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万言书直斥“党的领导”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1月15日在“共识网”发表万言书，炮轰中共在改革过程中动不动就高喊“加强党的领导”，批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出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央政法会推出的社会管理改革，办法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维稳之实”的老一套，并深入分析了中共承袭的“苏联模式”假革命真独裁的政治体制的“虚伪、血腥、落后”性，他呼吁向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挥重刀，断言“不改革长期高压天价维稳，反而有崩解的危险”。

袁刚在题目为《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的万言书中，将矛头直指“党的领导”，批评中共迄今死抱苏联地下党时代的所谓“民主集中制”。文章回顾苏联和中共建政以后的统治历史，分析了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本质，认为“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具备其所吹嘘的‘先进性’，甚至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如果当局者不能痛下决心挥刀革除这种“虚伪、血醒、落后”的独裁体制，那么这种体制本身的“机制的全面僵化和党政干部特权的凝固化”，必将使整个国家病入膏肓，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亡党亡国。

打铁还要自身硬 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袁刚在文章中表示，维稳思维使执政党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动作，而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结合、权钱交易，出现既得利益特权阶层阴奉阳违以“维稳”为藉口，暗中阻碍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情状。

而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现状，对既有权力体制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顺公平效率各种关系。换句话来说，改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掌权者自己。而事实上中共当权者历来都“很少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反而是在改革进程中动不动就高喊“加强党的领导”，把改革的手术刀一再挥向社会，而就是不敢对准自己。

袁刚批评当局在过去的十年“政治上因循守成，缺乏魄力和开创性”，尤其最后推出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更是以加强“社会管理”之名，行“维稳防民'之实，以至于到2011年的维稳开支达到6293亿元之巨，比国防费还高出200亿元；而2012年的公共安全预算达7017亿元，比2011年又上升 11%。

他还点名批评中共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强调人大立法“必须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鼓吹要“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式成为国家意志”，这实质上就是把人大立法蜕变成为党立法。

虚伪血醒落后的苏联模式体制是百年痼疾

文章回顾了苏联和中共建政以来的统治历史表示，中共十八大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诉说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并非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共产党国家的百年痼疾。百年来“苏联模式”的国家对此作过种种修正改革，但都失败了，苏联本身也已垮台。中国要走出新路，必须摒弃“苏联模式”，作出体制性的根本改变。

袁刚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实质就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这种体制扼杀独立自由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干部以权谋私，挥霍公款，贪污腐败，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什么自由和实在的好处，这样的“苏联模式”不仅落后，而且虚伪、血醒。

他指出，苏联体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苏联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事实上庞大而无处不在的党政干部官僚，成为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而体制机制的全面僵化和党政干部特权的凝固化，使苏联病入膏肓，最后是亡党亡国。

文章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搞的文革极左革命，实质上就是搞赤裸裸的极权专制，其党政军合一的“革命委员会，较之苏联体制还不如。经过十年折腾，整个国家一片肃杀，而体制机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没有任何突破。这场浩劫与此前由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际上都是愚弄民众，搞个人崇拜耍权术，以“路线斗争”掩盖其权力争斗。这些运动不仅没有革除等级森严的干部官僚体制病害本身，反而是变本加厉，使中国社会走到濒临崩溃的绝境。

邓小平当年搞起了“改革开放”，但改革一开始就遇到强大阻力，以后阻力越来越大，而阻力就在于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权阶层，即依照苏联模式在建政之初就遍布于党政军各方面盘根错节的干部“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打不破绕不开，邓小平也不敢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只能采取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办法，给党政军官僚好处，“拉下水，一块搞”，让他们搞“官倒”当“富家翁”，才冲得以突破阻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然而邓小平这种“花钱买改革”的方式，根本不敢触碰中共体制中的特权集团，导致“国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演变为贪污腐败泛滥成灾的沉疴痼疾。

发展到今天，庞大的党政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表面上做一套，骨子里是另一套，他们最怕打破现状丧失特权，竭力“维稳”维护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设法阻碍实质性改革。中国的腐败问题实际上是体制的腐败，不从体制上动刀，就算再揭发审判百十个贪官，也不能解决问题。“物必腐之，而后虫生”。问题的根本是执政党本身腐烂了，改革的手术刀应该挥向自己。

文章表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敢于公示干部财产。因为一旦公示，党长期欺骗灌输的阶级“先进性”、“纯洁性”、“公仆说”等，都会马上露馅，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颠覆性的，其势等于自杀！

文章指出，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死也不肯承认苏联垮台是红色革命破产的铁的事实，对苏联体制情有独钟，死抱意识形态“唱红”企盼“革命高潮”的到来，实际上是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顾自己特权不失。他们为固守既得利益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仍然一手拿枪维稳镇压，一手握笔欺瞒蒙骗。他们垄断了一切权力，横亘在改革之路上要买路钱，谁也得罪他们不起，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

最后，文章引述了蒋经国在台湾政改转型关键时刻的两句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侯不去用它”。文章认为，蒋经国在宪政转型紧要关头，能以大无畏的勇气，义无反顾地与苏式一党专政旧体制一刀两断，踏上了宪政新坦途，而天也并没有塌下来。成就了“中华民族政改的经典”。

袁刚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早已达到极限，已是强弩之末”，“不改革长期高压天价维稳，反而有崩解的危险”〞。

（链接：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_共识网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30115750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