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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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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北岛在国外漂了很多年,流浪了很多国家,搬了很多次家。旅居国外的日子里,北岛为生存所迫,干过许多看来与诗人身份相去甚远的工作。在那首著名的《乡音》里,他在开头写道“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语是他在异国缓解乡愁的唯一方式。而结尾则深埋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痛苦,“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太长时间的飘泊让北岛一度丢失了自己故乡。8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柏林,北岛和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一起看CNN,喝光了一瓶威士忌。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他抱头大哭。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北岛知道,回家的路断了。
后来六年的时间里,北岛近乎疯狂地搬了七个国家,十五个城市,这种感觉“令人惶恐”。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他打发那漫漫长夜。他为寻找回家之路而忧愁。在一首题为《背景》的诗里,北岛这样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包括国内的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甚至包括“朦胧派代表诗人”这样的头衔,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知道,“背景”不可能修改,因此,故乡也是回不去的。
故乡是回不去了。北岛在2001年的时候回过一次北京,发现所有的记忆都没了,北京还是北京,但北京已经不是故乡北京了。2008年之后,北岛定居香港,力图“诗意的栖居”,他开始为乡愁寻找新的方向,一个超越地理意义的精神上的方向:“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故乡是回不去了,但故乡还流传着北岛的《回答》。不论北岛自身对此作品作何评价,就读者和时代的角度,这首诗像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钉子,追捧或者敲打,它都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许人生总是在时代的背景中经历过几个轮回,轰轰烈烈抑或平平淡淡,在一切恍如隔世的时候,才能看清自己存在的意义。曾经,北岛的《回答》吹响了一个觉醒时代的先锋号,如今再来读,铿锵还在,震撼还在,背景却不在了。北岛已经不是当初写诗时的那个北岛,北岛飘泊多年后终于回到的地理意义上的故土,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故土,北岛回来了,却在任何时候都离故土更远。“我坐在窗下读北岛的书,有时抬头看一眼北加州的天空,心里想,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少年记忆中的那个北岛。我总觉得北岛在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远是空间的远,还是时间的远。”(祝勇《北岛的家》)
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北岛是其创办者和领军人物。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今天》在中国诗歌领域的地位。如果说《今天》之前的《星火》是夜空中一根微暗的火柴,《今天》诗人点亮的乃是一炬火把;《星火》的存在以生存的终结为代价,而《今天》的存在却并非没有求生的希望。其中,除了倒下的,消沉的,或者高升或者消声匿迹的,还有继续挣扎的,还有像北岛这样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顽强地把《今天》一期一期地出到如今。
今日的诗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专制黑暗,还有商业文明的冷漠。大洋的一边是唯物主义的盛宴,大洋的另一边是科技文明的疯狂。诗歌,自由,心灵,存在,完全成了被边缘化的陌生世界。就诗意的存在而言,大洋两岸的世界全在发疯。而对那个发疯的世界来说,依然在写诗依然要存在的人们,才是真正的疯子。当今的世界,不在于有没有疯子,而在于究竟谁是疯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存在简直是个奇迹。
诗人韩东在《今天》三十周年纪念感言中将《今天》的启示总结为“独立身份以及思想自由的必要”。于北岛而言,他更认同的是韩东的另一个总结:《今天》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北岛将这段话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今天》从创立伊始就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作家都对那段岁月有过反思,在这一点上,北岛并不例外。不同的是,北岛对政治怀有高度的警惕——不是对政治立场,而是对政治本身,它包括所有的立场。所以,他会在距离政治百米之遥的地方及时转身。欧阳江河在《站在虚构这边》说:“用现实政治的立场去剥夺北岛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对于时代发言人的角色,北岛深感厌倦,从北岛后期的写作来看,对于回忆或者反思,北岛更倾向于幽秘复杂的个人经验,与那些大主题相比,它有着更复杂的可能性。时代变得不再重要了(或者说,时代已不再存在)。北岛抛弃了革命读法,以更投入的方式,开始自言自语。这样的旅程不会再有同路人。尽管拥有自由和平静,北岛依旧是孤独的,而且更加孤独。
北岛作为主编之一的《七十年代》可以看出北岛回望那段岁月的复杂情怀。北岛并不主张对那个年代全盘否定,而是主张把看来愚昧的东西转化成营养,转化成再创造的可能。比如正是由于读书被禁,人们反而产生精神上的饥渴。一本书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北岛认为,专制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是单向的,而消费主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70年代的中国文化正因为走向绝境,才有了绝处逢生的可能。
从宏观上来看,北岛的反思因为抛却了制度和政治层面的争论纠结,从而具有超常的视野和格局,并着重强调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如果说反抗是某种必然,那么反抗是否都能开花结果就难说了。这背后的复杂性需要好好梳理。”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北岛,因为我们把他当作建国后中国诗歌第一人。这个第一人曾经不止一次无限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但最终又与之失之交臂。你可以像许多人一样,将北岛的遗憾归结为诸如政治因素等等,但北岛并不是完美的,他的作品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作家徐江的《诺贝尔的噩梦——北岛批判》一文,将北岛诗歌的不足概括为以下方面:
1、过于意象化,读起来过于封闭,给人们提供了太多误读和曲解的可能性。
2、北岛没能把他在《履历》、《触电》显示出的个人化与口语化才能提炼成一种新的风格。他过分迷恋于自己“意象+格言(或哲理)+英雄主义+宏大政治时代背景”这一早期风格套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阅读诗歌的兴奋点变了,而北岛仍滞留于旧的题材框架中,他执拗的意象式写法也对读者进入他的诗起到了阻碍作用。人们奉诗人如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揣着满腔敬意陪你玩猜字谜的游戏,没人有功夫倾听一个口齿不清者的絮语。在时代面前,北岛成了一位晦涩的“老”诗人。
3、迄今为止,北岛诗歌所辐射的范围仍是狭窄的。正义、自由、反映一代人反抗专制的精神历程,零星的爱情诗、个人感受,九十年代以后又加上些旅居海外对祖国的思念……如果对于一位七十年代诞生的普通政治抒情诗人而言,这些也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北岛,这位以“纯粹诗人”来要求自己的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民族诗人而言,他的诗歌题材范围显然是过于小了。
必须指出,以九十年代口语化诗歌的标准来要求北岛是不公允的,语言的落伍也许会妨碍读者体会他在处理那些有限题材时所不经意表露出来的精湛技艺,但没有办法,这就是诗歌与诗人的残酷命运。诗人应该永远在前面等候时代,时代却无法停住去等候一位诗人。哪怕你曾经是一个民族在某时期最出色的诗人。
《回答》中有这样一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很多人据此认为北岛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北岛不止一次被问起过关于“英雄”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这首诗。在如今这年代,有何‘英雄主义’可言?能做一个人,而不做狗猪牛马就很不容易了。”
这是也许是北岛对当下这个时代最直白的评价。这个沉浸于个人意象的诗人并非不了解这个时代,他只是想保持一个能够让自己“诗意栖居”的距离。因为,“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长久的飘泊和不断变化的时代带给北岛深刻的痛苦感,当他终于定居香港后,他在接受内地记者采访时感慨:“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这个年过花甲的诗人有些庆幸流浪之后的稳定与平静,因为这让他有机会去实现他的梦想,尽管那看起来有些不太可能——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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