为这个小组发表的大字报份量足、内容充实、条理明晰、论证严密，老师学生都喜欢看，可以想见，这几个学生属于那种颇有才气又关心政治的人，自然，这种学生也往往有个大毛病，不大肯人云亦云，老是喜欢发表点自己的独立意见，尤其是爱跟校领导、工作组唱反调，这一下唱出了大麻烦。以后听说，其实，7月4日晚上的那次所谓“黑会”，确实是“红旗小组”的几个人发起召开的，会上有几个学生发言，对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违背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宣传的中央精神，其中，个别态度激进的学生还提议给杭州市委写信，向市委反映工作组违背中央精神的所作所为，但不知为何，后来这封信并没有写成。至于两位老师在这个会上是否发了言，连大多数参会者也都记不清了。

　　在以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这些被隔离审查的老师和学生，日夜不停地受到工作组成员和协助工作组工作的“左派”师生的轮番讯问、逼供，一遍又一遍地被逼令写交代材料和检讨书。所谓交代材料，其内容必须要按照工作组所设定的口径，交代那些子虚乌有的反革命纲领、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的具体经过等，还必须揭发其他老师和学生的各种反革命言行;所谓检讨书，也是要按照工作组设定的调子，将各种反革命罪行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并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反革命根源。而且，这些交代材料和检讨书，一次又一次地写出来、交上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回来，理由是“交代不彻底”、“不老实”、“不深刻”、“没有挖到反动思想的根源”，等等，被一遍又一遍地责令重写。这种日夜不停的精神上的折磨是极其可怕的，能把人逼疯(在其他学校的类似事件中，确有教师或学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逼得精神崩溃自杀的，我所说的这所学校还好，没有自杀的)。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里写关于这一段的时候，我写的是：工作组在每个学校都遇到了宁死不屈的硬骨头。但是，实际情况是，真正能挺得过来的宁死不屈的硬骨头实际上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屈服了，痛哭流涕地向工作组表示了忏悔，按工作组的口径一次次地交代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纲领之类，还有的没的揭发举报了许多其他老师和同学的反工作组言行。数个月后，当形势完全反转过来，造反派得势，工作组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后，大多数曾经被工作组隔离审查过的师生也对这一段被隔离审查的过程讳莫如深，原因何在?大家心照不宣。

　　7月下旬，该校“七·四反革命事件”继续发酵，有许多学生虽然未曾参加“七·四黑会”，但因为曾经在公开或私下的埸合对工作组的所作所为表示过不满、发过牢骚、“骂”过工作组，在这段时间里，有的被他人在大字报上点名揭发;有的被他人交代举被工作组找去谈话，追查的范围不断扩大，搞得那些曾经对工作组心存不满的师生，人人自危，生怕自己在什么地方不检点说错了话，被人举报了上去。

　　后来才知道，我以上所说的类似“七·四反革命事件”的事件，不仅仅是发生在我所说的这所中学。在这段时间里，本省、本市的大多数大学和中学里都发生了类似的“六·X事件”或“七·X事件”;不仅仅是在杭州，在北京、天津、南京、西安……全国许多城市的大学和中学里，都发生着同类的事件。就拿西安交大的“六·六反革命事件”来说，被工作组认定的这一事件中为首的所谓“反动学生”叫李世英(男的)，也是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也被戴上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也被隔离审查，被日夜不停地讯问和逼令交代其反革命罪行。结果是，李世英受不了那种可怕的精神折磨，6月9日，留下三封遗书，服毒自杀，幸被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未死;李世英的女朋友王永婷，也是在“六·六事件”中被打成“反动学生”，7月9日，从工作组关押她的房间窗户跳楼自杀，当即死亡。(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中写到这一段时，由于所用资料有误，将李世英误认为是一名女大学生，说其跳楼自杀未遂;后来，我将《红卫兵运动始末》的这一部分发表在另一网站时，经一位知道真实情况的网友指出错误，于是，我重新搜集和查证了资料，纠正此一错误，并向以前读过我的《红卫兵运动努末》这一部分的网友致歉)

　　2．红八月里被入另册

　　1966年7月下旬至8月初，北京中南海里的情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外省市的一所中学里的绝大多数师生却是全然不知的。他们只知道工作组突然走了，由于工作组走时并没有开全校欢送会，大多数人对工作组究竟是哪一天走的也不知道。他们又看到，突然冒出来了个“文革筹委会”(全称是“杭州市第X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出来执掌管理整个学校大权。后来才知道，工作组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紧急召集“左派”开会，并在会上指定人员组成了这个“文革筹委会”。

　　文革筹委会的正主任是一位高二年级的女生，其父亲是浙江省委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位女生长相非常美丽，一言一行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度，说话做事也都相当温惋，颇得师生们的好感，但毕竟只是个中学生，能力似嫌不足，所以，人们后来发现，文革筹委会的实际权力大半掌控在一位担任副主任的青年教师手中。这位青年教师在文革前曾经是校党支部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并被破格提拔为教研室主任。但据知道情况的老师说，该教师教学能力平平，也无突出的教研成绩。这位青年教师在文革前的大多数“先进事迹”，人们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住了一条：他每次上厕所都带着毛主席著作，一边蹲着拉屎，一边读毛主席著作。文革开始了，工作组来了，原校党支部的一帮领导人都被赶下台了，但不知怎么地，这位青年教师又成了工作组的大红人、“革命左派”的代表。

　　工作组突然走了，那些被工作组隔离审查的老师和学生自然也都暂时自由了。不久，省委、市委在杭州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接着，全市又大张旗鼓地宣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

　　那些曾被工作组整得丧魂落魄的学生在《十六条》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当时，这些学生只注意到了这段话中关于“学生在运动中一律不整”的意思，都长出了一口气，以为在工作组时期因牵涉“七·四反革命事件”的那些问题大概可以从此不追究了，雨过天晴了，心情都轻松起来。

　　但是，不久以后发生的几件事情，又使他们的心抽紧起来。

　　第一件事情：有几个被牵扯涉到“七·四事件”中的学生申请加入红卫兵未被批准。

　　北京“八·一八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那个时候的青年学生，哪个不想戴上红袖章，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卫兵”?但是，当学校文革筹委会贴出本校成立红卫兵的公告以后，大多数学生的心都凉了半截，因为只有出身于“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或教师才有资格申请加入红卫兵，而我所说的这所中学，有一大半学生的家庭都不是“红五类”。除了部分出身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学生以外，大多数学生的家庭属于介于“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的“中间阶层”，例如，有些学生的父母解放前是当小职员的、当老师的，有些学生的父母解放前是开杂货店的，或者是在马路边摆香烟摊儿的;有些学生的父母解放前是当店员的、当报社编辑的，或者当自由职业者的，等等，尤其是那些解放前开过杂货店、水果店之类的人，在那种情势下，还很有可能被误认作“资本家”，可能被红卫兵抄了家，其子女当然更无资格申请加入红卫兵了。

　　在那些被牵扯进“七·四事件”中的学生中，也有好几个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其中，有的学生家庭三代都是血统工人，有的学生的父母还是革命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只不过他的父母官儿比较小，行政级别比较低而已。这几个学生本以为自己申请加入红卫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当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大红榜发布以后，这几个学生都榜上无名，而且恰恰就是这几个被牵扯到“七·四事件”中的学生榜上无名，其他未涉及这一事件的同学全被批准了。

　　事情本来不算大，但对这几个学生来说，却感到非常严重，而且，其他被牵涉进“七·四事件”的因家庭出身不太好而没有申请加入红卫兵的同学，也都觉得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们从这件事情上意识到：“七·四事件”并未一风吹，在上级领导那儿，他们这些人仍然是被入了另册的。

　　第二件事情：某天，一名被牵扯进“七·四事件”的学生(高三年级的)，在校门口遇到了一帮红卫兵(初中的，都是高干子女)无故寻衅，结果是这帮红卫兵打了这名高三学生。当这位被打的学生气冲冲地跑到校文革筹委会办公室，要求校领导查处这件事时，我上面说过的那位担任校文革筹委会副主任的青年教师冷冷地说：“虽然《十六条》规定，对你们这些右派学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是，现在红卫兵们出于革命义愤，骂你们几句，打你们几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传出后，那些牵扯到“七·四事件”的学生又从中感到了危机，原来，他们只注意到了《十六条》上那段话中关于“学生的问题在运动中一律不整”的意思，却疏忽了这段话的后面还有层意思：“学生中的右派可以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很显然，上级领导就是把他们当作了学生中的右派。

　　第三件事情：不久以后，本校的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设立了牛棚，有20多名教师和原学校领导人被关进了牛棚，每天不但被逼着交代问题和劳动改造，还经常受到一伙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百般毒打和精神污辱。问题是，那两位被牵涉进“七·四事件”中的青年教师也被关入了牛棚。这两位教师年纪很轻，是解放后才从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本校工作的，肯定没有什么历史问题，这两人被关入牛棚的唯一罪状，仍然还是“七·四事件”，这也说明，“七·四事件”根本就没有一风吹。

　　第四件事情：一个传言开始迅速地在学生中流传开来，说是工作组在学校的时候搞过“摸底、排队”，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分为四类，其中，被划为三类和四类的老师和学生都被整了书面文字材料，而且，这些书面文字材料都已经被工作组带到上级党政领导机关去了，据说，将来这些材料都要进入个人档案，一旦这些材料进入个人档案，这个人的这辈子就差不多完了。这个信息一传开，不仅那些参加过“七·四黑会”的人，甚至那些没有参加这个会的但背地里曾经“骂”过工作组而被人揭发过的人，一个个都慌了神，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进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学生们估计，校文革筹委会的那几个人肯定知道这个黑名单，因为在工作组整反工作组师生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工作组身边的红人，经常与工作组在一起开会，也参与审讯过“七·四事件”的老师和学生。但是，都知道，这几个人打死也不会说出这个黑名单上都有谁的。

　　一连串的事情，使这些学生意识到，他们如果再这么无所作为地混下去，很可能要完蛋了，必须背水一战，奋起抗争。

　　而恰在此时，从北京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使他们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方向。这些小道消息，大多数是到本城来串联的一些北京学生带来的。

　　一则小道消息说，工作组之所以匆匆撤离学校，是毛主席下的命令，而且，毛主席还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一则小道消息说，毛泽东在7月19日听取一线中央领导人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埸”。

　　还有一则小道消息，就是毛泽东的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中写道：“……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帮学生都不是弱智，从“炮打司令部”这几个字上，立刻就联想到了那位最近在所有媒体上消失得干干净净的中央大人物;大字报中所说的“五十多天里”，恰好就是工作组进驻学校的那50多天;大字报中所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那就不仅指的是最近消失的那位大人物了，很可能还有各地地方的党政领导人。这帮学生本来就认为自己对党是赤胆忠心的，工作组因为“七·四事件”把他们整成右派学生是天大的冤枉，但是，从《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的意思看起来，还不是“冤枉”那末简单，工作组实际上是对他们这些“革命派”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而工作组的背后显然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的那些大人物在撑腰。

　　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不得不“背水一战”的决心;一方面是来自北京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后来都被证实是真的)激励，这帮学生开始在各个学校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串联，接着发起了向各级党政机关请愿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