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一位不很熟悉的老乡经常到我的办公室诉说他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出于礼貌,请坐、泡茶、递烟,很认真地听他的故事。他啰里啰嗦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后来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摞所谓的材料让我看,我才知道事情的原由。
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部队当兵。他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说林副统帅的长相像奸臣,被人告发,结果被军事法庭宣判开除军籍和五年有期徒刑。”九一三”事件后,他放了出来,仅怀揣着一纸“原判有误”的证明书回到了原籍。
不久,他招工到一个工厂当了工人。他每次调资都觉得亏,因为参军和关监狱的那几年不能连续算工龄。人事部门对‘’原判有误”的证明不认账,要求要有“平反”证明书。从此,他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
初时,出于同情,厂方也不怎么计较,让他回到原部队去讨个说法。但大事件后天翻地覆,想要找到当年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谈何容易。他就是不死心,老往军区和北京跑,几年下来,不小心成了老上访户。他再也没能好好地工作了,厂方很不爽,扣发了他的工资。上访是要大把大把的盘缠来维持的,他把有限的银子和精力都打了水漂,家庭生活就陷入困境。再后来,家人也不怎么理睬他了,他形单影只感到万分的委屈。
尽管四处碰壁毫无进展,他就是不听劝告,反反复复继续”玩”着注定是没有任何结果的“游戏”。他找律师,律师说那是军事法庭判的,他们够不着。他就不间断地写申诉信到处邮寄,寄出的东东都似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
他后来多次来到我的办公室,一见到他,我的头就晕,也就没了应有的客气。要是在路上遇见他,我远远地躲开了。一件事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地唠叨,谁不烦呀。
不过我很同情他的不幸。我劝他想开一点:假设没有”九一三”,你岂不更惨?电影《秋菊打官司》只是一出戏,你当真了?老谋子最想的是大家口袋里的票子。你也要算笔经济账,多年上访所花的钱够你加N级的工资了。还有还有。。。。。。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劝的也都劝了,但他就是听不进去。他说他是冤枉的,他宁愿相信有什么青天大老爷在等着他。
他有什么想法这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不让他想什么。但他老想着叫别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兑现他想要的结果,似乎心理有点障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