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Nancy苏苏：兵团生活掠影
热度 6 |||
1977年是我十二年知青生涯的最后一个年头，那一年我当上了妈妈。怀孕生子为人母对女人来说是极为普通而自然的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和一些女知青一样都经历了一场磨难，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年的5月9日上午9点多，我挺着大肚子正在八一农场天生坑分场小学给学生上课，突然感觉一阵腹痛，我没有在意，忍了忍就过去了，可是不久又来了第二次腹痛，很快又过去了，就这样时痛时好，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就是产前的阵痛，因为离预产期还有20多天呢。最后我不得不离开教室来到分场卫生所。医生检查后说婴儿马上就要降生，我和老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原本我们已经请好了假，准备在第二天（5月10日）返回兰州等待生产，谁知这孩子偏偏不愿降生在大城市兰州，而是选择在这荒凉的腾格里沙漠边缘来到这个世界。
分场的医疗条件很差，只有一个卫生所，那里没有住院的病房，我只好回家分娩。这时学校的老师们闻讯赶来了，他们有的带来了红糖、鸡蛋、卫生纸，有的带来了尿布和婴儿用的小毯子等，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也来不及准备。老师们就和医生一起守候在我家等待着孩子降生。
可是人们等啊等，再也没有动静了。后来都陆续回家了，再后来医生也走了。到了晚上我只感觉尿憋得要命，但是一滴都排不出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孩子急于出来，一下子挤住了母亲的膀胱造成的）。天已经黑了，为防止半夜出事，卫生所就派了全所医术最好的鲁医生住在我家里。她一夜未脱衣服，合衣而卧，跟我睡在一起，随时做好接生的准备。家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为了让医生休息好，老公只好趴在桌边过夜。
半夜里我痛苦异常，一次次起来尿，但就是排不出，每次都把他俩折腾起来，鲁医生总是轻声慢语地鼓励我别着急，慢慢来，还吩咐老公弄出些流水的声音（农场没有自来水）造成条件反射，帮助排尿。但一切努力都告失败，我一夜无眠，痛苦地呻吟着。
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朦胧中，我见到了所有认识的已死去的人们，还与他们聊天，老公听到了，难过地流着泪恳求医生快救救我。那时我已感觉不到疼痛了，只觉得肚子随时可能胀破，我在痛苦中煎熬着，那一刻我才切身体验到什么叫“生不如死”。
后来医生们都来了，他们看到我那隆起的肚子上出现了一条凹陷进去的沟，把整个腹部分为南北“两半球”，一半小一半大，像个葫芦，他们害怕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偏僻的分场卫生所的医生，医疗技术有限，也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他们都束手无策，说这不是好兆头，产妇随时可能会大出血，那时可就没救了。“赶快送大医院！”所长发出了指示。
大医院在哪里？在几十公里以外的河西堡。河西堡是戈壁滩上兰新铁路沿线的一个小镇，那里有我们农二师的医院，还有一家当时北京“626医疗队”下基层的医院叫“北京医院”，四周方圆百里的人们有了大病都要去河西堡求医问药。恰巧那天我们天生坑分场来了一辆拉煤的车（有时一整天都没有车来）。还记得司机叫小祁，开的是一辆载重两吨半的苏制嘎斯车。他听说要送产妇去河西堡，马上就把车开到了我家门口。我边痛苦地呻吟着，边被担架抬上了刚刚卸了煤的，满是煤渣的空车上。
一路上有两位医生陪同，他们带上了急救药品和设备，做好了接生或抢救的准备。四十多公里的路，都是戈壁滩上的沙石路，高低不平，颠簸起伏，遇到“搓板路”情况就更糟糕，加上司机救人心切，尽量开快车，正常的人都感觉五脏六腑要颠出来了，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情况。我一边哼哼着，一边想不知哪一下颠簸就会震破我的肚子，那时我和孩子就都完了，哎，只有靠老天保佑吧！我紧咬着牙，苦苦地支撑着。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平安赶到了二师医院，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担架刚一抬进医院就听有人喊：来了一位高龄产妇！那时我还不到27岁，就已经是“高龄”产妇了。师部医院妇产科的李大夫看了一眼我的肚子，立刻做出决定：马上导尿。结果导出两大罐尿，我一下子解脱了，我流着泪，拉着李大夫的手说：李大夫，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没有你，我和孩子都活不成了！我这一辈子都要感谢你。与此同时，我听到两位送我的分场医生小声说：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要先导尿呢。无疑，我这次差点以生命为代价的经历使她们从此增长了见识。
晚上9点多钟，阵痛再次开始，但我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了，医生说生孩子是要用力气的，就吩咐老公去做点吃的来。他用医院的煤油炉子煮了一碗红糖鸡蛋汤给我吃。之后医生又从静脉给我注射了葡萄糖帮助恢复体力。大家正在准备接生，我突然感觉一阵恶心，哇地一声，把刚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喷了身边的护士满身满脚的都是，可她却什么都没说，就去换衣服了，我直说“抱歉，对不起”。
晚上10点25分，产房里传来一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小“腾格里儿”顺利出生了，医生大声宣布：是个男孩！他把孩子放在台秤上称了一下就把孩子交给了站在一旁的老公。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给新生婴儿洗澡，或许是因为天很冷，产房里没有取暖设备，怕孩子感冒吧。老公接过哇哇大哭，身上还湿呼呼的婴儿，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护士就手把手教他如何把婴儿包裹起来。当把孩子送到我眼前时，他已经不哭了，两眼骨碌碌转，四处张望，还盯着我们看，仿佛是在辨认这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和生养他的父母。
终于有惊无险，母子平安，这让担惊受怕和劳累了两天的老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病房里没有他的床，他只好在床边抬我的担架上就寝，很快就心满意足地、香香甜甜地睡着了。半夜里，我不时从床上往下看，熟睡中的他疲惫的脸上露出初为人父的得意神情。我第一次当妈妈，母爱一下子就产生了。那一夜我好兴奋，没有一丝睡意，我把孩子搂在怀里，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亲呀，舔呀，摸呀，一会儿把抱起来，一会儿又放下，不知怎么爱他才好，完全沉浸在那从未体验过的、幸福的、无边无际的母爱之中了。
黑夜里，不知怎的我眼前突然闪现出曾看过的某个电影中的镜头：一个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凶残地夺过一位中国母亲怀中的婴儿，高高举起然后使劲将它摔死在地上……我假设此刻也处于相同的境遇，我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孩子夺回来，我会去求那个日本鬼子：饶了孩子吧，把我摔死吧，我愿替孩子去死，如果他不答应，我会去和那个鬼子拼命。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似乎一下子悟出什么是母爱了，母爱就是愿意无偿地为孩子献出一切，包括搭上性命。
第二天，孩子全身滚烫，医生说是感冒了。河西的五月，天还很冷，我的病床就在门边，病房里的人出来进去的，孩子受风了。刚出生的婴儿就得输液，打青霉素。婴儿手上的血管太细，不易找到，只得从头皮上的血管进针。听着孩子的哭声，看着弱小无助的孩子受罪，我们的心都要碎了。还好，很快他的病就好了。第二天下午我感觉奶水下来了，就把孩子抱起来，他一下子叼住奶头，狠劲嗍，大口大口地吃，几次都快要呛着了。我们好奇地看着，惊叹造物主的神奇，不用人教，新生儿自己就能找到奶头，就知道要吃，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第四天下午，我们搭上场部的车回天生坑分场了。车子到达时正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满天的晚霞把西边的天空映照得红彤彤的，好看极了。听说阚老师一家回来了，许多人，还有我们的学生都赶来看热闹，他们要看看我们刚刚为农场增添的未来的“小农工”，也来为我们祝福。
儿子的孕育、出生和成长正值中国文革结束前后，国内经济千疮百孔、国家百废待兴的时期。那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我们农场的工资很低，老公是高中生拿28元，我是初中生只有25元。和无数文革时期在边远闭塞地区降生的孩子一样，儿子是不幸的，但又是非常幸运的。说他不幸，那是因为我怀他时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更没有吃过鸡蛋、肉类和水果。
有人可能会问：农场应该养鸡呀，为什么吃不上鸡蛋？文革时有一句口号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说白了就是不让搞副业，人们不敢养鸡，怕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当时农场只有自己种的菜花、西红柿和土豆，可是在怀孕反应时期，这些我本来爱吃的菜，闻到了就想吐，唯一爱吃的是戈壁滩上的一种野菜名叫沙葱。当地的老乡把沙葱采来用盐腌一下就吃了。我们从学生家长那弄来不少的沙葱，就着小米稀饭吃，感觉好吃极了。
另外，怀他的前几个月我还在分场的基建班劳动。基建班的任务是筛沙石料、修路、制作预制板等，不分男女，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跟车去戈壁滩拉沙石料。有一天天很冷，卡车在没有路的戈壁滩上颠簸前进，大家照顾我，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到地方之后，我们就把散落在地上的天然的沙石铲起来往车上装，装满一车要换好几个地方。车装满后，人就得坐在满载的车顶上跟着回去卸车，可是这样很危险，在戈壁上行车时不小心就会从车上被甩下来。为了照顾我，大家让我留下来好好休息。
车开走后，我想别人都在干活，自己也不能太闲了，于是给自己分配了任务：用铁锨把沙石拢成一个个大堆，以便下次车来时装得快一些。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空旷无人，只有我和腹中的孩子。那天戈壁滩上的风很大，发出可怕的怪声，大风卷起地上的沙石打在脸上很疼。别看我那时怀孕已经5个多月了，可干活一点也不含糊。拢了几大堆沙石，估计够装一车了，我就停下来，在沙石堆后避风的地方把司机留给我的大羊皮袄一半铺在地上，一半蒙住头盖在身上就地休息。
一个人在这荒野里我真怕呀，心想要是狼来了该怎么办呀？先前我在祁连山里的煤矿连做夜班饭时，经常见到狼，听到过他们恐怖的叫声，不过当看到一旁的铁锨时，我马上觉得胆子壮了一些，心想不管是什么来了，如果他要伤害我和孩子，我就用铁锨跟他拼命。
羊皮袄把我和寒冷恶劣的天气隔绝开来，里面狭小而温暖的空间让人暂时很舒服。这时我感觉到一阵胎动，嘿，小家伙又在跟妈妈交流了。一想到腹中的婴儿一股暖流马上涌遍全身，任凭皮袄外的风呼呼地怪叫，我轻声和腹中的小生命说话：亲爱的小宝贝，你还没出生就陪妈妈干活，跟着妈妈受苦，委屈你了！你真了不起，将来一定是好样的。今天有你陪着，妈妈就不害怕了。
怀孕7个月时我调到学校工作了。那时学校是开门办学，一周有几天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记得有一天下午劳动，任务是帮场部起猪圈，圈墙有两米多高，我和正常人一样穿着靴子跳进圈里，用铁锨将垫圈的土甩出圈外，干得很起劲，全然忘了自己是个有孕在身的人。其他老师都说我真利索，看样子怀的一定是个男孩儿，还真让他们猜对了。
当时老公是分场中学的老师，被派到武威师范学校进修，家里所有的家务包括挑水都只好由我一人来承担了。在农场，像这样挺着大肚子干重活的孕妇随处可见，大家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人大惊小怪，许多人刚才还在干活，这一刻孩子就降生了。
儿子在兰州过了百天后不久，我们又回到农场去上班，白天就把他放在托儿所。那里的条件极其简陋，房间的一大半都是炕，炕上垫着一块肮脏臊臭、尿迹斑斑的毡子，上面放着许多从出生57天到3、4岁的孩子，由两个阿姨照看着，那时妇女的产假是56天，第57天就得上班，孩子就可送托儿所。
我每天上下午都要定时去给孩子喂奶。有一次，上午课间操去喂奶时看到孩子正在靠墙边躺着，被子蒙着头睡着了。我掀开被一看，他满头满脸大汗淋漓，小脸上的泪痕还未干，这么小的孩子不会说热，只能哭，可是大炕上那么多孩子都在哭笑、乱喊乱叫，阿姨根本听不到我孩子的声音，任凭他哭累了就睡着了（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她们就把被子蒙到小一点的孩子头上让他们靠着墙边睡觉）。我心里难过极了，真想好好责备那两个阿姨，可是有什么用呢，别人的孩子都一样在遭罪，也许不说还好，一说惹她们生了气，谁知道背着我们会不会虐待孩子。
还有一次我去喂奶，看到一个三岁多的男孩子正对着躺在炕上的儿子撒尿，我抱起儿子心痛欲碎，流着泪给孩子洗去脸上身上的尿迹。由于托儿所的卫生条件太差，孩子头上身上常会生虱子，我们不得不每天捉虱子，给他洗澡换衣服。后来为了复习功课考大学，我们请婆婆来农场帮助照看孩子，从此再也不用去那个糟糕的托儿所了。
说儿子幸运呢，就是说本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由于当时根本没有围产期的保健知识，更没有这方面的书可看，怀孕了自己还浑然不知，只觉得胃里灼烧就去看医生，而医生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就对症开了治疗胃的药，吃了两周再次去看的时候幸亏碰上了一位刚刚从河南一家大医院进修回来的农场医生，经过诊脉，她告诉我已有了身孕，不能再吃药了。
这事如果放在现在的话，这个孩子是绝对不能要的，谁知道胎儿的发育会不会受到药物的影响，可是那位医生并没有说要我打胎（那时也从未听说过打胎的事）。回家后我总是不放心，怕将来孩子会有问题，所以劳动的时候使劲干，还常常猛跳猛跑，想让他流产，然而无论我做什么他都牢牢地呆在我腹中。
另外由于天冷腹部常常会产生凉气，为了驱寒，我曾按照“有经验”的妇女的指教吸几口香烟并把烟吞咽下去，现在想想对于孕妇来说这些都是多么无知而荒唐的事呀。在整个孕期，我从没有服用过什么叶黄素、维生素之类的药物，也没有做过CT或B超检查，而他生下来却一切正常，这不正是他的运气么？
在那种食物匮乏，营养不足的艰苦条件下，他天生就形成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营养的能力。他出生时只有5斤3两，可是100天时体重是15斤3两，整整长了10斤。尽管吃得不好，他还是能够从有限的食品中充分汲取养分，正常地发育成长，没有生过什么病，智力的发展也正常。现在想起来，这对在那艰苦的条件下孕育孩子的母亲和婴儿来说真是最大的安慰和幸运了。
那年的5月9日上午9点多，我挺着大肚子正在八一农场天生坑分场小学给学生上课，突然感觉一阵腹痛，我没有在意，忍了忍就过去了，可是不久又来了第二次腹痛，很快又过去了，就这样时痛时好，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就是产前的阵痛，因为离预产期还有20多天呢。最后我不得不离开教室来到分场卫生所。医生检查后说婴儿马上就要降生，我和老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原本我们已经请好了假，准备在第二天（5月10日）返回兰州等待生产，谁知这孩子偏偏不愿降生在大城市兰州，而是选择在这荒凉的腾格里沙漠边缘来到这个世界。
分场的医疗条件很差，只有一个卫生所，那里没有住院的病房，我只好回家分娩。这时学校的老师们闻讯赶来了，他们有的带来了红糖、鸡蛋、卫生纸，有的带来了尿布和婴儿用的小毯子等，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也来不及准备。老师们就和医生一起守候在我家等待着孩子降生。
可是人们等啊等，再也没有动静了。后来都陆续回家了，再后来医生也走了。到了晚上我只感觉尿憋得要命，但是一滴都排不出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孩子急于出来，一下子挤住了母亲的膀胱造成的）。天已经黑了，为防止半夜出事，卫生所就派了全所医术最好的鲁医生住在我家里。她一夜未脱衣服，合衣而卧，跟我睡在一起，随时做好接生的准备。家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为了让医生休息好，老公只好趴在桌边过夜。
半夜里我痛苦异常，一次次起来尿，但就是排不出，每次都把他俩折腾起来，鲁医生总是轻声慢语地鼓励我别着急，慢慢来，还吩咐老公弄出些流水的声音（农场没有自来水）造成条件反射，帮助排尿。但一切努力都告失败，我一夜无眠，痛苦地呻吟着。
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朦胧中，我见到了所有认识的已死去的人们，还与他们聊天，老公听到了，难过地流着泪恳求医生快救救我。那时我已感觉不到疼痛了，只觉得肚子随时可能胀破，我在痛苦中煎熬着，那一刻我才切身体验到什么叫“生不如死”。
后来医生们都来了，他们看到我那隆起的肚子上出现了一条凹陷进去的沟，把整个腹部分为南北“两半球”，一半小一半大，像个葫芦，他们害怕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偏僻的分场卫生所的医生，医疗技术有限，也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他们都束手无策，说这不是好兆头，产妇随时可能会大出血，那时可就没救了。“赶快送大医院！”所长发出了指示。
大医院在哪里？在几十公里以外的河西堡。河西堡是戈壁滩上兰新铁路沿线的一个小镇，那里有我们农二师的医院，还有一家当时北京“626医疗队”下基层的医院叫“北京医院”，四周方圆百里的人们有了大病都要去河西堡求医问药。恰巧那天我们天生坑分场来了一辆拉煤的车（有时一整天都没有车来）。还记得司机叫小祁，开的是一辆载重两吨半的苏制嘎斯车。他听说要送产妇去河西堡，马上就把车开到了我家门口。我边痛苦地呻吟着，边被担架抬上了刚刚卸了煤的，满是煤渣的空车上。
一路上有两位医生陪同，他们带上了急救药品和设备，做好了接生或抢救的准备。四十多公里的路，都是戈壁滩上的沙石路，高低不平，颠簸起伏，遇到“搓板路”情况就更糟糕，加上司机救人心切，尽量开快车，正常的人都感觉五脏六腑要颠出来了，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情况。我一边哼哼着，一边想不知哪一下颠簸就会震破我的肚子，那时我和孩子就都完了，哎，只有靠老天保佑吧！我紧咬着牙，苦苦地支撑着。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平安赶到了二师医院，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担架刚一抬进医院就听有人喊：来了一位高龄产妇！那时我还不到27岁，就已经是“高龄”产妇了。师部医院妇产科的李大夫看了一眼我的肚子，立刻做出决定：马上导尿。结果导出两大罐尿，我一下子解脱了，我流着泪，拉着李大夫的手说：李大夫，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没有你，我和孩子都活不成了！我这一辈子都要感谢你。与此同时，我听到两位送我的分场医生小声说：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要先导尿呢。无疑，我这次差点以生命为代价的经历使她们从此增长了见识。
晚上9点多钟，阵痛再次开始，但我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了，医生说生孩子是要用力气的，就吩咐老公去做点吃的来。他用医院的煤油炉子煮了一碗红糖鸡蛋汤给我吃。之后医生又从静脉给我注射了葡萄糖帮助恢复体力。大家正在准备接生，我突然感觉一阵恶心，哇地一声，把刚刚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喷了身边的护士满身满脚的都是，可她却什么都没说，就去换衣服了，我直说“抱歉，对不起”。
晚上10点25分，产房里传来一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小“腾格里儿”顺利出生了，医生大声宣布：是个男孩！他把孩子放在台秤上称了一下就把孩子交给了站在一旁的老公。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给新生婴儿洗澡，或许是因为天很冷，产房里没有取暖设备，怕孩子感冒吧。老公接过哇哇大哭，身上还湿呼呼的婴儿，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护士就手把手教他如何把婴儿包裹起来。当把孩子送到我眼前时，他已经不哭了，两眼骨碌碌转，四处张望，还盯着我们看，仿佛是在辨认这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和生养他的父母。
终于有惊无险，母子平安，这让担惊受怕和劳累了两天的老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病房里没有他的床，他只好在床边抬我的担架上就寝，很快就心满意足地、香香甜甜地睡着了。半夜里，我不时从床上往下看，熟睡中的他疲惫的脸上露出初为人父的得意神情。我第一次当妈妈，母爱一下子就产生了。那一夜我好兴奋，没有一丝睡意，我把孩子搂在怀里，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亲呀，舔呀，摸呀，一会儿把抱起来，一会儿又放下，不知怎么爱他才好，完全沉浸在那从未体验过的、幸福的、无边无际的母爱之中了。
黑夜里，不知怎的我眼前突然闪现出曾看过的某个电影中的镜头：一个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凶残地夺过一位中国母亲怀中的婴儿，高高举起然后使劲将它摔死在地上……我假设此刻也处于相同的境遇，我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孩子夺回来，我会去求那个日本鬼子：饶了孩子吧，把我摔死吧，我愿替孩子去死，如果他不答应，我会去和那个鬼子拼命。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似乎一下子悟出什么是母爱了，母爱就是愿意无偿地为孩子献出一切，包括搭上性命。
第二天，孩子全身滚烫，医生说是感冒了。河西的五月，天还很冷，我的病床就在门边，病房里的人出来进去的，孩子受风了。刚出生的婴儿就得输液，打青霉素。婴儿手上的血管太细，不易找到，只得从头皮上的血管进针。听着孩子的哭声，看着弱小无助的孩子受罪，我们的心都要碎了。还好，很快他的病就好了。第二天下午我感觉奶水下来了，就把孩子抱起来，他一下子叼住奶头，狠劲嗍，大口大口地吃，几次都快要呛着了。我们好奇地看着，惊叹造物主的神奇，不用人教，新生儿自己就能找到奶头，就知道要吃，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第四天下午，我们搭上场部的车回天生坑分场了。车子到达时正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满天的晚霞把西边的天空映照得红彤彤的，好看极了。听说阚老师一家回来了，许多人，还有我们的学生都赶来看热闹，他们要看看我们刚刚为农场增添的未来的“小农工”，也来为我们祝福。
儿子的孕育、出生和成长正值中国文革结束前后，国内经济千疮百孔、国家百废待兴的时期。那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我们农场的工资很低，老公是高中生拿28元，我是初中生只有25元。和无数文革时期在边远闭塞地区降生的孩子一样，儿子是不幸的，但又是非常幸运的。说他不幸，那是因为我怀他时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更没有吃过鸡蛋、肉类和水果。
有人可能会问：农场应该养鸡呀，为什么吃不上鸡蛋？文革时有一句口号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说白了就是不让搞副业，人们不敢养鸡，怕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当时农场只有自己种的菜花、西红柿和土豆，可是在怀孕反应时期，这些我本来爱吃的菜，闻到了就想吐，唯一爱吃的是戈壁滩上的一种野菜名叫沙葱。当地的老乡把沙葱采来用盐腌一下就吃了。我们从学生家长那弄来不少的沙葱，就着小米稀饭吃，感觉好吃极了。
另外，怀他的前几个月我还在分场的基建班劳动。基建班的任务是筛沙石料、修路、制作预制板等，不分男女，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跟车去戈壁滩拉沙石料。有一天天很冷，卡车在没有路的戈壁滩上颠簸前进，大家照顾我，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到地方之后，我们就把散落在地上的天然的沙石铲起来往车上装，装满一车要换好几个地方。车装满后，人就得坐在满载的车顶上跟着回去卸车，可是这样很危险，在戈壁上行车时不小心就会从车上被甩下来。为了照顾我，大家让我留下来好好休息。
车开走后，我想别人都在干活，自己也不能太闲了，于是给自己分配了任务：用铁锨把沙石拢成一个个大堆，以便下次车来时装得快一些。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空旷无人，只有我和腹中的孩子。那天戈壁滩上的风很大，发出可怕的怪声，大风卷起地上的沙石打在脸上很疼。别看我那时怀孕已经5个多月了，可干活一点也不含糊。拢了几大堆沙石，估计够装一车了，我就停下来，在沙石堆后避风的地方把司机留给我的大羊皮袄一半铺在地上，一半蒙住头盖在身上就地休息。
一个人在这荒野里我真怕呀，心想要是狼来了该怎么办呀？先前我在祁连山里的煤矿连做夜班饭时，经常见到狼，听到过他们恐怖的叫声，不过当看到一旁的铁锨时，我马上觉得胆子壮了一些，心想不管是什么来了，如果他要伤害我和孩子，我就用铁锨跟他拼命。
羊皮袄把我和寒冷恶劣的天气隔绝开来，里面狭小而温暖的空间让人暂时很舒服。这时我感觉到一阵胎动，嘿，小家伙又在跟妈妈交流了。一想到腹中的婴儿一股暖流马上涌遍全身，任凭皮袄外的风呼呼地怪叫，我轻声和腹中的小生命说话：亲爱的小宝贝，你还没出生就陪妈妈干活，跟着妈妈受苦，委屈你了！你真了不起，将来一定是好样的。今天有你陪着，妈妈就不害怕了。
怀孕7个月时我调到学校工作了。那时学校是开门办学，一周有几天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记得有一天下午劳动，任务是帮场部起猪圈，圈墙有两米多高，我和正常人一样穿着靴子跳进圈里，用铁锨将垫圈的土甩出圈外，干得很起劲，全然忘了自己是个有孕在身的人。其他老师都说我真利索，看样子怀的一定是个男孩儿，还真让他们猜对了。
当时老公是分场中学的老师，被派到武威师范学校进修，家里所有的家务包括挑水都只好由我一人来承担了。在农场，像这样挺着大肚子干重活的孕妇随处可见，大家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人大惊小怪，许多人刚才还在干活，这一刻孩子就降生了。
儿子在兰州过了百天后不久，我们又回到农场去上班，白天就把他放在托儿所。那里的条件极其简陋，房间的一大半都是炕，炕上垫着一块肮脏臊臭、尿迹斑斑的毡子，上面放着许多从出生57天到3、4岁的孩子，由两个阿姨照看着，那时妇女的产假是56天，第57天就得上班，孩子就可送托儿所。
我每天上下午都要定时去给孩子喂奶。有一次，上午课间操去喂奶时看到孩子正在靠墙边躺着，被子蒙着头睡着了。我掀开被一看，他满头满脸大汗淋漓，小脸上的泪痕还未干，这么小的孩子不会说热，只能哭，可是大炕上那么多孩子都在哭笑、乱喊乱叫，阿姨根本听不到我孩子的声音，任凭他哭累了就睡着了（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她们就把被子蒙到小一点的孩子头上让他们靠着墙边睡觉）。我心里难过极了，真想好好责备那两个阿姨，可是有什么用呢，别人的孩子都一样在遭罪，也许不说还好，一说惹她们生了气，谁知道背着我们会不会虐待孩子。
还有一次我去喂奶，看到一个三岁多的男孩子正对着躺在炕上的儿子撒尿，我抱起儿子心痛欲碎，流着泪给孩子洗去脸上身上的尿迹。由于托儿所的卫生条件太差，孩子头上身上常会生虱子，我们不得不每天捉虱子，给他洗澡换衣服。后来为了复习功课考大学，我们请婆婆来农场帮助照看孩子，从此再也不用去那个糟糕的托儿所了。
说儿子幸运呢，就是说本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由于当时根本没有围产期的保健知识，更没有这方面的书可看，怀孕了自己还浑然不知，只觉得胃里灼烧就去看医生，而医生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就对症开了治疗胃的药，吃了两周再次去看的时候幸亏碰上了一位刚刚从河南一家大医院进修回来的农场医生，经过诊脉，她告诉我已有了身孕，不能再吃药了。
这事如果放在现在的话，这个孩子是绝对不能要的，谁知道胎儿的发育会不会受到药物的影响，可是那位医生并没有说要我打胎（那时也从未听说过打胎的事）。回家后我总是不放心，怕将来孩子会有问题，所以劳动的时候使劲干，还常常猛跳猛跑，想让他流产，然而无论我做什么他都牢牢地呆在我腹中。
另外由于天冷腹部常常会产生凉气，为了驱寒，我曾按照“有经验”的妇女的指教吸几口香烟并把烟吞咽下去，现在想想对于孕妇来说这些都是多么无知而荒唐的事呀。在整个孕期，我从没有服用过什么叶黄素、维生素之类的药物，也没有做过CT或B超检查，而他生下来却一切正常，这不正是他的运气么？
在那种食物匮乏，营养不足的艰苦条件下，他天生就形成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营养的能力。他出生时只有5斤3两，可是100天时体重是15斤3两，整整长了10斤。尽管吃得不好，他还是能够从有限的食品中充分汲取养分，正常地发育成长，没有生过什么病，智力的发展也正常。现在想起来，这对在那艰苦的条件下孕育孩子的母亲和婴儿来说真是最大的安慰和幸运了。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