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在缅怀“文革”，右派在清算“文革”，而其实，我们都在经历远比40年前第一次“文革”更深刻、更广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 我们在更深刻更广阔背景上探讨中国道路问题

     40年前，以“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目标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究竟怎样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一关键问题却似乎并不明确，甚至，“头号走资派”的打倒，也主要归结于“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问题”，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竟不外乎“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所谓“三自一包”，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头号走资派”的倒台，是党内权力斗争的反映，更的多人则不认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主要目标，站在持久抵触或坚决反对的立场上。

      然而，40年过去，最初对“文革”持持久抵触或坚决反对立场者或他们的后来支持者，以自己长达30年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判断与预见的正确性。我们都看到，农业，最初的“三自一包”早就不在话下，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农业基础被彻底全面推翻，分田单干耗尽了前30年所有的农田基建老本，减免农业税、大规模中央财政补贴等急救措施，仍难以遏止农业凋敝势头，粮田继续在明卖暗租中流失，上亿农民“工” 而不农、“城”而返乡，“夏粮连续五年丰收”，中央也连续五年发布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并不能让任何谁对“三农”松一口气。我们还能看到，工业，最初的“吃定息”也早不在话下，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被彻底全面破坏，私有私营企业成为工业主体，外资大规模占股国家核心工业，包括重型机械制造业与军事工业，传统意义上产业工人“失踪”，代之以连工资也无所保障的“包身工”、“农民工”。我们又能天天感受到，商业，最初的“自由市场”更早不在话下，社会主义的以内需为主要目标的城镇国营商业以及农村合作商业被彻底全面摧毁，城乡商业基本为国外大型零售业所垄断，民族工业、品牌与国人消费群体接受国外零售业的双重盘剥。当我们按一按口袋时，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金融，这个上世纪六十年代“走资派”绝对不敢触动的领域，在种种“人类共同精神财富”诱导下，也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金融工具的附属品，工农大众几十年来的血汗积累，被双手奉给了资本主义列强。在农、工、商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基础上，在金融也不讲点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贫富向两极恶性分化，富豪与赤贫，穷奢极欲与聊以卒岁，均以中国史上少有之激烈程度在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年龄稍长的老一代，还是所谓80后乃至90后，也无论是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薰陶的人群，还是“人奶教育”出来的新生族，都有一部分人通过痛苦的思考，顶着“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态势，以网坛为阵地，以文字作刀枪，率先向“不分社资、不争论的当权派”发难，发出了一个共同的怒吼：中国，不能走这条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区分，不能不分！在中国道路问题上，不能不争论，非要争出个青红皂白来不可！中国要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吼声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鸣与支持，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形色色叛徒的恐慌与对抗。他们撕下了“不分不争”的假面，利用基本上由他们控制和掌握了的平面及其它媒体，还有大学、党校、会议、论坛，大争特争，逢“社”必反，大论特论，无“资”不颂，表明了彻底的反社会主义立场。

      社会主义派与反社会主义派的激烈斗争在更深刻更广阔的层面上展开，并不意味着这其中有多少新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要讨论，恰恰相反，这场斗争所涉及的还是一个“所有制”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土地、工厂是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所有，还是为只占人口绝少比例的极少数所有，这就是分水岭。社会主义派判别搞没搞社会主义，看的就是工农大众这个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人群是还是不是土地、工厂的主人，是，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就上升了，上升就是社会主义；不是，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就下降了，下降就不是社会主义。有的人总是指责社会主义派“教条主义”，指责他们拘泥于《共产党宣言》或毛泽东的著作，其实哪里有这回事？有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者，并没有怎么看或者干脆就没有看过《共产党宣言》，没有读过几篇毛泽东的文章，他们看的是“很畅销的东莞童工”，农奴也不如的山西窑工，每天都在工地上、矿井下成十几个或几十个死去的 “农民工”，分田单干了两代人仍然是一上学就穷困、一有病就破产的农民，以及一个MBO就从此天涯沦落无人搭理的“下岗工”。他们读的是社会实际这本大书。是这本大书让他们明白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未必就是社会主义”，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侵略与扩张也能富裕起来，但那是社会主义吗？“贫穷落后就要挨打说”站不住脚，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要对外侵略，就要打人，不管你是穷还是富，弱还是强。“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论”经不住驳，侵略也能发展，扩张也能发展，但侵略扩张都是硬道理、是好猫吗？那是恶道理，是恶狼。中国只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出卖资源换不来发展，出卖民族工业、民族农业、民族商业、国家金融都换不来发展，只能变成列强的殖民地。即使是谈及“全民共建，改革成果共享”，那也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调动工农大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人翁意识。普国都是私企，在老板手下打工能“共建”什么？你只能老实干活，老实加班，老老实实地唯老板之命是从，用自己的血汗为老板打造“资产性财富”，成果再大，那也是老板的家业，哪有你享受的份儿？反社会主义派造成的中国问题多多，但基本的问题却只有一个，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土地工厂所有权的被剥夺，接着就是政治上的被淡化，经济上的被穷化，文化上的被丑化，生存上的被恶化。由于所有制的巨大变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成了最受盘剥、最受侮辱、最无地位、最无前景的一群，这是反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最严重后果。

      经过30年的实践，最初的“走资派”终于表明了他们最本质的特征：私有制。不过，别以为他们搞私有制是真的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可能用三个“不”来予以概括：他们不会，他们不能，他们也办不到。有将本国资源、民族工业、民本农业、本国金融拱手奉送出去的资本主义吗？看看西方列强吧，你休想动它们半斤资源，你的工业只能为它的工业作“加工”，你的农业只能为它的农业当“出口”，你的人民币是“问题”，而美元还是他们的！说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以前还可以算是做梦，今日只能是骗局，连他们自己也不信的。这不用看别的，只要看“先富一族”在装满了腰包以后马上就举家移民西方就可以了。如果中国不久即是资本主义，他们何必寄人篱下，去做别国的四等五等国民，留在中国坐享豪华得了。他们自己也是看准了中国实行不了资本主义的，与其在一个殖民地里做“头人”，当然远不如在宗主国里做“上人”的好，尽管是四等或五等，那毕竟是阶上阶下、主子与奴才的区分。我们的现在，不就是将在他本国狗屁也不是的“外宾”捧得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吗？在中国实行私有制，结局只有一个：变中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工农大众沦为本国买办阶级与外方宗主国的双重奴隶。

        解决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就要解决私有制的问题。被一风吹掉了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还要再回来。没有所有制公有，中国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就不会从根本上上升。中国再有特色，也产生不出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创新，也构建不出私生的社会主义。　

        不言而喻，比起前30年来，公、私两条道路的斗争更为激烈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有预见，但他无法挡住私有制复辟。邓小平也有预见，但他也无法挡住公有制反抗。怎么斗？毛泽东的办法，在中共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不搞武化大革命，我投赞成票。　 　

        二我们在更深刻更广阔背景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1968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再过一个多月，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正好是这个《决定》的40周年。40年来，这个《决定》经历了火冰两重天。它先是被奉若神明，捧上了天，接着，它又被视为邪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80后，90后，甚至70后，对于这个《决定》究竟“决定”了什么，已经知之甚少了。

本文不想全面地介绍这一《决定》，这应该由研究“文革”的专门家去做。在这里，我想谈及的是“意识形态斗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毛泽东说有，而且很激烈，反对者说没有，是毛无中生有，错误判断。那么，究竟毛泽东到底主张了什么呢？

《十六条》的第一条就讲了这个问题。它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40年过去了，毛泽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是经住了历史的检验呢，还是历史证明他错了？为了彻底推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反对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一切势力，用没有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以求达到推翻这个领导、颠覆这个政权的目的呢？有没有人不顾世界历史及现实的明证，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说得都是“好东西”呢？有没有人不顾中国历史及现实的明证，再次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呢？有没有人又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捧上舞台的呢？有没有人又大修豪墓华坟、装神弄鬼呢？不仅有，而且登峰造极、远既往而无不及！“民主无国界”，“自由超主权”，“人权重内政”，我们的媒体比《纽约时报》宣传得还狠。全世界大小国家地区几百个，只有我们的京沪“历史学家” 编出了《衣食住行史》，将本国以及世界的血淋淋阶级斗争史抹杀得一干无净。苏联解了体，还没有骂自己的卫国战争，我们的教授要么将我们的抗日将士下课，要么将他们写得男盗女娼也不如。所有的历史败类都有“学者”出面“翻案”，所有的民族楷模都有“专家”登坛“求真”，连治水的大禹都被描成色狼难以幸免。修学校盖医院建桥铺路不是横征就是暴敛，大把大把的国帑用来祭孔祭黄祭炎祭羲盖世无双。一付棺木几十万、一场婚宴几百万我有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管不着。舍己救人的人还不如连他娘也不管的人“真诚”，中国现在就是道德包裹下的“古拉格群岛”。“主流经济学家”的茅于轼，谈“帕累托改进”的结论是“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简直堪称“意识形态经济学家”了。　　

所有奇谈怪论只围绕着一个“私”字展开，“私欲是普世的，天经地义”，“私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私利是第一的，一切手段都是对的；”“私囊越大，地位越高”。“阶级斗争为纲”被官禁之后，代之以兴的便是“以私为纲”，纲举目张，无孔不私了。

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中国无产阶级从这场重新激化了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初，就展开了顽强而持久的反击。他们斗争的敏感与力量一方面来自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更多的是来自切身利益丧失的剧烈疼痛。因为，土地工厂这些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在改变，最漂亮的词语也无法掩盖这种改变给他们带来的剧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最本质地表明着政权的变化。“以私为纲”带来了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为浓郁的“厚黑”化。如果说第一次“文革”让他们深深思索的主要是毛泽东的预见或者假说，那末，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资产阶级以舆论为武器而夺得所有制改变这个严酷事实了。

事实是严酷的，但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共成立一始，总是抱着一役打跑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的热望，共和国一立，也总是抱着一举搬走一穷二白两座大山的激情，但希望归希望，激情是激情，道路归道路，曲折归曲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然而，多难兴邦，多难砺党，巨大的灾难总是以巨大的进步为其真正价值的。尽管资产阶级的舆论之枪仍然从他们盘据的桥头堡中向着中国工农大众开火，封锁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大道，但他们每开一枪，就立即遭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准确反击，失去杀伤力，徒具声势耳。以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本营的一个个政治寡头，纷纷跑上前台，授奖达赖，盛赞热比娅，甚至不惜降阶接见余杰这样的小爬虫，来为他们的“民主活动家”“人权斗士”打气了。而国内的一些所谓“政治小说家”、“衣食住行史学家”、“人奶教育家”、“意识形态经济学家”、“打左灯向右转的法学家”、“民主社会主义校长”、“解放思想理论家”，也不时地显出一点兴奋，在无产阶级反击的洪流中举起一根根稻草，显示自己的挣扎之权了。但是，连“民主”“自由”“人权”都无法漂起他们多远，什么“真诚”呀，“伪善”呀，“因言获罪”呀，怎能挽救他们于灭顶之灾之中呢！问他们自己吧，他们的“权威”还那么风光无限吗？还能那么随心所欲地操控于上、迫服于下吗？问他们自己的吧，他们的“桥头堡”，还那么坚不可摧吗？还能那么弹无虚发地摧殘社会主义的大厦吗？自然，要夺回失去的阵地谈何容易，但是，遏制私有化的闸门在重重地落下，两党制的美梦在破灭，单靠“没禁止的都许去干”之类的号令，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吗？蒙蔽是不会长久的，接着而起的，必然是更加坚韧的战斗。30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狂飙，给了无产阶级太多的教育、教训、经验、智慧与力量，造就了一支更加能战斗的对手，没有“批斗会”，没有“戴纸帽”，没有“扫大街”，但是一顶顶权威之冠在飘然落地，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三我们在更深刻更广阔背景上批判修正主义祸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亲赴莫斯科，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与尊严，他提前回国，毛刘朱周陈亲自到机场迎接，为后人留下了一幅不可磨灭的中共群英照。

然而，正像对待“包产到户”、“意识形态斗争”一样，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尤其一般工农大众，尽管没有少读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到九评苏共社论，但是对于那场斗争的实质能够有所认识的，并不是很多，或者说并不是很深刻。邓小平同志后来就反省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中共在那个时代是讲了许多空话吗？这后30年的时事做了最好的回答，尤其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国家解体，做了最好的回答。

苏联解体，是全世界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胜利。一面面红星旗、鎌刀斧头旗轻轻飘落，全世界资产阶级迎来了他们最盛大的节日。中国，并不例外，一大批“政治小说家”“人奶教育家” “衣食住行史学家” “实践标准政论家”，纷纷撕下最后一缕红布，擦去最后一点赤色，白卫兵一般地，高举着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子，高举着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旗子，高举着反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子，爬上高位，占据平台，向着社会主义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赤色堡垒，发动进攻，妄图再接再厉，一举将它摧毁，向西方列强再献上一份时代的厚礼。这个时候，他们只是犯了一点常识性的错误，一点记忆性欠佳的错误。他们忘了，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度，世界上还只有一个这样的国度。就是这一点常识性错误，便使得他们蹉跎岁月，30年过去，苏联解体在中国重演的美梦竟然最终难以得逞。他们很惶惑，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农业摧毁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业摧毁了，所有制都大部改变了，而对中国的最后摧毁却怎么也进行不下去了？

其实，这个答案太简单了。这个答案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当年对苏共所做的“九评”，并不是后来描绘的“空话”，而是历史进程可以印证的实话，是高度概括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炼话。这些实话与炼话，一方面是讲给当时的苏共听的，一方面是讲给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大众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大众听的。这些实话与炼话，是中国无产阶级大众与国际国内修正主义集团进行斗争的指针与武器。苏联解体，使中国无产阶级大众倍感这些实话与炼话的宝贵与难得。苏联解体，一方面令中国无产阶级大众倍感痛心，一方面又认为这正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咎由自取。修正，求和，自娱，倒退，解体，他们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年代就踏上了这条不归路。苏联解体，更使中国无产阶级大众切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这条路线，中国走不通，一切想独立自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走不通。

毛泽东曾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这后30年的实践，给了中国无产阶级大众太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让他们学到了书本上从来没有的马克思主义，令他们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水平提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度，他们构建了另一道新的中国长城。国内外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反红色中国的势力，悲鸣吧，你们是无法跨越这道坚不可摧的新长城的！

        四我们在更深刻更广阔背景上揭露帝国主义本质　

西方列强，帝国主义，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施行“人奶教育”30年，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汶川地震震出来的“范跑跑”在他的《那一刻地动山摇》开宗明义便说：“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因为我大学毕业十几年的痛苦与此有关，我所受的十七年糟糕教育与此有关。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但我也曾为自己感到庆幸：我没有出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样我将可能经历战争的恐怖和非正常丧失亲人的哀痛；我没有出生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因为以我这种宁折不弯，心口如一的性格，多半会被枪毙了家人还要忍着伤痛上交子弹费；或者誓死捍卫毛主席和红色中国而其实死得一钱不值；或者经历热烈的青春之后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只是千百万个“范跑跑”中的一个。然而，也有更多的“倒范派”从沉重的石板下倔强地长出来，近看离离草，远望碧连天。什么“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他们的精确制导导弹何曾尊重过其他国家的主权？何曾尊重过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他们最“诚意”的“道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误炸”。其实，要论及“自由”，还是“主流理论家”“专制”下的中国“自由”。这样的中国，“自由”到一切盘剥的罪行都不可追究，“自由”到“官员试错”也可以免责，“自由”到集体受贿可以无错，“自由”到公然号召他的属下“没禁止的都许去干”，“自由”到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大主任”，也就是相当于美国一个州议会的议长，公然在大街上用2公斤炸药5只雷管炸死他的情妇。这一切，不说它也罢，因为，在中国工农大众眼里，早就从日本首相祭典东条英机亡灵的虔诚中，从大小布什精确制导导弹的轰鸣中，领教到了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过是套在欲求独立自主国家脖子上的三根索命索而已。值得一说的倒是中国工农大众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所谓“富裕文明”的揭穿。这一层纸衣，确实曾经蒙蔽了一些年青人的眼睛。

不错，西方列强，确实是“富裕”“文明”的，别墅幢幢，绿草茵茵，hello,  thanks, Madam, after you 不绝于口，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用鸦片换来的中国白银做成的餐具，正好与奴隶皮做成的灯罩相映成美。中国奴才奉献来的中国皇帝御用的宝物，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帝国博物馆的收藏，一方面大大勾起了再来中国掠夺的欲望。北大清华的教授巧舌弄簧，帝国炮火也打不开的中国大门，一扇又一扇地启开了，庚子赔款的施舍，收到了跨世纪的效验。有中国工农大众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美国日本的劳动力怎么能不天价呢？有中国工农大众连感冒也舍不得到医院让“海龟”一瞧的“医疗改革”，美国国民怎么能不享受那么优裕的医疗待遇呢？有中国“新阶层”在国外1000亿货款无法收回的“教训”，有卖中国银行的“当时背景”，西方“战略伙伴”怎么能不财富倍增呢？有中国的河川污染着，有中国空气毒化着，有中国原始森林砍伐着，有中国的优质煤炭挖掘着，他们怎么能不别墅幢幢、绿草茵茵呢？

帝国主义是什么？西方列强是什么？帝国主义就是侵略，西方列强就是掠夺。什么hello, thanks, Madam, after you，中国俗话说得好，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这些狗屁“文明”，连半个枣核也不值！中国工农大众早就看透了，这些“盗之道”，不过是他们醉虾的酒，蒙人的药罢了。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后30年，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知道它也许只是来自于书本，而现在，这一切，就来自于他们的家乡，他们的亲人，他们的自身，要让他们接受如此之痛还不惊醒，其难也欤！武的，文的，中国人民领教到了帝国主义的两手，这是加倍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我们在更深刻更广阔背景上探讨继续革命问题　

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曾是让反社会主义派嗤之一鼻，冷笑得门牙都快掉下来的一个命题。然而，现在，他们不冷笑了，而是在冷战，他们明显地觉出，共产党继续革命之剑不在别处，正悬在他们头顶之上。告别革命？共产党告别革命他就不是共产党了。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当然要革私有制的命，革资产阶级的命，革反社会主义派的命，自然，这种革命，不是游街，也不是戴高帽子，更不是坐喷气式、剃阴阳头、进牛棚，那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之后的近50多天里，“老子英雄儿好汉” 的“好汉” 们干的。这种革命，也不是“红宝书”“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那是口喊革命、实际不革命、专门损害革命的象牙塔、亭子间里的革命家干的，现在也有人热衷于“为毛泽东像镀金”，专司于讴歌“作鬼也幸福”的拍式革命家。这种革命，对于一般国民，是触及灵魂的革命，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则是触及阶级利益的革命，对于资本家个人，则是转变阶级立场的问题。对于剥削阶级中的个人，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也没有法办、枪毙一个资本家，个体工商户，除非他将没有消毒的黑心棉当成药棉卖给志愿军去蘸血，将粮食屯积起来饿百姓肚皮、逼共产党下台。但是，继续革命的第一步，必须的一步，却是革共产党自己的命，革其中反社会主义派的命。在中国，谁会犯最大的错误，是共产党。谁会使中国改变颜色，是外国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但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共产党中的反社会主义派。苏联解体，美国军队就没有开过一炮打过一枪。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部改变，也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炸了中国的使馆、撞了中国的战机或者逼返了中国的商船，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改变才为炸馆撞机逼船提供了必须的基础条件。40年前，毛泽东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题没有改变。

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要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要结束“人亡政息”，要继续革命，这种觉悟，这种认识，不分上下。共产党没有脱离“下愚”的“上智”。共产党自然也是汇集了一大批精英分子的，但他们的一切政治主张总是与工农大众脉息相通的，没有工农大众毫不知觉、毫无感受的政治主张、政策与策略。毛泽东晚年苦苦求索，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展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说他最后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其实，我看，他早就找到了，而且终生乐此不疲，那就是相信、依靠和发动占人口最大多数的群众，也就是“自下而上”。无论是与帝国主义斗，与封建买办阶级斗，与日本侵略者斗，与他们的代理人斗，毛泽东无一不是相信、依靠和发动占人口最大多数的群众。现在仍有不少人，包括“左派”人士，依然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农业集体化也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好，土地改革也好，三大战役也好，等等，是精英在“运动群众”，这是他们习惯了“自上而下”看问题、做事情的缘故。不过，这3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改变了这种习惯，渐渐地也学会“自下而上”地看问题、做事情了。这种改变是痛苦的，是经过了多少次“自上而下”的失败，才渐渐开始转变的。“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倒也可以算得上一个分水岭。水为岭分，顺流而下，峰回路转，他们也就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江头弄潮，融为一体了。能识文断字，能著书立说，自然是好事，也是继续革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本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自己也有责任的，以社会主义为其正道的，非得与工农结合在一块不可，众哭一声苦，君觉一阵痛，与那些众哭一声苦，他喝一声怒的，也就分开了家，而继续革命的步子也许就此迈了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