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视角看毛泽东的理论创新

　　庄福龄

　　[摘要]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看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应该是理解哲人毛泽东的一个很好的视角。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选择的引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合格的哲人；他在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写下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创新发展的一些重要历史性文献，如《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的创新观点和实践探索是符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贡献，是我们党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的经典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成为指导人们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终身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他所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也给今天的人们以希望和信心。

　　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看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应该是理解哲人毛泽东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历史需要合格的哲人

　　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一面深入群众苦苦求索，一面博览中外典籍，从高度的理论自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他找到了依靠广大民众、武装工农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革命道路辽阔而艰辛，不能没有科学理论和伟大哲人的引导。“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时势造英雄，时势需要英雄，需要集理论和实践于一身的领袖人物，需要领袖人物从复杂的国情中分析并清晰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一生，是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一生。艰辛的中国革命道路，需要在分析国情、政情、党情、军情、民情等多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不是从某一部门、某一方面制定一些具体办法，而是从哲学高度上，从根本的世界观上寻找贯穿一切的路线和方法，综合性地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创新。这种创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在进行这种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既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又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改造社会制度的高度自觉；既具有综合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国情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具有伟大革命家的勇气和智慧。

　　二、毛泽东为历史所选中绝非偶然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和文献中已经阐明，但把它运用到中国，首先需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认识和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主要对象。然后真正拿出革命的行动来改造旧中国、建立新社会。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行动中，数其大者，体现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就有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征、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战争等实践。其中诞生的重要历史文献有《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

　　《反对本本主义》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反对教条主义和理论守旧的檄文，充分表明毛泽东在考察革命队伍思想状况方面的认识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他深感要确立新的思想路线，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他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提出，离开实际的调查，会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在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的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能够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坚持理论创新，从而在曲折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中国的实际斗争来落实马克思提出的改造世界的理论，这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吗？毛泽东把尊重实践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地树立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出发点，体现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由此，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发展，用实践的理论来指导革命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成为毛泽东指导建党、建军、整党整风的锐利武器，成了他研究一切问题的“工具”。

　　寻乌调查的实践及其成果是毛泽东以身示范为全党树立的榜样。《寻乌调查》不仅涉及到大量的农村问题、工商业问题和城镇问题，而且还反映了寻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报告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为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作出了表率。这对于指导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党局部执政后的城市工作和工商业工作也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稿子，但充分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深刻揭示了革命战争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战争史上表现出少有的系统性、鲜明性和说服力。毛泽东深刻而精辟地把中国革命战争归纳为四个特点：一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二是敌人的强大；三是红军的弱小；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90页。 ） 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打破“围剿”有各种形式，要具体对待，有所区别。毛泽东还从各种战争形式中提炼出九种，这是他创造性地运用军事辩证法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作出的一些重要论断，是对遵义会议后正确理论探索的延续。这一著作，对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引领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上述著作，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均成为全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这些理论著作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农村和城镇的各阶层，如何对待反“围剿”战争中的军事路线，如何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反映了毛泽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诸多探索，也是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形势后形成的理论结晶。

　　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大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许多重要贡献。仅从认识论上看，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二是为中央领导集体撰写和制定了众多决策性文件。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呈喷发之势。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哲学讲演，可视为一组两篇，即《实践论》和《矛盾论》。

　　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讲演中，首先把认识论介绍给了延安的军政干部，进而影响了广大军民。当时延安流行的哲学宣传品不少，有从苏联传来的，有从国民党统治区传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传来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毛泽东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目的，是以此作为工具和武器，用它来广泛地分析问题，根本目的是去改造世界，推进抗日事业。

　　宣传认识论也要抓住重点。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而言，要扩大他们的视野和胸怀，一方面要把他们的世界观变成从事抗日工作需要的方法论，另一方面要把方法论落到世界观的实处。总之，要反对空谈和不切实际的议论。这是一个从古到今、从外到中广泛存在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那里，吸收了实践的经验和理论的结晶，又返回到实践中，再从理论的高度加以研究、总结。

　　《实践论》既分析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又分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断深化的过程。它在之前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继续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阐明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完成了《反对本本主义》中未能完全说明的问题。实践之树常青，实践的生命力永远内在于不断产生的矛盾之中，这又需要展开对矛盾论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实践论》和《矛盾论》可看作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起点。

　　《矛盾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其根本观点认为矛盾在万事万物中是不可回避的。毛泽东反对一些人在认识问题时陷入闭目塞听和与世隔绝，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这是针对教条主义破坏辩证唯物论的整体性错误来阐述的。毛泽东在理论上把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贯通起来，看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

　　有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武器，同时也向全党提出了理论武装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文件。《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就是其中一例。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一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深入实际，取得经验，既要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又要把广大群众正确的意见，集中为群众系统的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群众的实践验证这些意见。把两个结合同理论武装天衣无缝地化为一体，通过领导方法把认识论群众化、大众化，把领导置于群众中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四、在执政为民中创新矛盾观

　　毛泽东始终提倡，认识论不仅需要发展和创新，而且需要走出课堂和书斋为人民群众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如何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繁重任务。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

　　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两篇以苏联经验为借鉴，以总结中国经验为根据形成的具有方针性的讲话稿。《论十大关系》定稿前，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汇报，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其中重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目的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奋斗。从总体上说，这是两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很深入的思考。比如，在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顾及到了其中内含的各种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项目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正确处理上述关系，首先要考虑国情，考虑人民利益。毛泽东认为，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做得好些，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也没有出现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失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对于农业与轻工业的关系也是比较注重的，一直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农业，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毛泽东认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国家和农民，都必须兼顾，只顾一头，只讲一面，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这是关系到当时六亿人民的大问题。

　　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思考和探索，为今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上述各种关系，从认识论和矛盾观上很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复杂关系问题，也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大文章奠定了基础。尽管社会矛盾理论涉及的问题较多，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是，毛泽东当年的许多理论思考，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依然很有意义。例如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生活的主题，要辩证分析社会矛盾，等等。

　　从以上论列来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提高和巩固国家的实力，二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从提高国家实力方面看，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一思想从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矛盾到解决治国理政的矛盾，再到解决新中国的一切矛盾，无疑都反映了理论创新的力度。毛泽东思想这种适应历史发展的创新，是客观的历史的需要，也是治国理政的需要，更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再从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方面看，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提出既要工业化，又要照顾人民利益的方针。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复杂多端、千变万化，既要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又要照顾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如何统筹兼顾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毛泽东等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提出并创新了许多前人没有的理论。这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矛盾论等理论的创新，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一种新的理论运用和理论预见。当然，随着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毛泽东思想也需要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成熟之际，往往就是矛盾解决之时。从毛泽东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

　　五、终身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观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自觉步入晚年的。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仅就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观的不断创新来看，就足以说明他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忠实的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典范。

　　其一，面对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毛泽东是在调查研究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中国国情、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并最终成为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家。

　　其二，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巨任务，毛泽东艰辛探索，创建了一套新的社会形态理论，并付诸实践。他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开创了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和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点，并强调了这条道路的中国特色。据此，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否认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仍然会有矛盾，进一步论证了矛盾存在的永恒性，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

　　其三，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错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他在1965年发表的几段文字中写道：“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又说：“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8、324、326页。 ）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提出如何对待错误的问题，对自己对党都提出了严格要求，令人敬佩和深思。

　　其四，毛泽东的矛盾观给人以希望和信心。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对许多人来说，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涉事其中，往往感到问题的复杂。所以毛泽东说：“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 （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 总之，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方面，在面对困难和解决复杂问题等方面，毛泽东都从观点和方法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