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日下午，“打假倡廉武工队” 重出江湖，现身深圳巴丁街。这支来自河南农民工，以拾荒与收购废品为生的“土八路”，三年前曾首次出现在深圳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那时他们宣传的主题是打假，此次他们改头换面，鸟枪换炮，墨镜愈发明亮，且宣传的主题与时俱进，上回是打假，这回是反腐倡廉，并编写了“廉为贵”的三字经：“开新年，清赃官……现自首，还不晚，等揭发，是傻蛋……若外逃，臭万年。”

 此举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公益秀”。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一方面呈现了当前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经波及到草根阶层，另一方面，“武工队” 所散发出的民粹杀气则令人惊恐。据报道，“武工队”里，有几人是杀猪能手，他们呼吁贪官早日自首，“别等被揭发后像猪一样被摁在三轮车上放血宰杀”。是啊，他们有一天会不会真的去杀贪官，恐怕无人能够打包票。

　　众所周知，武工队是华北平原上的一支农民抗日武装，领头人叫李向阳。他们武艺高强、神出鬼没、屡建奇功、家喻户晓。今天的老百姓把他们端出来，确实非同寻常。按理说，这些在深圳收破烂和杀猪宰鸭的农民工，与许宗衡这些大贪官没有什么接触，更没有什么仇恨，怎么会想到以昔日抗日“武工队”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最开放的前沿深圳，并在反腐倡廉这种重大政治主题上发声呢？

出现“武工队”现象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切身感受到打工生活不易，生存环境恶劣，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地干群关系冷漠，农民工感受不到政府，尤其是特区这种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社会关爱和温暖，而心生抵触反抗的负面情绪；

二是怀念过去战争年代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对追名逐利、信仰缺失的社会风气感到担忧，为工作、生活找不到一个理想和远景目标而苦恼，想通过“武工队”的形式，唤起社会良知的苏醒；

三是新当选的习总书记上任后，吹动了清廉爱民之风，农民工们感到当年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作为曾经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农民，今天虽然背井离乡而身份卑微并被边缘化，但其爱国之心、参政之意并未泯灭，在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机遇期，也想尽微薄之力发发声、表表态。

最近几年来，中国进入了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但不少的所谓专家，只要一谈到改革话题，无不要把“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民多、文化低、法制观念不强……”作为一个国情不给力的借口，从而变相的抵制和怠慢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漠视农民的参政议政权力，人为地将农民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

说老实话，中国的农民虽然普遍文化不高，而且也有狭隘、短视、自私的缺点，但在国家和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却是立场坚定、忠心不二的。无论在抗日救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还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的贡献有目共睹。印度有农民、非洲有农民，但创造精神和勤奋能力却远远不能与中国农民相比。在今天的所有“感动中国”、“道德模范”、“最美乡村医生、教师”中，农民出身的人绝对是大多数。

其实，不要说中国的第一支革命力量是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农民，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自农村包围城市，打垮国民党800万军队的是农民子弟兵，而且今天中国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发起的；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千千万万个乡镇企业推动的；中国赚取的几万亿美元外债，也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就连今天坐在党政军最高位置上的领导们，大多数也是从农村出来（包括当知青）的。因此，在中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农民及农民的后代将会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主力军。可以想象，如果失去中国农民的支持，这个国家的一切理想和目标都只是空中楼阁。

是的，中国农民大都吃苦耐劳纯朴善良，来到城市打工也是比较规矩的。但是，他们不说话并不表明他们不会说话，他们默默无闻并不等于他们可以被人忽视，他们忍辱负重并不等于他们习惯受人压迫，他们与民主法制很远并不表明他们不需要人格尊重和享受权力。所以，“武工队”的重新出现，就是一种变相的发声和抗争。

贪官们以为中纪委是最凶的，检察院是最恐怖的。其实，包括10亿农民在内的中国老百姓，才是真正具有杀伤力、威慑力的正能量。习总书记最清楚，所以才在上任的第一时间发出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振聋发聩之声。

中国的改革势不可挡，忽视中国农民是很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