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长江口。甲板上站着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激昂的歌声在深秋的风中飘扬……

这群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的年轻人，是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之后，根据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派往苏联的青年留学生。里面有几个我们应该记住的名字。一个叫张锡媛的美丽姑娘，一年后成为邓希贤的恋人。邓希贤是谁？他就是邓小平。另外一个操着安徽口音的18岁青年，他叫陈绍禹。嗯，他另外有一个名字，大家可能更熟悉：王明。另外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等。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最不应该被大家忽视的年轻人——蒋经国。这位注定将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年轻人，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蒋介石的大公子。

              与邓小平同窗共读

1925年11月，这群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在寒风凛冽中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随后，全部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校方还给蒋经国取了一个俄罗斯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这个名字蒋经国一直用了12年。

我在网上看过蒋经国少年时的照片。方脸，短发。由于蒋介石对他管教很严，蒋经国脸上总有一缕拘谨的神态。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遗传的原因，蒋经国对政治有着天生的热情。早在上海读书时，他就在“五卅运动”里担任学生领袖，发动群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读书时，他也积极参加学校里的政治运动。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于1925年12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1926年，蒋经国所在的班级来了一位来自国巴黎插班生。这位插班生比蒋经国大了5岁。来到莫斯科之前，他已经在巴黎留学了5年。他叫邓希贤，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邓小平。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由于他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得到了“小钢炮”的外号。

蒋经国身材不高，邓小平比他还矮。两人因形体相似，倍觉亲近。所以他们的交情一直不错，经常在黄昏时到莫斯科河边散步。蒋经国对邓小平在巴黎的经历很感兴趣，向他了解情况。邓小平就写了几篇文章，记录了他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经历，交给蒋经国编辑的刊物《红墙》发表。

1927年，邓小平离开莫斯科回国，加入冯玉祥的部队，担任顾问。那时候，正是中国局势大震荡之前的紧要关头。

           被当做“人质”扣押在苏联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过得还不错，大约1926年底，处于早熟十六岁青春期的蒋经国，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十五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不就又结了婚。

 但平静而浪漫的生活很快就被来自国内的风波打断。

1927年3月21日，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了被北洋军阀长期盘踞的东方大都市——上海。

人们庆祝欢呼的声音还未平息，意想不到的灾难就突然降临了。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突然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员和工人武装举起屠刀。一夜之间，千百人头落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变。

“四一二”政变意味着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终结。同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断绝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很快，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和遣返回国。滞留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这里面就有蒋经国、冯弗能和她的哥哥冯洪国。

苏联当局几次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他们把蒋经国当成“人质”扣押下来了。

此时的蒋介石一定在后悔。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甚至都没有通知自己的长子，导致长子成为留学苏联最久的人。

      加入苏共，因表现过好差点被送回中国当红军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呆不下去了。接下来，蒋经国先是在莫斯科军事特种技术学校进修，半年后，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

这段日子，是蒋经国在苏联最难熬的时光。半生追随蒋经国的谋士王升，曾经记载过蒋经国这段近乎传奇的留苏经历。那时候，蒋介石常常身无分文，甚至还讨过饭。一次，蒋经国发现一家餐馆后面有一条地沟，里面漂浮着一层油水。饿昏了的蒋经国把油水舀起来，装在罐子里，回去之后烧来吃。再有一次蒋经国生病倒在路上。幸亏一个叫“小彼得”要饭孩子，把每天讨来的饭送给他吃，救了蒋经国一命。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还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来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1929年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为了表示诚意，他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12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1930年，蒋经国曾经有一次机会回国。那时候，他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列宁格军政大学毕业。校方在他的个人档案如此评论，“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蒋经国的表现太好，惊动了斯大林。他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

但是，中共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这就让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成为了泡影。

             “西安事变”促蒋经国回国

从军政大学毕业后，蒋经国进入工厂实习。后来，因为卷入苏共的“托派”之争，他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集体农场劳动。第二年，又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的阿尔泰地区做工。之后，蒋经国先后做过斯维德洛夫斯克的一家重型机械厂的技师、助理厂长。1935年，蒋经国与这家工厂的女工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相恋，结婚。同年12月，生下长子蒋孝文。

在苏联的每一天，蒋经国都未放弃回国的努力。在斯维德洛夫斯克，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带一封信给蒋介石。遗憾的是，陈甫玉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

与此同时，思子心切的蒋介石也在想办法把蒋经国营救回国。他在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 8月15日的日记中说，“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

“西安事变”成为蒋经国回国的新契机。1936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在这之后，共产国际负责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中也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中央，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

国共双方“一笑泯恩仇”，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展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转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苏关系。苏联当局对蒋经国回国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

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经国可以回国”。1937年3月10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叫来莫斯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3月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

25日下午2时，蒋经国携带妻子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快车上，蒋经国给季米特洛夫写信称，“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蒋介石为此表示将履行与中共合作的承诺，并释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苏联特工站站长“雅柯夫”。

耐人寻味的是，蒋经国在回国前，还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同时秘密告发了斯维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

据称，当蒋经国从莫斯科乘火车途经斯维德洛夫斯克市的时候，他的这些同事还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作者:何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