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哥十年     

    据媒体报道：2月12日上午，吴某前往东莞厚街的美和劳务派遣公司找工作，舒某收取了吴某270元。次日13日，舒某又要吴某交体检费100元。感觉受骗的吴某随后向舒某索要其已经缴纳的370元，但舒某只返还了70元。2月14日10时许，吴某在厚街车站附近再次找到舒某，并要求舒某退回剩余的300元，舒某拒绝。两人随后发生争执，吴某用水果刀捅伤舒某，致舒某当即死亡。警方称目前此案的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当时，舒某行凶之后并没有逃跑，而是自己打了电话报警，原地等候警察的处置，并声称要找记者来曝光他因求职被骗的事实真相。口中还一直念叨：“骗子， 骗了我300块钱，该死。”

     为了求职被骗的三百元钱而杀人，冷静地思考，一般的人似乎都很难理解当事人的复杂情绪。但是，既然这样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在当事人的心目中，那普通人眼里看似简简单单的三百元钱，极有可能是他往后一段时间维系生活的救命稻草。当远别父母和亲朋，从千里迢迢的老家来到异地城市谋求生活，在城市里的吃饭、喝水、住宿、行车，无处不需要花钱，试问：有一样不给钱能行吗？所以，我们广大旁观者千万不要以为被骗300元是多么细小的事情，在不同人群的生活当中，金钱数额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若吴某是百万富翁，他当然不会在意这区区300元钱的去留了。
    反思这样的人身伤亡事件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相关司法部门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惩前毙后”的法律依据。据报道，本案的两位主人公均已经年21岁，符合法定成年人的独立性，具有完全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本案件中的被害人，明知自己参与的劳务中介存在欺骗行为而故意的作为，舒某主观上具有故意骗取求职者不等金额的中介费，且其职业性欺诈行为又具有持续地重复性，所以，舒某行使劳务欺骗的社会后果影响深远。每年的春节过后，都有大量的返城务工人员求职，在城市的各大人才市场，劳务中介公司鱼龙混杂，有的中介公司根本不具备劳务介绍的能力仍然在违法经营，使广大进城务工求职人员难辨真假，求职者的血汗钱屡屡上当受骗。

    长年算计，类似的劳务诈骗事件时有发生，据往年相关媒体的报道，有些劳务中介在淡季还伙同用人单位（工厂），为收取高额劳务中介费，而变相地互演双簧唱空城计，迫使势单力薄的外来求职人员无处取证，申诉无门。由于缺少有效的法律证据，即便是政府的相关劳动部门介入调查，往往也会因为单个事件所涉金额较小，而不具备单独立案或因为受骗的求职者们缺少得力证据，所以，劳动部门又缺少相关的执法依据，对这些证据不足的劳务中介诈骗案，往往只是无能为力。长久以往，无疑就更是助长了黑中介劳务公司的恶性发展，并且较成规模。实践中，行骗者总是企业的团队经营，而受害人却总是孤伶分散，形成鲜明对比。求职者寡不敌众，加上缺少法律证据申诉无门，所以，更多的受害人只是哑巴吃黄连。

      过去虽然屡见报端，但由于黑中介所涉金额或缺乏有力证据等原因，相关的劳动部门依然无能为力，查处较为困难。加之受害人普遍地分散，求职者无力纠缠于这些经济纷争。且每个人仅被骗两三百元，数额不大，求助法律调查取证困难，时间跨度较长，求职者在时间和财力上都消耗不起，极不划算，往往都是不了了之的多。这些无疑都构成了最近十多年以来的黑劳务中介的拔苗助长，为黑中介的恶性发展提供了滋生蔓延的“黑土地”。

      话说“走多了夜路，终归要遇见鬼”。如果说，今天的吴某因一时的冲动而杀害了舒某，不如说是社会长久积压下来的悲剧酿造成今天这个结果。客观分析，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事件发生后，我们总要在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孤立地看，似乎本案舒某骗得吴某的仅仅是300多元。本案，舒某从吴某一个人身上即骗得三百多元劳务中介费。那么，假设舒某正常职业，成天累月地这样实施劳务欺骗，以舒某一天欺骗三个求职者举例，那么舒某一天所骗取的金额就是1000元，一个月就是3万元。舒某在黑中介所骗取的一年的费用就是30多万元的赃款。

     从上述举例分析得出，一名劳务黑中介从业一年可骗得1千多名求职受害者，赃款达30多万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我们既要静止地分析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要动态地分析问题。结果是两样的，这个看似三百元被害的黑中介，一年可骗1千多人，1年累计赃款30余万元！这样的数据，一年骗一千名外来务工人员，长久以往，不难看出，其社会影响深远，后果会相当严重，情节相当恶劣！若政府劳动部门纵容类似劳务黑中介的长期存在，就相当于摆在外来务工求职者身边的巨型吸血机。谁曾可想，类似的劳务黑中介穿插在劳务市场的法律边缘，多年以来令无数求职者们（英雄）竞折腰！

      同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舒某，只为了一己私利参与黑中介牟利，明知故犯，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舒某实施了全部劳务诈骗行为。当吴某数次找到舒某要求退还被骗金额时，舒某未能积极予以配合退还所骗取的被害人全部赃款，最终造成了一时情绪失控的吴某，由受害人转为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因而导致了舒某当即毙命这个法律事实，如前述全部案情属实，客观评价受害人舒某，咎由自取。

      社会每次重要事件的变革，总要以某些人付出个人的代价垫底。如今劳务黑中介的事发，群起策之，期待在未来的劳务中介市场，“惩一治百、惩前毙后”。就此，我们以吴某的人身自由和舒某的生命作为代价，呼吁政府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开启整顿全国的劳务黑中介市场，虽然具有滞后性，但即便是亡羊补牢，仍为时不晚。希望这个事件足以引起全社会具有良知的人们的共同关注。

    这是一个很好的整顿契机，优化劳务中介市场的时刻。代价总是昂贵的，希望有关司法部门本着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调查清楚整个劳务黑中介的诈骗事实。既要安抚死者（舒某），又要匡扶正义（吴某）。舒某所骗取劳务费上交给其所在单位，依法追究舒某生前所在黑中介（美和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人的全部法律责任，并依法附带民事赔偿。静止的看，舒某所涉金额虽然较少，当若长久以往地分析，动态地看，势必滴水成河，整个事件影响深远。本案，虽然舒某咎由自取，但是舒某生前事实上是“美和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舒某生前所在单位（美和劳务派遣公司）理应负有全部法律责任，由舒某生前所在单位依法承担舒某身亡的丧葬费，以及经济补偿等全责。

     吴某只因一时冲动，造成舒某当即毙命的法律事实，吴某应当承当杀人偿命的法律后果，吴某陷身囹圄。只因死者舒某具有一定的过错责任，舒某要为自己的中介诈骗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杀人偿命，但在本案中，吴某显然是迫于无奈，索要退款未果，不得以而采取了不适当的手段剥夺了舒某生命。鉴于吴某受害在先，从道德与社会正义的角度，我们希望相关法律专家们考虑从轻、减轻的量刑原则，给予吴某从轻减轻的处罚。结合吴某的主动报警自首，并积极配合警察调查案件事实，吴某符合受害人反抗的特殊性，相关司法部门既要依法追究吴某的法律责任，又要依法维护社会正义而解救吴某，减轻从轻，相辅相成。

     引人深省，期待就整个事件的发生，为黑中介的泛滥划上一个长久的句号。“惩前毖后，匡扶正义”，笔者深为感动，借此薄文，寄希望国家的司法机关，从轻、减轻处罚吴某，必然使那些作恶在先的人们有所收敛，使那些捍卫正当权益的合法伸张更加光明。未来我国实践法治社会，饯行“有理走遍天下”；当然，此理为正义的伸张，而非虚构、幻想的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