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并“中央文献”

为何用小平同志最厌恶的方式塑造“邓小平”？

一清

我在此前所发“三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及“中央文献”文章后，有个自称可以“答一清”的人冒了出来，乌七八糟地作了些“答”。不过，打死我也不能相信这种文字能力的人是《邓》剧或“中央文献”的枪手。但我已经注意到了，中央文献的同志认为《邓》剧不能算是“文献片”，是个电视剧，也就是说，是一个艺术片，是一个可以“创作”的纪录片。

这下可好，我们先且不管中央文献的同志在纪念当代历史人物的时候能不能进行创作，可不可以“编”一些原本不属于当事人的故事。从其所言，认可其是电视片或者艺术片。那么，我们从创作的规律、手段等细部入手，来看看《邓》剧编、导们都在干什么，他们还在哪个世纪的艺术旧路上踏着一二一的节奏。

在文革结束后，流传着很多小平不爱看革命现代样板戏的的段子。邓小平不爱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这是有着当然理由的，因为文革期间的艺术作品，无论戏剧、电影、小说等，都有一个“三突出”的问题，也是就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这是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当代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我这里提一下。就是要求作者（当然也包括编剧）在创作时做到“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对文艺创作的戗害是很深重的，因为按照这一原则创作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人物特性和艺术个性了。因此在文革结束后，这个创作原则被文艺人以及时代所远远地抛弃。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创作原则被《邓》剧组及“中央文献”的同志重拾了过来，通过他们的纪念性实践，大有复兴“三突出”原则的势头。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邓》剧中的“所有人物”包括这样的几类人：一是反对改革的，如反对包产到户的、反对当年高考招生的、反对在四人帮被粉碎几天就持邓小平出山工作主张的，一句话，凡是与“邓小平”的主张相对的、或者跟不上趟的，都是“所有人物”中的“一般人物”。正面人物就是剔除了这些反面人物的其他人物，包括要求不愿集体生产而逃荒要饭的人物，如梨园村的张大爷刘大娘的；包括不愿意留在农村而愿意上京请愿甚至上铁路赌车卧轨的知识青年；包括一切被当时的公安盯着的造反者、扑网者、逃港者，以及一切与《邓》剧组所认为的与“改开”之前的体制为敌的人，他们都是剧中的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当然就多了，包括田源、夏建国、刘金锁等，包括夏默、田志远等，包括“叶剑英”、“王震”、“李先念”、“胡耀邦”等。最后就是主要英雄人物——“邓小平”“三突出”原则中，主要英雄人物只有一个。

“三突出”的原则的外延实际上含有“四类人”。在“所有人物”中，其实还隐性地包括了“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等，看他们是哪一类的人，只要看他们的僵硬的表情就知道《邓》剧编导们的归类了——这倒很好，可以让我们直观地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方法曾经是上世纪几十年里的电影、电视分清好坏的主要标志。记得1973年左右的《参考消息》报导过一则外国人评中国样板戏的文章，说只要灯光变成阴暗，一定是反面人物出；音乐变得嘈杂，一定会有坏人出镜。我后来观察，还真是这样。本以为这样的经验将永远成为过去，谁料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经验”又复活了：谁的面相僵硬、谁的出语木讷，谁就不是“正面人物”。试举几例：

★粉碎“四人帮”的当天晚上，在香山召开的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表情最僵硬的当然是陈永贵和吴桂贤二位莫属了。他们不是惊愕，还是木讷、是僵硬。

★华国锋在香山政治局会议的表情或者算不得太僵硬，但他却“僵硬”在全剧所有属于他的戏份上：一个一贯到底的表情，一个从春到夏的服装，一个永不变化的发式，即使中央各次大会的正堂上挂着的“华主席”领袖照是板寸头的，也非得让华国锋从1976年起就背着大背头，这种“僵硬”强化和暗示的是其人的“不思变”的品性。

不是正面人物的人一般都反对改革，而反对改革或是不同意“邓小平”战略的，大多是脾气暴躁，举止无当，说话忒不文明的那种，或者是长相疴碜面相难看的那种：

★高考改卷的老师中，就有长得难看的人，而这样的人一定是主张给田源打低分的人；

★第46集中，安排的几位在夏默组织的调查会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言人，都是喜欢拍桌打椅的人。他们或者抢文件夹，或大声呵斥派，他们不屑于和不擅长与他人讨论，“粗野就是粗野者的通行证”，这样的刻板符号就是反对“改开”者的DNA，就是脸谱。

在“三突出”原则面前面，这些抢文件夹或者粗声大气说话的人，当然是英雄人物的反衬，夏默们的形象就因之高大起来。

那么，《邓》剧又是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呢？第45集成都的“刘大娘”、菜场老板，46集的国贸大厦的建筑领班、47集的珠海某村的一群群的村民。所有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说着同一的台词：“是邓主席让我们如何如何……没有邓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他们同样只有一个称呼：“邓大人”、“邓大人”、“邓大人”！

田源、夏建国、燕子等肯定是属于《邓》剧的英雄人物。所以，剧中一般安排其在某一个“邓小平”故事完成后，由他们说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第45集无厘头地让一对情人说着伟光正的话：燕子：（“邓小平”）他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伟大，感受到了一个领袖的伟大。夏建国：我感到了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设计师而感到自豪、感到幸福。

★在38集里，田源更是捶胸顿足地感动，“感动”得让人一头雾水，一身鸡皮疙瘩。他在与父亲的通话中说着的是比党旗下的宣誓更见力度的主流之声：“爸，我见到了邓小平了……在云南农场那会儿，我们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白天被蚂蟥叮，晚上被蚊子咬，那时，我们死的心都有了……我们都绝望了。是他，让我们回家，给了我们几百万知青重生的机会，还有高考，给了我们无数人重拾梦想的机会，给了我们上大学的机会，还有，促进我们返城知青就业的政策，让我们这些没有上大学的的行业知青，重新找回了自信。我们没有成为社会的累赘，相反，我们用我们青春的体魄，成为了国家真正的脊梁。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这哪里是父子间的对话，这是一个“转折时期”的历史总结啊！说到这里，这个剧中的“英雄人物”为了陪衬“主要英雄人物”的崇高与伟大，他能够有的表现就一定只有话语哽咽，泣不成声。

（田源泣不成声）

让人讷闷的是，这位“英雄人物”的眼泪是怎么流出来的？正常人会有这样么？田源所赞扬的“邓小平”同志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他可是一件都没有领受：“邓小平”让他考大学，他考了，录取后，他将录取通知书给撕了，从此再不考试。“邓小平”给了他那么多重拾自信的机会他一直不去拾，他游走在社会的边缘，与煎饼较劲，终于也没有能煎出啥好饼子。他哭什么呢？——这就是“三突出”创作原则造下的孽：所有人物，不是来自于生活，而是来自于“突出……突出……突出”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下，剧中需要什么人物出现，需要这个人物在某一刻的表现，不必有任何铺垫，当哭便哭，当笑便笑，来时如雷，去时亦如雷，不带稍减半分火威的。至于剧中角色有没有血肉和正常的情感，这在“三突出”创作者故事编撰者的下，是不需要考虑的。

在《邓》剧中，所有的人物角色都是为“主要英雄人物”而设定的。夏默和田志远这样的角色有什么性格的区别？田原与夏建国有何独特的人性特点？更惶论其他“正面人物”了，那些个些小人物，都是些“打和声”的角色，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一下了，他们就出来鼓个掌；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了，他们就出来喊一个口号，而且个比个的喊得热泪盈眶。

第10集里，为了表示“高考改革”的伟大与及时，让所有的知青都在画面里高呼：“我要上大学了！”“我也要上大学了！”“我报北大，我一定能考上！”、“我报清华，我也一定能考上！”连金锁这样的说得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我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念完大学就回来！”——这真让人难堪，请问剧组和文献的同志们，那可是1977年啊！如果你们中有人参加过那一年的高考，你们这样的电视呈现就是胡扯！或者你们都是人中凤雏，都是人中骄子，都是胜券在握才俊，但那也只是你们这么几位呀？怎么可能几十号几百号人一个个口号震天地断定自己一定要上大学了？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反反复复说，文革耽误了一代人吗？不是说他们连初中水平都不如吗？为何突然之间他们就个个都可以上北大清华了呢？或者你们会说：这不是表现知青们的兴奋吗？表现知青们对于高考改变命运的喜悦之情吗？——是什么样的脑瓜和什么样的思维才会编出这样的情节呢！？真是神剧啊！超级神剧啊！

以“北大才俊”夏建国为代表，我们看“三突出原则”的害人误事。按说，除了“邓小平”这个主要英雄人物，编剧一开始在夏建国身上着墨是不少的，但剧中所呈现的是个啥样的人呢？如果不是一开始让他“考上北大”，我们几十集下来还有谁会看到他作为一个北大学生在影剧中的性格存在呢？他整个就是一个“鼓掌”的机器，与田源一样，他们就是在需要比鼓掌更热烈一些地“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时出场表达“拥护”与“热爱”的一个工具，以至于最后一集中他们的集体婚宴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对于“历史转折”的总结盟，伟光正的话一直要带到婚床上才最后松手。夏建国和田源，他们没有血肉，没有性格，只有“改开”之前对这个社会的切骨难消的恨，“改开”之后对这个社会死心踏地的爱。

当然爱是不会有错的，爱“改开”后的中国，更没有错，但是，能不能不这么恨“改开”之前的中国呢？我们为什么在第九个饼子撑饱了自己后，一定要去掉前面垫底的几个饼子的存在并切齿地痛恨于它呢？

习近平同志反复嘱咐我们理论界和文化界的同志们，不要搞两个互相否定，这一嘱咐，可谓意味深长。但是，《邓》剧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错误思想是严重地存在着的，以至于剧组通过金锁之口说出的是“难道我们共产党还不如封建时代的一个小和尚吗？”也透过黄山拜“活菩萨”的老太太之口说出了“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这样的话——这当然都是说“改开”之前的共产党。在所有这些“一般人物”中，他们心中与口里的活菩萨就只有一个人：“邓小平”：这是一个超乎共产党组织力量的神人，这是一个开天辟地扭转乾钢的超人，这是一个在反对“两个凡是”斗争中又能创造出“新凡是”的前无后绝的超级圣人！

托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福，我们在克服思想僵化的创新之路上走了很远很远了，我们以平静的心、从容的态在打量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自信的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胸量对待共和国曾经的历史，我们不再咬牙切齿地记恨于某件事某个人。我们艺术的表达，已经把“三突出”这一类僵死的东西抛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当下的艺术创作不再需在类似于《欢腾的小凉河》、《决裂》这样为反而反的无血与无耻之作。我希望吴子牛先生从旧有的那些个创作框架中走出来，也希望中央文献的同志除了多读点书，也跟你们家中的下一代多接触，多交谈，从灰黄的纸堆里站起身来抖落一下身上的尘土，不要津津乐道于那种似文献非文献的“艺术创作”了！世界多美好啊，“走出彼得堡”吧，外面的天空很高、很阔、很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