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白先勇近日在纽约，便迫不及待地跑去见他。

高中时候读《孽子》，觉得最痛苦的事情都不是惊天动地喊出来的，那些嘶喊不出又无法逃避的伤痛才最无力。

他的小说里从不见欣欣向荣，都是与大时代逆流的边缘人，同性恋，妓女，爱到失衡的玉卿嫂，在异乡迷失的学子。前不久才读到他的《纽约客》，写在纽约堕落的上海名媛--“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一句话将人击中。还有那些曾日夜高谈畅想意气风发的海外学子们，终在时局的动荡中飘摇离散，留下各自的无奈和遗憾。

我对他说，许多年后当我站在纽约街头，觉得书中的故事似乎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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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如我料想的一样平和亲切，面带微笑，比我想象中更多了一份愉悦感，时不时也见幽默。他在纽约大学放映由其《台北人》一书改编的电影《孤恋花》，放映结束后很多人与他讨论情节，“女主人公为什么还选择继续欢场女子，她规劝别人重新开始，为何自己不能？”。白先勇只作答，“我猜想，也许她...”。 他塑造的人物似乎与他都有那么点距离感，他只是冷静的观察者，不能替代“她们”。他提供了很多种可能性，但究竟是哪一种，每个人可以只取他们所需。

出身于名门望族，辗转不同国家城市，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开诚布公。这些身上的烙印也许注定着白先勇是一个站在边缘看世界的人，因为这份距离感，才看得更真切一些，因为看得更真切一些，才更多一份理解与宽容。在他的作品中，即使再扭曲不堪的人性，都有着善意的解读与注解。

此次来纽约，白先勇还带来了其历时十多年完成的回忆其父亲的传记《父亲与民国》，以及其改编指导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

当我问纽约、台北、上海这几个在其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城市里，他最喜欢哪个时，白先勇说三个都是大都市，在台北生活的时间最长，因此他往往将故事发生的场景设在台北，台北就像一个窗口，透过它看风起云涌。而纽约虽然只待过两个暑假，却印象极为深刻。而至于他曾定居多年的圣塔芭芭拉，在其作品中却从未出现。看来还是时局造英雄，林子大了，才得以看见各式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