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使出了浑身解数，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实在使人大开眼界。这一期首篇文章“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是本期诸文的纲。不仅如此，它与今年该刊第一期“新年献辞”相呼应所传达的信息，表明它也是全年办刊的纲。欲想探求、窥知《炎黄春秋》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全国全党面临的新形势下，它究竟在想些什么，对中国过去、当下和未来怎么看，它又想干什么，读了这些文章，就可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把这一期连同“新年献辞”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细细作一番琢磨，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应该说，这个“发言摘要”对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后发表的一些主张和采取的一些措施，说了一些场面话。场面话是必须说的，因为这是必要的伪装。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剥去这些伪装，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伪装背后，掩盖不住的仍是《炎黄春秋》一、二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内心的邪恶和阴毒。

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些简约的剖析。

    一是被该刊无时无刻不在热推热销的西方宪政民主那一套是诸多在《炎黄春秋》上经常亮相的头面人物所作发言的突出内容。被该刊不时热捧的所谓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说：“《炎黄春秋》新年献辞讲宪法，实际上涉及宪政的问题。宪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表现。但是，在我们党的文件里面，党的政治报告里面，没有提到宪政，只提宪法”，“我们提到宪政，或者宪政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向世界各国的宪政理念靠近，……我觉得宪政社会主义，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更好一点……特色的内容往往是以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来确定的，这很可能使法治走向人治”。这段话是江平先生多年来的一贯主张，人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他宣称的“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向世界各国的宪政理念靠近”。对这句话其实无须作过多解读。它自然是指的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宪政理念靠近，以至保持零距离。以该刊社委会主任、编委会主任杜导正先生的发言看：当今“改革共识”，是“八二宪法”。杜先生一定认为，只要一提“八二宪法”，就可以牢牢地“拿住”别人了，别人就乖乖地和他取得“共识”了。这真是自作多情。谁都知道，“八二宪法”是我们党领导下制定的，宪法的每条每款都体现着党的主张、党的思想。党章还专文规定我党的一切活动都在宪法范围内进行，这是我们党自己提出来的主张。你们不是一直同党站在对立面吗?怎么能同党取得“共识”呢?还是江平先生说得直白，他从不看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高看的是宪政社会主义。这里必须戳穿江平等先生们散布的所谓“宪政”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东西?“宪政”这个词有着特定含义。它特指西方资本主义宪法的实施。它包含着全部西方自由主义及其政治体制、框架和政治制度设计，包含三权鼎立、多党执政、军队国家化、总统制、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等等。江平等先生常常说中国只要宪法，没要宪政。当然了，根本大法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制定的，当然要。而“宪政”是西方那一套，怎么能要?我们党领导下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领导下的多党长期合作和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摸索、奋斗，被实践证明，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框架设计，我们怎么能弃之不顾，而去求索什么毫不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人民只能造成灾难的西方“宪政”呢?这不是缘木求鱼、自挖陷阱吗?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高度的坚定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和唯一选择。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着才最清楚。什么宪政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穿不上的小鞋，你们使劲怂恿中国人民去穿你们的设计、推崇的小鞋，中国人民能削自己的“足”去适你们的“履”吗?

    在有关“宪政”问题的发言中，还有一个别有用心的发言就是高放先生攻击的苏联实行的党替人民做主的体制，所谓党主立宪制。高先生说：“党主立宪是君主立宪的变种”。高先生攻击斯大林任苏共总书记，又任政府总理兼国家主席，大权独揽，“这种体制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必然变化，苏共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高先生的这段话，让人们立马意识到它影射的是什么。我国的现行体制是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和党、政的军委主席，岂不也是三大权独揽，同党主和封建王国的君主依稀一般。在高先生看来，这种社会主义就必然要变化，当然，也就是垮台了。因此，名里是指着苏联，实里是指着我们党，难道不是这样吗?

    二是竭力渲染党和人民的对立，离间和割裂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资中筠先生是十分关注历史观的。她看来很反感“以史为鉴”、“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这样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的诫律。她断定：“以史为鉴”，“就是站在王朝的立场来总结历史”。这句话含意是什么，人们完全读得懂。为我们党认同的“以史为鉴”，“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这些诫律，并以此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要学习历史、敬畏历史，拜历史为师，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目的是维持千秋万代的统治”?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诬辱我们党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和人民之间有着血肉不可分的联系吗?资先生从历史观讲到了执政，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正是生生地挑唆和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党的目的正是为了和亿万人民站在一起，领导亿万人民，把江山千秋万代坐下去，舍此，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吗?资先生甚至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也是蓄意从实质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同亿万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资中筠先生还说：“人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从根本上讲，这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什”资先生，你说呢，人民到底是什么呢?剥削阶级把人民当作愚氓，甚至当作玩物;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执政，把人民当作亲生父母一般，这是代表什么历史观呢?这和封建王朝妄图“千秋万代”维持自己对人民的寡头统治，说得上一起去吗?看来，资先生对我们党的执政，并且如亿万人民之至愿，不断巩固党领导下的政权，永远执政下去，是不是感到十分难受呢?资先生侈历史观，装出一副历史学家的架势，你是哪一门子的历史学家呢?

    三是把全部矛头全部指向毛泽东。至为露骨的是钟沛璋先生的发言。他说：“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给我们的教训。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事实上，他造成了一个人可以凌驾全国人民至上的党国体制。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人民却跪下去了……改革这种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党国体制，中国才有伟大的前途”。在钟先生看来，当下中国，举国上下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是没有什么“伟大前途”的了。钟先生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党以及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分割开来，钟先生真是右得不能再右了。他还是一个中共党员呢，但他已经完全自外于党了。

    应该说，反毛批毛丑化毛，这是《炎黄春秋》餐桌上多年来的“当家菜”。几乎所有在该刊刊登的文章里，都随处可见攻毛的笔墨，简直是浩如烟海，而专文攻毛的文章也比比皆是。翻遍各期，堪称从无脱漏。第四期上，作为对“发言摘要”中攻毛内容相互呼应的，即有“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毛泽东与胡风事件”、“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等多篇。其内容极尽反毛、丑化毛之能事，使人感觉到十八大以后，《炎黄春秋》的先生们，窥测了形势发展变化将近半年以来，似乎“成竹在胸”，踌躇满志起来。于是，再次把毛反浊浪掀上一个新的高度。如“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中，说什么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六十年代初期“面临相当孤立的政治危局，几乎不能相信任何人，除了自己的亲人”。毛“唯一可用的亲人，只有自己的老婆了……关键时刻放出去，会收到出奇制胜之奇功”，恣意攻毛辱毛，并别有用心地解析毛和江青的关系。“毛泽东与胡风事件”一文中，先是攻击毛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舆论一律”等等是“毛泽东的中国……实行文字狱，就成为合法与常态”，继而攻击镇反以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就是视知识分子为敌对力量，不仅思想上是异端，而且总是怀疑他们在组织上是异己，这样的骨子里的敌意，正是《讲话》的基本精神”，等等。“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一文先是大肆渲染普世价值，说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前27年，我们不从普世价值出发建设国家的民主制度，结果全党、全国在专制主义的‘一言堂’的压迫下，遭受了太大太多的灾难。”这里，攻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遭受“灾难”，矛头自然也是指向毛的。但读了作者孙旭培的全文，几乎全部攻击点都是指向毛的。作者不顾建国前后时空条件的迥异，攻击毛在民主、自由问题，尤其是新闻自由问题上如何前后矛盾，互不一致，说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前相比，“判若两人”，说什么“(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在掌执政权前都与普世价值接轨，极力称赞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民主，掌握政权后，只想搞专政，就猛批新闻自由”。说什么“毛泽东时代，全国报纸每天都以毛泽东的言论作为最高指示反复宣传。所谓多数人的自由最终却成了极少数精英的自由”。孙先生是研究新闻学的，但他站在资产阶级新闻观的立场上，完全不顾事实，不顾解放前后形势的不同，他竭力攻击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是毫不作怪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一文以及“《鲁迅嘉言录》献词”一文，其主攻目标也是针对毛泽东的，一是攻击毛泽东个人崇拜，一是既歪曲鲁迅形象，又把攻击所向对准了毛泽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炎黄春秋》作为海内久负“盛名”的反毛丑化毛的专业户，在这一期里，端的是反毛发飚，着着实实地表演了一番。与此相应的，令人印象至为强烈的是这一期一是对赵紫阳赞誉备至，一是对李慎之吹捧到了云端。与赵相关的文章连发了两篇。“我在广东省当秘书”一文肉麻吹捧赵“讲话很有条理，层次分明，论据充分，使人一听就懂”，“他非常善于发现正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说赵“眼界宽广，见解高深”，“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只要看看此文的几个小标题，诸如：“一个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他走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县”，“他没有星期天”，“农村基层干部的知心朋友”，等等，就可以看出《炎黄春秋》是何等钟情于赵紫阳了。再是对于李慎之吹捧之高，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赠给李慎之的一顶桂冠是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他“在思想文化启蒙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在他的同辈人中首屈一指”。文章说：“虽然他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但他在十年之前所追求、所呼唤的那些启蒙思想文化价值，为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人权、宪政与法治……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越加迫切了。”作者如此热烈鼓吹的李慎之所启蒙的思想，其全部内容正是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对中国人民说来可称为毒药的货色。与此同时，作者不遗余力地攻击列宁的社会革命理论是“反现代，根本没有现代性……试图把人拉回到奴隶状态。在上是专制主义，在下是奴隶主义。”作者超高吹捧李慎之提出的著名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的观点，说李“强调全球化还应包括政治全球化和文化价值全球化等问题，而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民主化”。李慎之还得意非常地跟作者说：“实际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如此露骨、狂热地吹捧，直是把美国封为全球太上皇和全球霸王了。这种无耻，这种洋奴相，真是令人作呕。作者还吹捧“李慎之的最大思想成就是将世界性的文化启蒙的价值放在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之中，来进行提炼，产生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准确看法”。这一句作者对李慎之的恭维话恰恰暴露出李慎之对国际共运的曲折坎坷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且看得出来，无论是作者还是李慎之，对于这种“失败”，他们是幸灾乐祸的。李慎之曾经是一名中共党员，由上述所证明，他真正是共产党的叛徒。这里，不克引述作者在文章中的全部吹捧词。总之，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在掀起一阵新的反毛浊浪同时，对赵紫阳、李慎之两人却又如此划出大幅版面予以热捧，两人对应之“契合”，反衬之强烈，真是让人印象至为深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毛泽东恨之如此切，对赵紫阳、李慎之受之如此深，真真是使我们大家的“悟性”都提了一大截。

    《炎黄春秋》是十分、十分珍视自己的羽毛的。《炎黄春秋》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发言中吹捧《炎黄春秋》“越办越好”，“17万的发行量，说明这份期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自己生的“儿女”，当然自己得亲自出场吹捧了。而杜导正在座谈会上率先自我表扬的是“对于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不管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一直是恪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的反映历史原貌”。杜先生这里是侈谈“实事求是”了。其实，他完全不配谈论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真理意义上的“实事求是”。这是因为，正是《炎黄春秋》，其惟一最大特色是不讲实事求是，离“实事求是”何止是千里万里。这是有据可查，有事实为证，是铁的。它以歪曲历史真相为己任，以给推动历史前进的著名的历史人物泼污水为能事，它用尽心机，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毒素，妄图洗遍中国人的脑子。《炎黄春秋》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邪气。而座谈会上另一位发言者李洪林的眼里竟然把明明是这样一股邪气封为一种“正气”。这种欺骗其实是十分拙劣的。它骗不了任何一位有理想、有良知、正直的中国人。周有光老人自诩自己是与世无争、淡泊人生，但是对于《炎黄春秋》，通过他儿子在座谈会上代作的发言，却倾注了至大的热情，说“(《炎黄春秋》)这个东西最好了”，就是因为他“尊重历史”。这几位先生的讲话，都讲到了“尊重历史”。李洪林还用“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种秉笔直书历史的史德来涂抹《炎黄春秋》，其颠倒是非黑白的水准，真是让一切真正的史家哂笑不己。

    也许这一期《炎黄春秋》堪称具有相当典型的一期。以刊登“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自命的这家刊物，这一期上在历史人物上褒谁贬谁，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抹黑什么，涂红什么，在重大思想观点上崇尚什么，鞭挞什么，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同时，又没有忘记，要显示一下在十八大以后“本刊”的存在，并为此所做出一番伪装，抛出几句场面话。真是诸般解数，应有尽有，一个也没落下。煞费了一番苦心呵!但是阳光下的气泡，无论如何七色绚丽，终究是要破灭的。且看周有光先生让“《炎黄春秋》永远办下去”的殷切“希望”，能持续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