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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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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的心里话
张先痴
2007年，我应邀出席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即席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1957年，中共将我划为右派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那时我根本不是右派；1980年，中共对我的右派问题进行“改正”，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经过二十三年的“脱胎换骨”，走出监狱的我，已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右派了”。
“右派‘改正’”是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右派份子量身定做的一项政策，“‘改正’右派”则是因贯彻执行这项政策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族群。两组完全相同的词汇，只因前后次序的互换，便能像拍电影所用的“蒙太奇”技巧一样，让人们产生些千奇百怪的联想……
右派为啥只能“改正”？
右派“改正”这个主谓短语简直令人拍案叫绝，特别那充满“政治权谋”的“改正”二字，它站立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不偏不倚面不改色，使身为政治贱民的右派们哭笑不得。因为这些“被改正者”眼巴巴地看着也是毛泽东死后，才放出劳改队的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享受的是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补发全额工资的至高礼遇，而右派们“被改正”后，除收回工作以外便两手空空一文莫名，虽然一贫如洗的右派们蒙受的家破人亡、任人践踏的苦难已长达二十年以上，而得到经济补偿的“走资派”们只倒霉了七、八年。
官方正式文件为右派改正的理由大体是这样表述的：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一个违背逻辑、蛮不讲理的胡说八道，是对中共自我标榜的实事求是口号的辛辣嘲讽。不仅如此连为什么会“被严重扩大化”和谁人主使了这个“严重扩大化”也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是文过饰非的经典之作。
我接触过的右派分子成千上万，他们都百分之百地得到了“改正”，我所听说过的右派名人也同样得到了“改正”，只是传闻说有那么五、六个右派头面人物似乎刻意留作标本没有被“改正”。就以官方公布的右派五十五万名这个令人生疑的数字计算，其中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是不予改正的所谓真右派。面对这个大得离谱的正、误比例，除了一党独大的中国共产党，谁还敢睁着眼睛说出“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句掩耳盗铃的瞎话。
民间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扩大化”有一种解释说，当年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在僵化顽固的共产党人中属于凤毛麟角般的不可多得者。五七年反右b时，他主政于共青团中央，眼看着身边工作的一些青年干部遭遇灭顶之灾而无力救助，颇感内疚。他深知右派群体中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正是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英骨干。他力主全盘否定反右运动，为全部右派彻底平反昭雪。奈何此主张遭到“太上皇”邓小平的强力否决，其理由按民间人士的朴实判断也不无道理：那是因为当年在党中央具体主持反右运动的领导者、即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正是这个老谋深算而又心狠手辣的邓小平。反右结束后，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份“反右运动总结报告”，其报告人和报纸转载时的署名者，也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如果将一幕他亲手导演的大戏定为谬误全盘否定，岂不违背了投鼠忌器的“中国传统”？
但面临“十年浩劫”后党内外为平反右派发出的强烈呼吁，“太上皇”为了对应群众要求，也为了有效利用右派群体的文化知识，去填补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断层；还能给在阶级斗争铁蹄践踏下、折磨了二十余年的右派份子一丝诱惑。就化腐朽为神奇般将一个小学作业本上经常出现的“改正”二字，破格提升到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去愚弄不谙中共“名词魔术”的草根民众，也算是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下的一着好棋。
记得1980年与我拿着同样印有“彻底平反，无罪释放”两组关健词组的裁定书，走出劳改队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凡入狱前为右派者享受的是颇具创意的“改正”待遇，而入狱前为“走资派”者，却得到了高一个档次的平反待遇。面对这种“在法律面前人与人并不平等”的异常现象，我向“组织上”提出了质疑，得到的答复理直气壮：“根据党的政策，右派只是‘改正’，不是平反”，这个回答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在我们这个名为人民共和国，实为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的国家，虽然高喊着“以法治国”的口号，其煞有介事的法律条款，原只是为在“共和国”这件时髦外衣上，添加的一层欺世盗名的保护色罢了，节骨眼上还是“党的政策”说了算。
作为这些运动的亲历者，我不能不对“法律面前人与人并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一番探究，得出的结论绝对符合毛泽东那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最高指示：我认为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当权二字的份量绝不可低估，他们中的一、二号“走资派”领军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和我同时走出监狱的被蔑称为“小爬虫”者，也肯定是某个地方或者某个部门的前头头脑脑，这些“小走资派”在平反时被另眼看待，是因为在反右和此前开展的一系列整人害人的运动中，他们大多数都是“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以上引文参见当年《人民日报》社论中对右派的诬陷词句）的帮凶爪牙。总之，他们是立过汗马功劳的“自己人”，是“党内的有功之臣”。
回过头再看右派份子，按中共主流意识的定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来自“旧社会”的读书人，受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在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里，能上学读书的多半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类人都是需要“我党”进行脱胎换骨彻底改造的“臭”知识份子，其中多数人的社会关系复杂，亲属中被关、管、杀者不在少数，有港、台或其他海外危险关系者大有人在。不论这些人经过几年“党文化”的洗脑教育，决心与出身阶级划清界限，但“组织上”只相信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这类“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右派们在被“揪”（这是当年对右派使用频率极高的动词之一）出之前，早已是“我党”公安保卫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密切注视的对象，也就是“阳谋”计划中“引蛇出洞”之“蛇”。
摸清以上两类角色的底细以后，就可以知道平反和“改正”的分别对待，骨子里更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正如毛泽东那句著名废话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它是废话的原因是除了精神病，世上所有的人谁都会有缘有故的爱和恨。）
认真一想，右派“改正”这个一箭双雕的狡黠谋略，它最大的获利赢家，其实并非反右以后二十多年、才得以“改正”的右派群体，他们中除了早已折磨致死陈尸荒野、变成一群孤坟野鬼以外，幸存者们一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青春不再又一贫如洗、尊严荡然无存。真正的最大赢家，仍然是老谋深算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或者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中国**党，此说有以下事例可为佐证：
1973年，经突发性“林彪事件”的冲击，文革初期党内斗争落败的邓小平双手高举“永不翻案”的白旗，在毛泽东“人才难得”四字评语的默许下，他从流放地江西南昌重返权力中心。1976年，殃民祸国的毛泽东死后，其卵翼下的“四人帮”随即垮台，在叶剑英等所谓老帅的辅佐下，足智多谋的邓小平很快地登上了他觊觎已久的“太上皇”宝座。此时，不论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满目疮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还是他本人被“毛派”长期妖魔化了的政治脸谱，都极待修补重建。
那时，党内一大批在文革中死里逃生的如陆定一、周扬之类的反右打手，痛定思痛中有所反思，在“拨乱反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发牢骚，除强烈要求全盘否定文革外，也出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为右派份子平反等共同呼声。这些人中更有清醒者知道，中共在大陆刚刚建政时，它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及至三十年后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皆源于建政后实行的一连串丧天害理的各种运动，其从顶峰滑落到谷底的转折点，就是臭名昭彰的反右运动。
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始作俑者，是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的毛泽东，他凭借早已练就的封建权术基本功，利用“五四运动”以后，知识精英们迫切要求变革的诉求，从上升期中的马列苏维埃输出红色革命气势中抓住了机遇，寻得了强有力的后台支撑。在抗日战争中他趁人之危又趁火打劫，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阴阳怪气地高喊“站起来了”！得意忘形之余，乃至利令智昏地玩起了的“阳谋”骗局，挂“言者无罪”的羊头，卖“引蛇出洞”的狗肉。实则他挑战的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底线，颠覆的是我文明古国的诚信精神，自鸣得意间却暴露出他“湖南痞子”的无赖原形。其一目了然的后续结果是，1958年以后开展的各种运动，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反右倾”乃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劳民伤财、而又令草根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的政治痉挛，无一不是“以整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最终成为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的孤家寡人。
此刻，文革后复出且已身居要职的胡耀邦等党内明智之士，反复要求为反右运动彻底平反，已形成了一股难以扼杀的呼声。一肚子政治坏水的“太上皇”也就来了个顺水推舟，同意在不否定反右运动的原则下，将右派分子基本给予“改正”。可怜我被共产党的“名词魔术”忽悠了几十年的同胞，迷迷糊糊中的他们，在目睹各地的右派返回原工作单位后，就未加深究地将“改正”和“平反”两个貌合神离相去甚远的词汇划上了等号，还大大咧咧地认为“右派改正”是“总设计师”的一项“德政”，为这个“三起三落”的政治油条换得了他迫切需要的几声喝采，甚至在天安门下的游行队伍中，还把“小平，您好！”这本该属于胡耀邦的一份温馨，阴差阳错地献给了早已声名狼藉的前“二号走资派”。如果不是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的“震惊世界”，我朴质单纯的同胞还不知将会给这个刽子手脸上涂上多少慈眉善目的脂粉。
不可否认，比起邓小平的祖师爷毛泽东，他仍多了一份“人贵有自知之明”的优点：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的另一侧，修一座“总设计师纪念堂” 以陈列他那具腐尸，而是将他的骨灰洒向了虚无飘渺的空中，使觉醒的后代们失去像斯大林那样焚尸扬灰的“物质基础”，这也是后话。
以下要说的是，一个名为“改正右派”的群体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他们的左右是非，恩爱情仇，被刻意掩埋的和被严肃发掘的都是些惊心动魄的人间正道。
“改正右派”的洗脑工程
当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改正右派”们，从各自的流放地返回原单位的时候，没有鲜花掌声，没有握手拥抱，这漠然的接待规格暗示着来者的档次的低下卑微，但私下里对当年敢于直面官僚的好汉暗暗翘大拇指者也不乏其人。约莫三、五月之后，媒体上出现了一些“改正右派”积极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报导，我本人也曾享受过这类党八股花边新闻送来的秋波，所有类似表扬稿的落脚点仍然是党的政策英明正确，才给了“改正右派”们以机会为党作出成绩云云。随即又有一流文学期刊，隆重推出一些曾经臭名昭著的右派作家的新作，堂而皇之地证实右派改正政策的有效性。众所熟知的“改正右派”中，还有名垂“党史”的总理朱镕基，贵为文化部长的王蒙之类的标志性角色。
熙熙攘攘之中，一颗闪亮的明星登场了，他就是辽宁营口教育学院的曲啸教授。这位“改正右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刻意安排下，足迹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向刚刚脱下劳改囚服、或离开“群众监督”视线的“改正右派”们作“现身说法”的演讲。只见他站在主席台中央，眼里含着热泪哽咽着说：“当年共产党批斗我们右派，就像母亲打儿子一样，是为了孩子好……”这句话令我浮想连翩，我想起反右斗争时割腕自杀的老刘，想起在劳教队修铁路时被巨石砸死的小周、小李，更有随后被“三年大饥荒”夺去了生命的小张、老王、老徐，不禁在心中纳闷：“世界上哪有把儿子打得妻离子散死去活来的母亲”？此时我抬头四望，同坐台下的“改正右派”中，有的人脸上泛着苦笑，也有人似在摇头叹息。
待到分组讨论这“妈打儿”演讲时，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接受了曲啸免费赠送的“妈打儿止痛片”，虽然我知道其中不乏口是心非的随大流者，但毕竟占半数的人出自内心地感谢党的“再造之恩”。因为此前的二十多年岁月，身为五类份子贱民中的一员，右派们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见一丝未来的光明，一朝得到“收回工作”的求之不得，其感激涕零状也不难理解。随后事实的发展也确切地证明有些“被妈妈打过的右派儿子”向党真诚感恩的典型事例。同组讨论的王君在“妈打儿”基础上更有所发挥，他说：“幸好我当右派后送了劳教，不然有可能在文革中被群众活活打死”。此后不久这位因劳教而保全了性命的老兄，在我们这个被“妈妈打过”的群体中脱颖而出，率先被提升为处级干部，估计和他活学活用“福兮祸所伏”的辨证法有关。友邻单位中，某位“改正右派”入了党，这本属他无可非议的个人信仰的选择，奇怪的是入党宣誓后，他偏偏来到我身前，拍着胸口用阿Q的口气嘀咕着说：“老子们入党就是为了向他们证明我从来没有反过党”，我又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又何苦向我这个局外人如此义愤填膺？我认为这可能是他的一种“症状”。
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我早年的一位右派哥们儿，虽被“妈打儿” 二十多年后，其“粪青”之痴心不改，入党后就来劝我说：“多一些知识份子入党才能救党”，彼此是老朋友，我的回答就十分爽快：“曾经说我是右派小集团弄去劳教，又说是叛国小集团判刑劳改，你不怕日后又说我们是‘救党小集团’而重蹈覆辙吗”？
事实上我交往过的这几位“改正右派”入党后，执政者的利益分配早已就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已经牢不可破，不可能为你这位行将退休的“老革命”去重新洗牌。因此，这几位新党员除了在工资待遇、住房分配上捞到点小油水以外，连挣个像模像样的贪官称号都未能如愿以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没死的几位也逐渐清醒，那位一心救党的老“粪青”，眼看着这个党越救越腐败，只有自嘲地叹息：“连胡耀邦、赵紫阳都救不了的党，更何况我这个异想天开的老顽童”？这也是按下不表的后话。
那时我一度对这场“妈打儿”的洗脑效果十分惊讶，心想受尽磨难的“改正右派”们，难道连母亲打儿子，会不会打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程度都无法正常判断吗？这“妈打儿”的说法既违背逻辑又不合常理，竟能在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中，获得这么广泛的认同，简直令我匪夷所思。我为我这些右派同仁的愚昧感到深深的遗憾，直到电脑时代进入我的家庭，这才令我大开眼界仿佛跨进世外桃园。
因为互联网告诉我，国外有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种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疾病。其典型病状是施害者不断对受害人威胁恫吓，但却并不直接剥夺受害人的生命，反而供给受害人维持生存的食物和饮水。久而久之，受害人就会对控制其生命的施害者产生一种心理依赖，甚至将施害者视为救命恩人。其典型案例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该症乃以此城市名称命名。据说几个暴徒为抢劫钱财而绑架了某银行的几名男女职员，在所勒索的金钱到手之前，将这几个人质秘密囚禁在一个地下室里，不断给受害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若干时日后案破，暴徒被擒归案。
令全社会大吃一惊的是，在法庭公开审理此案时，竟有受害人拒绝出庭作证指控暴徒，相反认定自己在身居困境时，曾得到过暴徒给予的生活关照，有恩于己。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受害人中的一位妙龄女郎，竟当庭表示爱上了绑匪中的一位帅哥，并愿以身相许下嫁为妻以谢救命之恩……
不妨再举一个身边人的故事，以证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见病症，这个病例的患者和刚刚提到的那位决心嫁给暴徒的妙龄少女有异曲同工之妙：1961年，我从劳教队越狱逃跑，两月后在天津被捕归案，押回四川都江堰紫坪铺，关押在专司惩罚“反改造分子”的集训队，在这个以捆绑吊打为监管手段的严管中队里，我结识了同在这里关押的许怀世，那时他二十一岁。反右时他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二年级学生，因呼唤教授治校且家庭出身太坏被划为右派后送筑路支队劳教，饥荒年代因多次盗窃厨房且有攻击粮食政策言论捆进了集训队，我俩因床位相邻戴手铐时能暗暗相助关系较好，后我被逮捕判刑才与他分手。
十五年后的1977年，在一次劳改队的整编调动的过程中，我与“行军”过路的他邂逅，劳改犯在这种“他乡遇故知”的巧遇中，相互间最关注的问题通常是犯什么案，判多少年？通过他本人讲述和与他同行者的介绍，其案情的不可思议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1957年国务院公布劳动教养条例，那时的条例上并无劳教时限的规定。1958年成千上万的反右运动受害者投入了劳教，到1977年，许怀世在这个类似无期徒刑的黑洞中已沉沦了近二十年，他自嘲地戏称自己是“劳教元老”，却掩不住他内心的苦涩与无助。突然间奉若神明的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捕，这些重大事变对一直禁锢在集中营里、并已身患心理疾病的他几乎很难适应。案发那天，全中队劳教分子奉命集合听报告，该队一把手指导员手执文件开始宣讲，当他念到：“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并对江青为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逮捕……”这段话时，谁都不会想到，坐在小凳上的许怀世竟“呼”地一下从人群中站起，眼中噙着“曲啸式”的热泪哽咽着说：“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他的夫人就惨遭逮捕，我们将如何面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说罢竟嘤嘤地哭了起来。
姓段的中队长应付这类突发事件颇有经验，他冷冷地对许怀世说，现在是指导员作报告的时间，你有什么看法可以下去再谈。说罢他转向许怀世，把他叫去了中队部办公室，和颜悦色地对许怀世说：“你有什么意见在会场上大吼大叫影响多不好，你应该下来找干部谈嘛。”又说：“今天的事我们也不再处分你了，下去写个检讨交给我。”这时的许怀世也冷静了下来，按惯例这种大闹会场的事不打得皮开肉绽，也得捆过半死不活，他十分感激段中队长对他的宽大仁慈，不到两小时他那份长达三页的反省交代书就送到了中队部。
七天后许怀世被正式逮捕，四十天后他被住地法院判刑十二年，其主要罪行就是他在会场上说的那几句话，不过判决书上印的却是“呼喊反动口号，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所幸1978年落实右派“改正”政策时，他作为在校学生虽无法收回原单位上班，也算是回到了原藉成都市。他在送仙桥书画市场内租下一个小门面以卖字画为生。因擅于画马，江湖上皆以“许马儿”相称，在成都书画界也算小有名气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我和他在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相关往事时，他唏嘘不已恍如隔世，说他那时完全被毛泽东的迷魂汤灌疯了。又说他到劳改队以后，周围的人听说他为毛泽东、江青这类千古罪人喊冤叫屈时，都笑骂他是个认贼作父的精神病，还嘲笑他相信“坦白从宽”写反省交代自我栽赃的愚昧无知。当我表示将为此写一篇文章打算用他的真名实姓时，他爽朗地笑了，“就算为我的马儿做个广告吧”。随着悠悠岁月的流逝，互联网带来一丝丝新鲜空气，许怀世的心里疾病也似乎得到很大改善。但是恐怖的阴影像魔鬼一样隐藏在我们心底深处，时不时将我们从恶梦中吓醒。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改正右派”们年龄最小的也应该在七十岁上下，按常理，这个年龄段的古稀老人应该是无所畏惧了。但是当我们这群“改正右派”举行定期聚会喝茶聊天时，如果某人大声说出一句怒斥执政党高官的“反动言论”时，座中必有一两个吓破了胆的老兄，用胆怯的眼神环顾周边，似在察看是否有可疑“便衣”在监视我等。这个细节表明，对一直生活在极权恐怖中的人而言，“免于恐惧的自由”该有多么需要，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暗藏着一句用他们的遍体鳞伤换来的格言警句：“世上没有**党干不出来的坏事”。
如果我就这个恐惧的“眼神”向这些七老八十的过来人探询究底，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我们已经无所谓了，只是担心影响儿女”。可见这个垄断了生存资源的统治者，给普通百姓构成的精神压力有多么巨大，它不仅恫吓生前，而且恫吓到死后。
右派份子的苦涩婚恋
众所周知，中国这个自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实则是一个穿着共和国时髦外衣的共产极权国家，其官僚体系之庞大，组织之严密，国民成员等级之森严，皆令历代封建王朝所望尘莫及。在这个金字塔型的现代奴隶社会里，被压在底座的奴隶群体，是中共建政后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官方授予这群“政治贱民”的蔑称是“四类份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四个类别。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四类份子”与时俱进为“五类份子”，刚刚入瓮的右派分子进入这个序列可谓不言而喻。
五类份子的“政治贱民”身份，不仅他本人将“永世不得翻身”，而且随血缘世袭祸及子孙后代。这个“贱民”种群中的男女老少，无一不是经常开展的各类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面临着劳教劳改判处管制甚至死刑等等惩处的危险。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鹰犬爪牙们的监视之下。
这一切可以用恐怖二字概括的方方面面，乍看起来似乎是为了打击这群所谓的“阶级敌人”，实则为构成对无辜平民的威胁恫吓。恰似“最高指示”横行霸道登高一呼：“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凡“乱说乱动”者，就“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于是乎一个个新的“五类份子”又诞生了，不论他判刑劳改或强制劳教，刑满后就叫“刑满释放犯”，也像右派份子摘掉帽子后称作“摘帽右派”一样换汤不换药，永远是一个任人践踏的“贱民”，他们是一个被压在极权金字塔底座的现代奴隶种群。
试想，在这块被专政铁蹄践踏着的土地上，哪个男人愿意娶这个“贱民”种群中的女人为妻，又有哪个女人愿意选择这个种群的男人为夫？1959年，同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的男性右派分子甘粹和女性右派分子林昭，这“门当户对”的两个年轻恋人给党支部递交了请求批准结婚的报告，支部书记看完后，冷笑一声，从鼻孔里哼出一个振聋发聩的经典名句：“右派分子还结什么婚？”
前文我评说这是个经典名句，因为这句话足以掂量出这位支部书记党性的含金量，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经典名句的机率其实并不很高。我十多岁时，对铿锵有力弘扬正义的《共产党宣言》赞赏有加如痴如醉，特别那句：“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个经典名句简直令我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六十年以后，我目睹国内的共产党高官，一个个腰缠万贯富可敌国，早已登上了私有制的峰顶。具有讽刺意味的现状更使我对年轻时崇拜的那个宣言，特别是宣言上高举的那面“消灭私有制”的核心理论旗帜，产生极度的反感，结合我大半辈子的屈辱经历，结合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胡作非为，也结合支部书记批给林昭那个经典名句，认定在那面被门徒们污染得无比肮脏的旗帜上，真正应该书写的核心理论应该是：支部书记经典名句说罢十年以后的1968年，林昭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在上海枪杀，时年三十六岁的她终生不曾结婚。今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含着热泪吟诵她的诗文，赞颂她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圣女，当然，这一切和她没被批准结婚并无直接关系。
话题还是回到“五类份子”这个种群的苦涩婚恋……如果只有占全人口少数的“政治贱民”，去充当这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奴隶群体，那显然不符合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奴隶制社会常态。幸好“高瞻远瞩”的“中共领导人”早已为社会体制设计好了的“城乡二元制”解决了这个难题。该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以严格的户口二元分割制度，将乡村的农民死死地捆绑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统治集团以土地公有制的神圣名义，把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农民变成了“经济贱民”，成为占全国人口最多的现代农奴。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共统治集团，用一顶“国家主人”的赝品桂冠骗走了农民们的话语权。最终农民们只能和“政治贱民”一起，共同奠基了这座等级制金字塔的巨大底座，这里还可以用一个“人以群分”的实例来证明农奴们社会地位之卑下。
当年在劳教劳改中服满刑期的政治犯（统治者称为“反革命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原则上都会被安排他们“留队就业”，也就是留在劳改队所辖的就业中队里当一名每月可领点生活费用的就业人员，这种在法律上似乎已经可以称作“公民”，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被严密控制着的“政治贱民”，他们毕竟是人，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他们无不具有，自然也会有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愿望。在人人都被统治者打上了政治符号并标注了其等级身价的极权社会里，一个普通的城市女孩决不会嫁给一个穷困潦倒的“刑满就业人员”，除非她走火入魔发了疯。同理，一个官员的公子哥儿也决不会娶一个农村女孩为妻，除非她是个绝色美女，又除非男方“我爸是李刚”，能易如反掌地将她的户口“农转非”。
现实生活中男就业人员和女就业人员的比例可能不足一百比二，找门当户对的女就业人员当老婆比登天还难。可怜这群命途多舛的单身汉，在性饥渴的服刑期中熬过了五年八年乃至十年二十年，终于刑满就业似有可能找个老婆以救燃眉之急，这本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但就业人员经过长期的“认罪”教育也有点自知之明，提醒着自己的“政治贱民”身份，也可说是为守护那点累受摧残的自尊。除了寻找出身农村的“经济贱民”门当户对之外，很难再寻觅比这种同病相怜者更匹配的妻室了，我的劳改友人中，以这种配偶组成的家庭并不鲜见。
恰如一句在刑满就业人员中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所自嘲：“你不嫌我劳改过，我不嫌你棕包脚”（通常都建在边远山区的劳改队，周边的穷困村民冬季多以棕片包脚以御寒）。这饱含着辛酸凄楚的话句，让人们体会到“政治贱民”和“经济贱民”结为患难夫妻的相依为命。我作为一名“资深劳改犯”还可以作证说，凡这些“经济贱民”能嫁给“政治贱民”者，其本人及其家族不仅没有丝毫脸上无光的羞辱感，相反还有一种交上好运的喜悦。这一切似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经济贱民”的核心视点只是他们的一穷二白，他们祖祖辈辈挣扎在饥寒交迫的生存底线上，终于命运之神给了她一丁点改善的希望。那是因为就业人员每月还可以领得二十二元工资，虽然这只是“红色”工人工资的半数，也毕竟比农民那点画饼充饥的工分强得多，这难道还不能证明农民这个“经济贱民”社会地位的卑微吗？还不能证明这个共产制度是在挑战“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吗？
我大半辈子都是和“政治贱民”们打交道，并以与他们为伍而自豪，也经常在这类贱民家庭中走进走出。我发现正因为这类家庭成员的某些“先天不足”，例如女方因系农村户口而求职困难，弱势的家庭背景使之成为社会不公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家徒四壁，清贫拮据。这反而激发了全家人的勤劳简朴团结拼搏，使整个家庭洋溢在进步和谐的健康气氛之中。对比那些纸醉金迷的官太太、二奶三奶的争宠夺财飞短流长，这里似乎更适于人类生存，我估计由于中国特色的历史原因，“改正右派”们大部份都生活在这种因祸而得福的家庭氛围里。
“改正右派”们还有另一类型的婚恋遭遇：我国1954年所颁布的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即可登记结婚。反右时，包括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内的、大多数右派都已经结婚生子。反右运动结束后，无微不至的“组织上”会以多种方式去开导不是右派的一方，启发他们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造成事实上的被迫离婚。也有的情深意切实难割弃，在泪眼相望中苦苦挣扎了三、五年，这时铁的事实证明了“组织上”那“积极改造，早日新生”的宣讲，只是一张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日后的求学就业，很难迈过右派子女狗崽子这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铁门坎，只有自我牺牲忍痛割爱分道扬镳。朋友中离婚签字后当场抱头痛哭者，我能指名道姓说出的也不是个别少数，可见前文所指共产旗帜上那“别把人当人”的核心理论刺刀见红。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办完离婚手续，“组织上”就判定他划清了敌我界限，那就不免太低估中共在对敌斗争方面的“高度警惕性”了。关键是还必须再婚……唉！也太为难这些拖儿带女的半老徐娘了，看来苦命的她只能在中共编导的千千万万部人间悲剧中，充当一名或者柔弱、也可能伟大的角色了。
不应忽视的是中共中央有关“改正右派”的红头文件上，有一条大意是这样的规定：凡因受右派问题牵连而被迫离婚的夫妻，如“改正右派”方坚持要求复婚，离婚方又已经再婚而难以“物归原主”，（这个粗俗的词句是“理屈词穷”的本文作者临时挪用的，道貌岸然的红头文件哪怕事实如此也不会这样拙劣地表述。）“组织上”可以出面协调……我本人和我的某些朋友在右派“改正”时，都遭遇过这份“捉鬼也是他，放鬼也是他”的红头文件之惊吓，这个“馊主意”的原创者不想一想，再婚后跟着“冤枉的第三者”又已生儿育女的前右派家属，面对“儿女都是母亲身上的肉”的常情常理，又面对“组织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瞎折腾，怎一个“协调”二字了得。“组织上”的“别把人当人”的核心理论真正具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魔力吗？我以为这一切庸人自扰的根本原因还是那句顽固到底的“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不愿以平反二字替代改正二字的执政者，为证明自己的“伟光正”假象，宁愿挪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受害者作一点点损人利己的道义修补，乃至在“红头文件”中难以自圆其说，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不幸的“改正右派”群体。
儿时曾读《封神榜》，老来回忆这本价值平平的书，人物、故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不知为什么，书中却有一句话令我没齿难忘，书中写道：“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谓之逆天，逆天者亡。”
属于我的痛定思痛
2007年，我应邀出席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那时我已患“黄斑区眼底出血症”，这个眼科顽症几乎全部剥夺了我的读、写讲稿的能力，只能边想边说即席发言。其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1957年，中共将我划为右派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那时我根本不是右派；1980年，中共对我的右派问题进行‘改正’，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经过二十三年的‘脱胎换骨’，走出监狱的我，已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右派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这纯属我个人感受的一段大实话，竟引来一场雷鸣般的掌声。大多数鼓掌的人都和我一样，都曾经是被誉为“五七战士”的右派分子。他们的鼓掌是出于礼貌或者出于对我这个观点的认同？反倒令我暗自思忖。
就是这个2007年的冬天，我和流沙河等几位“改正右派”在成都大慈寺内喝茶聊天，原《四川日报》右派记者曾伯炎旧话重提说：“反右时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名叫明朗，是个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革命’，他在刚刚创刊的《星星》诗刊上，读到了流沙河那首散文诗《草木篇》之后，阴阳怪气地对省委书记、著名‘左王’李井泉说：‘我总觉得《草木篇》里面有一股王实味《野百合花》的味道’。‘左王’就把这份‘王实味味道’原汁原味地转献给了‘左皇’毛泽东。”老记者曾伯炎透露的这则“老新闻”，让我知道了反右运动开展前，曾经在各机关干部中秘密传达过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就在这份“不准记录”的传达报告中，我听到“左皇”对《草木篇》暗藏杀机的一段评语，当时我曾质疑这首短诗怎会惊动“英明领袖”？此番我从曾伯炎的叙述中终于知道了，当年在“宠妃们”包围中的“左皇”，怎么会知道四川有个小不点儿诗人名叫流沙河？这时，我分明听见对座的流沙河用他那背诵之乎也者的调门说了一句：“那时候我哪里是右派，分明是左派嘛！”原来他这个“钦定右派”都派性不纯，可见我那句“大实话”并非不实之词。
当中共刚把“改正右派”的称号授予我时，为了当之无愧，我曾泡进四川省图书馆，翻阅了有关五七年反右时期的若干史料。我发现北京大学等高校中，确实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且敢于向专制统治说不的初生牛犊，他们真正是令我肃然起敬的“五七战士”。体制造成了这批精英人物的悲惨命运，更令人扼腕叹息。至于以“狼奶”为唯一食源的我等体制内井中之蛙，虽然有一点自由主义的原始冲动，但囿于“组织上”长期施以的心理压力形成的自律，加上我所在的县级机关开始整风大鸣大放时，中央级和省级机关单位早对已开始雷厉风行的揭批右派言行，那些头面人物在一片口号声中的理屈词穷似前车之鉴，除非智商有问题，“阳谋”圈套对我等的杀伤力并不很大，我等落网者仍然是党组织根据档案资料中所载家庭出身背景、社会关系等方面去寻找蛛丝马迹，同时参考线人密报材料，经核心领导成员策划暗定为打击对象，再分别交予各学习组发动积极份子予以围剿。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当年我等右派分子，绝大部份人作为中共的基层干部，都曾经在文革中被称为“走资派”的“党委成员”的指挥下，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积极地或比较积极地参与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等一系列整人杀人、实则摧毁中华文明基石的运动，在助纣为虐、当帮凶爪牙方面，唯恐自己“左”得不够可爱。我等这群红卫兵似的前共青团员、今“改正右派”和得到平反的“走资派”的唯一区别，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根本没必要去论什么高低大小。
1951年冬，我被临时抽调到西南军区土地改革工作团，先后参加了合江和叙永两个县所辖两个乡村的土地改革，那时我十八岁，是负责一个村的工作组组长，手下还有三名也是来自西南军区直属队的组员，按规定还给我配发了一支自卫手枪。当年的我年轻气盛，被“狼奶”喂养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恨不得能亲手揪出一个“黄世仁”，以证明我这个共青团员的品种是多么纯正。但我的运气太差，两期土改工作过的两个村，都在与贵州交界的边远山区，村里划出的两三个小不点儿地主，别说没有良田百亩三妻四妾，就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几套，我壮志未酬，心中很是不爽。
眼看两期土改即将结束，我们也将返回原来所在的部队。临行前土改工作队在一个名叫农会桥的乡政府所在的小镇上，召开本期土地改革的总结大会，会上将给翻身农民分发没收地主的浮财，同时还要把《土地所有证书》分发给农民们，大会最后还将对部份地、富、反、坏份子进行判刑管制等处理。开会前被忽悠得晕头晕脑的年轻农民，在场镇上敲锣打鼓扭秧歌作欢天喜地状，我则被顶头上司安排在一间屋子里，看守那群即将接受惩办的阶级敌人。只见我趾高气扬地提着手枪站在一侧，用仇恨的目光俯视着蹲在地上的三十多名四类份子。他们早已被斗得垂头丧气灰头土脸，为即将降临的灾难忧心忡忡。
突然间，我发现一个名叫李明树的地主正在和身边的人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他嘴边抖动的胡须和他侧着的脸足以证明这一认定。在我主持的那个村子里，这个年近五十多岁的李明树简直就是个死硬份子，在等候开会的间隙中他竟敢交头接耳乱说乱动，我怒不可遏地跨到他身前，用手枪的枪口连连敲击着他的额头，一边恶狠狠地骂：“李明树，你给老子小心点！”这时，我看见一串殷红的血从他的额头上缓缓地向下流淌，流过他闪着恐惧、乞求目光的双眼，流过不断抖动着的上唇，再分流至他扭曲了的嘴角……在事发当年，这点小敲小打几乎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动作，是任何一个鹰犬爪牙都可以对任何一个阶级敌人任意施展的淫威，似乎因其司空见惯而不值得我多加追忆。
几乎快要将这个细节淡出记忆的十年以后的1962年，像乾坤颠倒般我也成了一名反革命罪犯，独居关押在灌县陈家巷看守所的一间黑监里。某日，一名年轻的看守兵在押送戴着脚镣手铐的我，从审讯室返回黑监的途中，他在身后厉声催促我：“走快点”！而我被沉重脚镣拖曳着的步伐无法走快，心里还怀恨着此前在审讯过程中所受的闷气，故意顶撞了他一句：“你来试试！”他没有训斥我。
打开监门后，他挑衅地责问我：“你刚才说的啥子？”我回头准备回答，他却飞快地举起手上捏着的一大串钥匙，那上面穿着一个大大的铁环，用它猛击在我的额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我听着这看守兵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凝视着从脸上抹往手掌上的鲜血。这时一个奇迹出现了，像电影特写镜头般我分明看见李明树那张淌血的脸，它仿佛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引导着我跨进了自我反思的海域……
自从我卷入共产革命的洪流，干过很多很多坏事，例如1950年9月，我在大足县警卫营担任文化教员期间，部队的任务是“剿匪”，当时所谓的匪并非打家劫舍的武装强盗，而是抗拒中共占领家乡的“反共救国军”，我对此却毫无认识。在一次战斗中，有狙击手打死了一个姓王的所谓“匪首”，指导员令一名战士将其耳朵割下穿在绳子上，返回乡镇街上的驻地后，又令我将这只耳朵挂在街中间的一块黑板上，并撰文介绍耳朵的主人怎样被击毙。我参与的这个残忍暴戾的作法诚然可耻可恶，但毕竟是奉命行事，似可减轻一分罪责，而前述我用枪口击打李明树的额头，则纯属我秉性恶劣借用国家暴力对一个无辜弱者的恫吓蹂躏，万一敲打中手枪走火将其击毙，我最多以过失犯罪判刑三、五年，他则失去了至为宝贵的生命。此外我手持杀人武器在一个与我父辈年岁相当的老人面前自称老子，我的道德良心已荡然无存，其行径与流氓地痞毫无两样。明天清早以前，我不可能得到一碗可以清洗血污的水。入睡前我又凝视着鲜血染红的手掌，似乎未经思索地从口中迸出了一个陌生的词：“报应！”
从此番“头破血流”开始，我和我的三名“同案犯”，分别在这座看守所不同的三间监房里，从不放风地独居关押了三年另六个月，直至在生理上因长期饥饿而变得骨瘦如柴，长时间的哑口无言致使声带萎缩，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毫不重要，我庆幸的是我开始学会严肃地审视自己的生活历程，这沉默孤独的日日夜夜，让我享受了一场精神盛宴，我甚至认为，如果我生命中缺少了这长年累月的冥思苦想自我反省，将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损失。一句话，先人所称的“三十而立”，我确是在漆黑监房里“立”的。
走出这个看守所时，衣蔸里多了一张判刑十八年的判决书，随即去到谈虎色变的劳改队，在漫长的服刑期中，前文所叙那位看守兵令我的头破血流简直是不足挂齿的小菜一碟。每当那“痛不欲生”四个字向我迎面扑来，我心底里自会暗暗叨念：“报应！”是助纣为虐者的报应。
最后我想用捷克戏剧家哈维尔的一段话来安慰我不断思考的晚年生活，愿与即将奔赴黄泉的“改正右派”们共勉，他说：“……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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