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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知识分子与流氓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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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络已经十分稳定地步入了中国式的雾霾之中，在制度的笼子里，被理论强拆着，从特色走向了特色，从自信走向了自信。于是，废墟与禁区比翼连理，相得益彰；牌坊与青楼携手并肩，龟蛇相望；自信版的阿Q和真理版的赵高联袂共舞，风情万种，仪态万方。
读书本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事。一般人，读书只是一种消遣，一种排解孤独的方法，只是为了听取一些故事用以填补无聊、无趣的时间的空洞。
俗语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道尽了历史的惨痛，道尽了文明演进过程的惨烈，它在拷问人类：笔杆子和枪杆子如何对话？
与枪杆子对话不是知识分子的厄运，而是他们的宿命，是他们注定必须完成的课题之一，这是鱼肉与刀俎的调情，结局掌握在支配着枪杆子的对手手里，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是造化的安排，只要不遇着流氓就算幸运。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倒霉得很。
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读书、做学问还不行，必须入仕或依附于官僚阶层，于是他们构成了士大夫的主体，与流氓狭路相逢是必然的，直面或者逃避是两难选择。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运气很好，期间产生了一批大家，群星闪烁，中华文明得以奠基，这是一段黄金时期。到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之后，文化被统掉了自由的翅膀，说话的权利被关进了笼子，知识分子的运气有了不同的气象，于是有了知识分子与流氓的第一次摩擦，于是有了焚书坑儒的开创性壮举，从此拉开了专制政权下知识分子的悲喜剧序幕，开始了中华文明的没落和皇权文化的崛起。
偏是知识分子都迂腐得很，一厢情愿的以为政权应该尊重文化，不自量力的认为自己能够引导人类文明，总是理由不充分的相信鸡蛋能撞倒坚固的高墙。他们是上天的使者，却难以得到上天的眷顾！
汉灵帝时代，就有这么一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士大夫，他们构成一党，受着天下人的敬仰，相互标榜，互送美称，分封“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和“八厨”等名号，企图占领朝堂，对抗流氓，意欲改良朝政，造福天下，永葆汉室，一时声势显赫。但是，在14岁的大流氓汉灵帝眼里，他们什么也不是，小流氓太监曹节轻轻一句“相举群辈欲为不轨”就将他们送进了地狱。这些党人，在去地狱的路上，上演了一部部感天动地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比如“八顾”之一范滂，听说督邮吴导接到诏书，关上房门，抱着诏书在床上哭泣，众人疑惑不解，便说道“必为我也”，就去自首。县令见到他大吃一惊，解去县令印信，要与他一起逃亡。范滂拒绝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范滂的母亲来和他诀别，对他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也何!"范滂跪着接受了母亲的教诲，再拜而别。八顾之首张俭逃亡，困急窘迫，看见人家就投奔请求收留，大家无不敬重他的名望品行，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因窝藏他而被诛杀的有十多人，受他牵连而遭到逮捕拷问的人遍及全国。他曾逃到好友孔褒家，正好孔褒不在，16岁的弟弟孔融把他窝藏起来。事情泄露，张俭只身逃走，当局收捕了孔褒、孔融，但不知道该判处谁。孔融说：“接纳张俭并将他藏匿家中的是我，应由我坐罪。”孔褒说：“张俭是求助于我的，不是弟弟的罪过。”而孔融的母亲说：“家里的事，由家长负责，我应当承担罪过。”一家三口竞相赴死。八顾之一夏馥听说了张俭逃亡的事情后叹息说：”自己作孽，应当自己承受，何必白白地牵连良善之人。一人逃命，使万千人家受灾祸，何必活下去！”竟羞愤得剪掉胡须，逃入山林，隐姓埋名，做烧炭工去了。我总觉得张俭的逃亡方式，与我地下党败露后的逃跑风格十分贴近，可能是群众路线的最初实践吧。
不走运的中华知识分子，还有另一群极出名的人物，他们便是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所谓的魏晋风流的代表者。这是一群令日月肃颜、风云易色的人物，完成了一部真正的悲剧。在这里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歌颂，也不需要非议，只需要记住，记住这文化的一脉。当流氓政权的屠刀落下的时候，文人只能以血和气节祭奠他们的信仰和尊严了。既然悲剧不可避免，文化的劫难则是注定的，这是人类的不幸。让他们的名字在文化的长空永存吧，让他们为我们证明，文化终不会为暴力所征服，更不会被灭绝，它能改变世界。
中华民族，也有一些相对幸运的知识分子。就在不太久远的民国时期，那时候的中华似乎没有进行文化大一统管制，因此成就了文化的辉煌。那个时期的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不够稳定，在文化上却功德无量，使我们拥有了胡适、鲁迅、蔡元培、陈寅恪、老舍、傅雷等等一大批巨匠，实在是民族之幸、文化之幸。遗憾的是，这一批人的幸运只是局限在前半生，后半生里的他们命运就有不同了，比如说老舍、吴晗和胡适的死和生，比如说陈寅恪、沈从文和林语堂的苦和乐，真是悲喜两重天，真是两个时代的写照，在此就不必细说了。这是一块敏感的让人痛苦的伤疤，长在我们记忆的深处，是中华文化黑暗惨痛的一页，不忍回忆，没有勇气翻看。
比较而言，外国知识分子的运气似乎要好些，虽然极端倒霉的也有。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运气不错，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运气也不是太差，他们的学说因为有孕育的土壤而可以生长，有言论的自由而可以传播，历经坎坷终于成功，文明战胜了蒙昧，科学战胜了野蛮，民主战胜了专制，人类从此进入新的纪元。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丰功伟业是真正的丰功伟业，是如何肯定都不会过分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哥白尼、伽利略、贝多芬、达芬奇等等一大群光辉伟大的名字，闪耀在异国的上空，照亮的却是全世界，从那时到现在人类一直在受惠于他们。人所以称为人，伟人所以称为伟人，他们给与了最真实、最有力的说明。他们使我们知道文化对人类是多么重要，良知对人性是多么重要！文化自由，就会有文明进步，良知健全，就会有民主正义，而流氓及其流氓政治是反人性、反人类的！
知识分子未必都有良知、有独立精神或高贵的独立品格，也未必不是流氓。学富五车而没有人格，满腹经纶却没有品行的随处可见。至于学问不够却满处招摇撞骗的所谓知识分子就更多了。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更有普遍的责任感。但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生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学者型的流氓更可怕。
流氓可耻，知识分子可怜，但是当知识分子成为流氓或流氓势力的附庸则是可怜又可耻。有学问的流氓更具有迷惑性，他们制造流氓政治或邪恶的理论，鼓吹或构建流氓政权，最终造就流氓国家。在流氓的国度，威信靠枪杆子维护，自信靠刀把子维系，视生命如草芥，让妖魔与谎言横行，任正义和良知泯灭，而文化成为流氓的口红，胜似婊子浓妆淡抹的胭脂。历来，流氓贪财，贪女人，但最贪婪的绝对是权力，对权力的追逐犹如瘾君子对白粉的痴迷，不惜以命相搏，甚至打着人民或爱国主义的旗号制造战乱、制造恐怖致使生灵涂炭、人鬼不分。但流氓也有重量级别，不是个个都位高权重，真正能形成气候乃至操纵政治权柄的流氓知识分子并不多，他们中的多数没有能力做流氓大哥，只能辗转于各个流氓势力之间，随时更换主子，而对主子不忠，活得体面风光，都是或至少看起来都是风生水起的人物。他们是流氓的狗，是以文字或知识为工具，为流氓效力的流氓狗。他们屁颠屁颠的跟在主子的身后，极尽舔菊之能事，闻见屁臭就陶醉，听见屁响就唱歌。他们的数量很大，势力很大，力量也很大，他们爱好围攻，擅长狂吠。我们经常听到他们特色的声音：嚣张，得意，变声又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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