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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之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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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日本以武力践踏亚洲各国的同时，执著而隐秘地实施一项掠夺被占领国财富的“金百合计划”，计划的最主要组织者均为皇室成员。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数以万吨计的财宝被藏匿在菲律宾各地或随沉船沉于海底。这笔财富数额到底有多大？可以找到富饶的亚洲因为战时日本的洗劫，黄金储备只占当时世界黄金储备的5%这样一组数据。当然，亚洲被占领国失去的不止是金银珠宝，仅中国一国而言，就丧失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瓷器、艺术品、远古化石、线装书籍、宗教文物等。日军这个贪婪成性的强盗，别人的任何东西都值得一抢。
中国的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就是在战火中遗失的，至今难觅其踪。日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拥有这些财富，日本则在经济上没有输。令人费解的是，战争结束后，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责竟没有这方面的追究，是疏忽了？还是故意的？别忘了，战后百废待兴的全球，似乎只有财富最能打动人心。60年过去了，这笔财富就像蒸发了一样销声匿迹，随之一起蒸发的是战争受害者甚至是遭受日军蹂躏的同盟国战俘和劳工的怨气。奇怪的是，最讲究人权的美国也没有让自己的这些受尽苦难的国民从日本国那里得到任何赔偿。在二战临近尾声的最后几个月里，对于即将战败的日本来说，藏匿这些财富至关重要――如果日本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拥有这些财富，日本则在经济上没有输。监督执行掠夺和隐藏这些“战利品”的是裕仁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三笠宫崇仁和表兄竹田宫恒德。这一计划被称为“金百合计划”。
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其实根本不是奇迹，而是日本洗劫掠夺中国财富积累的，惟独中国人应当清醒的蔑视日本的经济奇迹。正是中华土地的资源财富人口“滋养”了日本。中国人应当永远记住，没有这种战争吸血，日本只是个扁扁的蟑螂！从理论上说，这叫资本的非正义性或资本的邪恶性。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主要依靠压榨本国穷苦阶级而成气候，日本国则从来没有过这一段自我增长的资本历史。日本国的经济资本全部是靠掠夺积累的，是世界所有国家中最为血腥邪恶的资本。然则就是这样一个邪恶血腥的资本经济，居然也被中国的哈日媚日败类当作优秀民族的典型来论证。
大多数被掠夺来的财富运到了日本，存放在日本皇宫，或为日本的某些寡头所收藏。战后，为了讨好麦克阿瑟以及手下，逃脱自己的战争罪责，有的日本战犯竟把镭这样的稀有金属以个人的名义上缴了盟军占领司令部。这不由使人联想起一些事情：日本的战争流氓尚且发了战争财，难道贵为天皇的裕仁真的像战败时被形容的那么一贫如洗吗？要知道，当时敛财的都是他的皇室族亲。战后第7年，日本就恢复了“元气”，难道它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好运气外，就没有别的因素帮助它的经济复苏吗？想想看，当初美军轰炸日本本土，似乎变成瓦砾堆的都是些民舍以及最基础的民用设施，而日本皇宫以及奴役亚洲人民和同盟国战俘的三井、三菱和住友这样的大企业都没有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事实上，这笔巨大的财富并没有安稳地躺在地下或海底，而是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断被发掘。发掘是秘密性的，财宝也最终落到了握有实权的某些国家政客的手里，成为他们无限的资金来源，用于秘密行动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令人愤怒的是，这些被日本从亚洲12个国家聚敛的积累了几千年的巨额财富变成了带血的“黑金”，催生了世界政坛上一些不可见人的丑恶！
世人已经从二战的无数疑点中了解了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战后美日勾结的一些秘密，为什么“金百合计划”的实施者均为日本皇室成员？为什么战争临近结束时，日本皇宫以及重要的工业设施没有毁于美国的轰炸？为什么对二战时日本掠夺亚洲财富没有公开的史料记载？为什么有些日本人虽败犹荣？为什么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如此迅速？为什么最讲人权的美国没有让自己受尽苦难的战俘和劳工从日本那里得到任何赔偿？
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受害国，中国的受害者比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都要多得多。在1895年至1945年间，同其他地方相比，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财宝最多。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从东北开始，然后波及上海、南京和全国数百个城镇，中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金块、财宝、钻石、色彩多样的宝石、瓷器、艺术品、远古化石、无价的线装典籍、宗教文物和祖传宝贝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除中国内地外，从香港到新加坡、从马尼拉到雅加达，几乎海外所有华人的居住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中国财宝中的大多数都被运到日本，它们被存放在日本皇宫，或为日本的寡头私人收藏。1945年战争结束时，这些财宝都应该归还给受害国，但是事实上这并没有做到。战后德国归还了数量巨大的他们所掠夺的财宝和偷来的艺术品，而且他们还给纳粹受害者支付了550亿美元赔偿金。同德国相反，日本拒绝道歉和规避赔偿，他们只归还了很少量的财宝，绝大多数财宝一直留在日本。
亚洲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中国又是亚洲最富裕的，就是在中国腐败的满清GDP也是世界第一，中国的GDP一直在世界40%左右徘徊，印度也是黄金国度。连缅甸、泰国都拥有大量财富。不客气地说，亚洲的曾经的黄金可以等于全世界，何况当时亚洲的人口占全世界75%，在黄金方面欧洲就是叫花子。不要忘了哥伦布探险的目的，尽管欧洲洗劫了美洲，但黄金拥有量还是远少于亚洲。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东亚病夫”，一个无比腐败、恶习丛生的国家，处在崩溃边缘，一触即倒，就像支在一双小脚上的干瘪老太。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早已失血，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因为这些人并不信任银行，中国人以小块金砖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财产。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被处以极刑。商人永远是被压制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中国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商业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纪末，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才允许商人公开经营。因此，根据传统的做法，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有一些地方银行网络和当铺，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贷款。但在那些条约规定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的西方银行，不对中国人开放。
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为了进展顺利，他们先暂时和中国的黑社会建立合伙关系，中国黑社会的这些人对欺诈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悔意，正是这些流氓恶棍，造成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地下财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两国黑社会的合作已经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国沿海地区福建省的私人企业家组织了亚洲最成功的贸易网，他们的舢板把海上贸易做到远至东非和阿拉伯国家。每一个私人贸易组织都有自己的海军和水兵，并把他们的财富以金砖密藏在中国沿海的堡垒里。他们用这些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因为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国海盗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吴岛上避难，在那儿，他们受到当地大名的保护。日本武士也经常随同他们到富裕的江南抢劫。到20世纪，中日黑社会再次联合也是顺理成章。
1937年，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建立了“金百合组织”，这一机构成立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这些财富的走向―――确保其只流入天皇的金库中。它是一个皇室组织，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黑社会来实行。黑社会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中国的财富，金百合计划就是榨取那层奶油。
当日本军队开始包围南京时，蒋介石又一次决定抛弃他的百姓，不予抵抗。他先撤到武汉，后又撤到500英里外的四川重庆。历史上除了最坚定的征服者外，很少能进入四川。蒋在重庆建立了他的战时政府，向世界宣布他仍然统治着中国，他还带来了数千箱的宝藏。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在此之前，蒋介石命令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把北京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和其他城市的艺术品尽可能多地装箱，最后，它们被运送到中国西部成都，但能够装箱和运走的毕竟有限。
日本对南京进攻开始之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以接替生病的松井石根将军指挥作战。在任何贵族中，都有一些人接受狭隘的教育，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日本也不例外，朝香宫鸠彦之流把自己当做半神半人，对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十分蔑视。他由于酗酒成性，更是偏执。在南京城外一接受指挥权，他就给他的助手发布命令说，现在是“给他们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的时候了。在随后的南京暴行中，日本军队屠杀了30万毫无防御能力的军民。2万至8万名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被数次强奸，包括儿童、少女和老太，许多被开膛剖肚。男人、妇女和儿童遭受如此野蛮的暴行令世界感到震惊。数以千计的中国男子被用绳子拴在一起，然后被机关枪打死，或被浇上汽油，点火烧死。另外一些被用作人靶进行刺杀训练，或供军官进行砍头练习。所有这些好像是在进行欢乐的体育比赛，看谁能砍的人头最多。数星期过去了，这些暴行仍在继续，南京的大街小巷尸体堆得高高的。不像以往，大规模的暴行通常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许多西方人士目睹了这些暴行，他们中有外交官、医生和传教士，其中一些还设法偷偷将照片带出去作为证据。
金百合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实施。1937年，日本军队蜂拥中国沿海，之后向南京挺进，参与的部队是如此的众多，阵线是如此的宽广，日本的统治者担心因为各指挥官争夺战利品，在钱财方面失控。陆军和海军军官一直有顺便捞取大量战利品的事，更不用说士兵们小规模的抢劫了。同时，大批的日本黑社会分子来到这新近占领的地区，为非作歹。日中黑社会头领的联手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为了控制整个局势，日本最高统帅部开始了金百合行动，由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负责。该行动的时间所以被外界知道，是因为日本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自身是在1937年11月在东京的皇宫中成立的，也就在南京大屠杀即将开始的时候。成立大本营的目的是要让天皇和他的高级顾问控制战争的进程，避免重复在满洲发生的事情―――关东军变得独立、蛮干。
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的第一批执行者是宪兵队。被调遣来的宪兵特别行动小队四处搜查，扣压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家及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和货币。1000多年来，南京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许多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在南京城里有别墅，在近郊有其他不动产。南京也不是第一次被其征服者洗劫，但这次却是最仔细和系统地进行的。据说，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
宪兵小分队忙于洗劫房屋―――搬走家具、镜子、地毯，装箱，通过铁路运往日本。金百合别动队―――日本特务机构的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银行老板、行业协会首领、连锁当铺老板及帮派头目，所有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三合会”头目和黑社会的老大特别被盯住。他们中有人逃出城后，亲属被拘留作为人质。这样，日本人远远超过了19世纪英法联军士兵酒后在北京圆明园的狂暴行为。
日本在掠夺中极为重视具体细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当时有一支经过精心挑选的，对珍贵书籍和文稿有专门知识的搜集文物的特别行动组织。其中一些是日莲宗的和尚，他们的任务是在图书馆、博物馆、私人藏书或寺院的佛经里挑选这类书，然后把这些珍宝运到东京。在掠夺前，他们已在中国四处游历，与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编制了最珍贵书籍和文稿的目录。
南京大屠杀之后，1000多名这样的专家来到南京，开始从珍贵的藏书和文稿中挑选。尽管南京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废墟，但储藏这些书籍的建筑则处在严密的安全保护下。日本的皇家图书馆有优先挑选的权力，最珍贵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亲自过目。每一件东西都被仔细地编号、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他们还编制并复制了多本详细的目录，以确保在运往日本的途中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他们的工作，用了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
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亚洲的掠夺被官方轻描淡写地称为是多喝了几杯的士兵的一些随意的小偷小摸的行为和一些暴力行为。这是一派胡言。抢劫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60年，英法远征军来到中国华北，喝醉了酒后，变得疯狂起来，抢劫了北京郊外华丽的圆明园，砸烂了他们拿不走的所有东西，然后一把火烧毁了除一座亭阁和一间房屋外的整个宫殿。由于不相信他们抢到的黄金是真的，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士兵把其中的大部分给扔掉了。联军的司令是额尔金(Elgin)爵士，其父曾将雅典帕台农神庙里的雕塑运走。1900年，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使馆区，西方军队再次进入北京，开始了酒后的狂暴行动，抢劫、捣毁紫禁城里的财宝。但这与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间的所作所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不同在于其不是酒后的抢劫和破坏。日本人的抢劫是理性和故意的行为，特别注意抢劫有价值的书籍和手稿，而一般的小偷和普通的士兵是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日本人还特别注意抢劫亚洲的黑社会———三合会、秘宗会、黑老大，特别是从事繁荣的鸦片贸易的帮会。对于个人，日本人用敲诈的手段恐吓有钱人。从中国和朝鲜抢夺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和文物。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部分的被抢艺术品和文物物归其主。一些主要的文物，包括一些金铸的佛像，最近在菲律宾黑社会的隐藏地被人看见，它们是由马科斯的亲信运去的。但这些艺术品和文物中的绝大部分仍然藏在日本私人的保险箱里，或是在东京皇家收藏品中。
华盛顿向外界传递的官方信息是日本战时的精英———皇族、财阀、黑老大和“好”官们，努力结束了战争，此时，他们已贫困潦倒，他们也是一小撮“坏”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受害者。读者们将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被告知，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在战争结束时，日本的统治者比以前要富有得多，战争对他们工业体系的破坏相当小。大部分可看见的破坏是数百万普通平民的火柴盒般的房屋，在他们最高统治者看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几家工厂和官邸被摧毁，甚至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急于想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堡垒”，华盛顿宽恕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天皇及皇族和金融界的首脑们，免除了他们对12个亚洲国家的破坏和使之贫穷的责任。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战时领导人被处决。美国在战后占领结束时，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包括那些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控制着东亚最大贩毒网络的黑帮和教父。华盛顿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重新得到日本政府的权力，其性质等于在战后使纳粹党重新在柏林上台。但这在日本却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因为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政治迫害的运动所扼杀，这种政治迫害甚过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日本极右势力在战时抢劫的赃物和日本财阀在战时从亚洲国家所榨取的利润的资助下得以复活。
从盟军占领日本一开始，麦克阿瑟将军、杜鲁门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员，完全知道日本在战争期间抢劫的赃物和日本上层人物所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关占领的报告承认：“占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和保护大量储藏的金、银、宝石、外国邮票、雕花瓷盘以及在日本为非法的各种货币。尽管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员收集起来，并由美国军队看护，但据了解，这些财产中没有申报的现金是存在的。”
据权威的说法，世界上共有约130000吨加工过的黄金，包括金块、金币和装饰类的黄金，如金手镯、项链或戒指。官方有关黄金拥有量的记录表明，拥有超过世界75%人口的亚洲的黄金拥有量不到全世界总量的5%，这一统计数字从表面看有些荒唐。富可敌国的西方王公贵族可能拥有银行、石油公司，他们甚至控制政府，但是富有的亚洲人从不相信政府或是银行，而是更宁愿以小块金砖、白金等形式来保持他们的财富。在中国，这种绝对的不信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亚洲，这种隐藏起来的财富数量远远超过在欧洲和北美洲自银行体系建立后的4个世纪里所积聚财富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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