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数百万法西斯军队汇成闪击战的浊浪，席卷俄罗斯大地。日本此时也蠢蠢欲动，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举行85万人大演习。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他要求八路军以主力摆在长城一线，对关东军发起进攻，拖住日本关东军，避免日本与德国对苏联两面夹击。

　　毛泽东诚恳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这种帮助应当是从自身条件和可能出发。如果孤注一掷，以弱小的八路军与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决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八路军对苏联红军真正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唯命是从的人，更不是浪漫冲动的人，他的一切决策都建立在精确计算与周密筹划的基础之上，该打的时候坚决地打，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他所着眼的就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持重待机，战则必胜。

　　“兵者，国之大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古代兵圣孙子的训戒。“谋定而后动”、“慎以行师”、“有备无败”，这是一些近代军事家的忠告。

　　毛泽东将之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准则——慎战，并将其确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红军早期的每次作战，对自身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决战，只许打胜，不许失败。这看起来非常苛刻，却是现实。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红军指挥员中最早领会到“慎战”，并做到了“慎战”的人。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慎战”思想：欲求红军的扩大，除了根据地等条件外，还须利用正确的战术，即“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必有俘获，以此逐步扩大红军。在后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一贯坚持这一原则，与诱敌深入的战法相结合，巧妙予以运用。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多人。大敌当前，正面应敌或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

　　国民党军多路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毛泽东看准了国民党军中较弱的王金钰部，耐心等待战机出现。3万红军在东固山林中，迫敌而居20天，王金钰部却始终不动。

　　部队出现了急躁、抱怨情绪，有人把毛泽东的作战部署称为“钻牛角”，求战呼声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毛泽东却神态自若，严词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让部队继续隐蔽待机，死等王金钰部从富田出动。

　　3万红军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生生等了25天，终于钻通了“牛角”，王金钰部出动了。红军憋足了力，如猎豹扑食，突然出击，在白云山下干净利落地歼灭其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700里，从赣水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畅抒胜利情怀，填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完整地展现了毛泽东的“慎战”原则。迫敌而居25天，似乎与毛泽东追求“活打”、反对“死打”的风格相悖，实际上则异曲同工。毛泽东说：“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不是急于求成，而是 “持重待机”，道出了毛泽东“慎战”原则的精髓。

　　1947年1月底，蒋介石集中8个整编师向山东解放区腹地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临沂，会战鲁南。

　　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进展谨慎，始终保持齐头并进的密集态势，决不突出一路，解放军没有歼敌的战机。

　　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华东野战军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继续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还是密集靠拢、集团滚进，华东野战军始终无法扯散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

　　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两天之后，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有顶有放，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耍起“龙灯”，最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气概，硬是从国民党军的密集队形中剔出了号称“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将之包围。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敌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激战两天一夜，华东野战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击毙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师长张灵甫。

　　蒋介石接到整编第74师被歼的报告，五内俱焚，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慎战，同样也是毛泽东筹划战争和掌握战局的基本原则。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依旧坚持慎战的思想，只是这时的慎战，已经不是迎击国民党军进攻时的持重待机，而是更加强调有准备、有把握地歼灭敌人。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讲究辩证法，讲究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他指挥和指导作战从不保守，但绝不冒险。敢于和任何敌人作战，但又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加选择地与任何敌人作战。这样，就把战役战斗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歼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上。

　　人民解放军的所有作战行动，都建立在毛泽东和战场指挥员的精心筹划基础之上，都建立在有准备、有把握的基石之上。因此，尽管每一个战役的过程惊心动魄，但结局却似乎从发起时就已经决定。这是一种对胜利充满自信的作战，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作战进程。对于任何对手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进程更令其无可奈何、灰心丧气。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仔细研究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进程和结局令人赞叹，而开局则常常使人浮想联翩。人民军队的作战在开局阶段总是显得那样出人意料又顺畅自然，常常是首战告捷，随后很快就能动地将战役进程导入自己设想的轨道，向着最终的胜利发展。这种开局，正是毛泽东所努力追求和特别强调的一种作战指导意境，反映出毛泽东慎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慎重初战。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慎重初战三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第三，必须照顾下一个战略阶段。他强调说：这是“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初战。每逢大战，在开打之前和开打之后的几天内，是毛泽东发出作战电报最多的时候。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胡子不刮，连轴转，但等到战局打开后，他就放开了双手，由前方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直接的作战指挥电报很少。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国内战争之中，也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

　　志愿军走进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技术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志愿军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胜，毛泽东同样心中没有底数。因此，慎重初战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指导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他依然用那种特有的诙谐说：“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志愿军出动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几经商量，确定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志愿军出国后，在朝鲜蜂腰部以北地区构筑两三道防御阵地，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待装备改善并对敌人占有压倒优势后，再攻击敌人。“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再次表现出毛泽东慎战思想中的持重待机原则。然而，持重，不是畏敌避战，而是审时度势，避敌锋芒，选择对手；待机，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创造战场，捕捉战机，伺机而动。一旦战机出现，就不是持重待机，而是果断行动，坚决攻击，致敌死命。

　　志愿军出动后，战场情况变化迅速。美军和李承晚军进占平壤，向中朝边境多路推进，兵至鸭绿江畔。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展开防御。毛泽东一下抓住了美军分兵冒进，并且不知志愿军已出动的绝妙战机。

　　毛泽东在一个半小时内连续发出三封电报，指示志愿军：“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要求志愿军先打实力较弱的李承晚军，后打美英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辛，争取全胜”。

　　彭德怀据此调整作战部署后，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指示：“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从而为志愿军确定了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总方针。

　　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最初几天，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最多时半小时就发出一封电报，大至战争的基本方针，小到如何避开美英军部队，先打哪路敌军，甚至志愿军先头部队行进路线、部队应该控制的山头，事无巨细，一一点到，而且都是切中要害，将慎重初战三原则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在云山地区重创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美军第1骑兵师，以凌厉的进攻粉碎美军的进攻，首次与美军作战告捷，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首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向斯大林通报朝鲜战况的电报中，作出了一个信心十足的判断：“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

　　朝鲜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此后不到两个月，志愿军就彻底粉碎美军发动的新一轮进攻，将战线前推数百公里，一直打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心悦诚服地给毛泽东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请允许我向你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

　　后来，毛泽东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评价：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没有风险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战争的指导者既不能做一触就跳的莽将军，又不能成为谨小慎微的怯将军。慎战又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初战必胜又不奢求一鸣惊人，毛泽东精确把握住了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以慎战将相对把握化作战争指导的成竹在胸，以慎重初战三原则将战争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变为通往最后胜利的石阶，从而掌控住复杂战局变化，把战争导入自己设定的轨迹，因而，他在战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在许多人看来这近乎神话，然而，毛泽东却将神话变成了现实。

　　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这样描述过舞场中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的舞步则常常出人意料，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跳舞。

　　当毛泽东旋转到战争这个舞台时，他更是强调主动权。要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要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他从容地驾驭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这份自信、这份潇洒，令许多人着迷，令许多人赞叹。建国后，当他谈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简单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它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任何军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力避被动，力争主动。主动权，是胜利之母，掌握了主动权，常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失去了主动权，就要受制于人，兵临险境。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是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基本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对于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来说，尤为重要。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以战役战斗的绝对主动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如何掌握战役战斗中的主动权，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问题。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答案过程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秉承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先打红旗，再以堂堂之阵迎击敌军，虽然英勇悲壮，却无一不遭受极大损失。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觉醒的军事指挥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前委会议上，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被动中赢得了主动。

　　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向井冈山进军的决策。在竹海苍茫、云雾缭绕的井冈山，毛泽东寻找着后续的答案。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一个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的朱孔阳，外号朱聋子，不管官府如何清剿，他总有办法逃脱。他的生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说：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最深奥的战术原则就是这样被毛泽东用异常通俗的语言一语道破。这一作战原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它却实用有效。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精确阐明了作战中“打”与“走”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的最好诠释。“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进攻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动进攻，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流动性，就是不固守一城一地，这里不好打就到别处打。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还特别带上了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发誓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

　　红军只有3万人，敌强我弱。毛泽东、朱德命令正在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军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中，以待机破敌。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行踪，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避实击虚，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定主力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联络线，迫敌主力回头，再乘其疲劳“打其可打者”。

　　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

　　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3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一个多营。随后疾速脱离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

　　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 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

　　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12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

　　国民党军在红12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了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三个月过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曾下大功夫研究了走的问题，他归纳出四种情况下不能打必须走：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时；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不好打时；三是遭遇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时；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时。

　　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

　　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驰骋于川、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出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在毛泽东的调度指挥下，各大战区指挥员在“走”字上大做文章。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针对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分进合击的特点，在苏中、苏北、鲁南战场打一仗、歼一部、退一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抓住国民党军部署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在陇海铁路南北地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敌。

　　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联军充分利用东北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条件，长途奔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逐步扭转战局，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光走不打是逃跑主义，光打不走是拼命主义。只是善“走”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只有会“打”方能消灭敌人，最终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打是目的，走是手段，一切走都是为了打，以走创造战机，以打达到目的。

　　当人民军队转入大规模的运动作战后，毛泽东便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打”、如何“大打”上面。

　　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家庄外围的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国民党军。就在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对冀中解放区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

　　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主力置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援军于不顾，迅速西进山西，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作战。

　　毛泽东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这份电文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原则。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横扫晋西南，围攻阳泉，诱出太原国民党军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于测石驿地区彻底歼灭。整个战役，共歼敌万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正太战役本身规模并不大，但毛泽东在战役过程中所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原则的重要发展，标志着毛泽东的作战指导已经如中国古代兵法说的，“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进行着完全掌握主动权的作战。

　　确立了这一作战原则，毛泽东马上将之付诸战争实践。两个多月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还在持续，毛泽东即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发起战略进攻，搅得中原大地地覆天翻。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转瞬间就由重点进攻的主动变成了四处堵击的被动。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在于要有“我的”一套。首先是不与强敌纠缠，决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以敌人期待的方式与敌人交锋；其次是以灵活的机动与作战，调动敌人，制约敌人，把战争完全导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方式，完全主动地与敌人交战。人民军队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我的”一套，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建立“我的”一套，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

　　“我的”一套决不是不管对方的自我表现。而是既要知道自己，更要了解对方，知己知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我的”一套，后转变为运动战为主，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我的”一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再次转换了“我的”一套，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灵活运用。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我的一套包括战略、战术作战中一整套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它不仅具有机动的灵活性，更有严密的科学性。

　　“各打各的”自然被兵家所乐道，但却很难实现。毛泽东却总能赋予它神奇的“功效”。后人发现：毛泽东最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最善于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己用兵，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最善于择军选将，总之，最终他总是打胜仗。

　　有了“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

　　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锦囊、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

　　初涉战事的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虽有朦胧的认识，并无深入的领悟。“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里，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要缩小起义的范围，反对遍地开花，主张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他的理由是：“各县暴动，力量分散，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然而，起义的范围虽然缩小，力量却没有集中，分散进攻的起义军最终遭到了失败。

　　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4军只有4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28团、红31团。为保证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败。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感慨地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

　　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唯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

　　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