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巴彦淖尔市紧锣密鼓拍摄一部叫《大河套》的电视剧，剧中的主要人物王土地，确有其人，就是以他的故事为原型，他的名字叫王同春。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的故事了。
一百多年前，正是这个人，在广袤的河套地区创造了生动流畅的传奇大戏，被人们称为“河神”。
一。“独眼龙王”
说起王同春首先说一说走西口。
“走西口”，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走西口”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口里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改善塞外人口结构，促进塞内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同春，字浚川，乳名进财，清咸丰年1851年3月10日生，河北邢台石门村人。幼年家贫，五岁患天花，一目失明，外号瞎进财。七岁读私塾六个月。九岁随他族祖父王成远到塞外河套磴口及西山咀等处，习做鞍鞯鞭辔技术营生，与蒙古人相交易。他不喜欢学习鞍辔技术，反愿从事挖渠浇地一类劳动。1863年，他体力渐强，开始受雇为附近居民挖渠，两三年之后，又到临河，为别人挖渠，悉心水利，很有长进。
十八岁时，在万德源商号正式当渠工，并担任了渠头。此后，在改挖老郭渠时，王同春的意见往往胜人一筹，起了主导作用。
1881年王同春因学会蒙语便直接与蒙古人打交道，租得三合庙喇嘛地一段，自行垦耕。
光绪十六年，王同春把原刚目河附近的土地和渠道收买过来，于光绪十八年进一步开挖丰济渠，历经8年完成。他在光绪十七年开挖沙河渠，雇用口内逃来的灾民施工，历时4年完成。义和渠、沙河渠和丰济渠是王同春自己修建的3条干渠。同时，他还和别人投资合作开挖的干渠有2条，刚济渠和新皂火渠。
另外，王同春参与制定修建方案并指导开挖的干渠5条：
永济渠；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杨家河渠。
到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王同春已经拥有干渠5条，支渠270多条，为开渠投资的工银约在1350万两之多，可灌水田7000多顷，熟田27000余顷。
这些渠道，经过历年的修挖和调整，到民国年间，已经成为河套地区的10大干渠。
凡是经王同春所开的灌溉渠，进水无不畅通，灌溉自如；凡是他人所开之渠进水不畅者，经他亲临指导或整修，都会畅流无阻。后套地区的黄河水利的强势开发，大大促进了当地农业的蓬勃发展。
1891年到1902年，晋、察、冀、陕等地遭遇大旱，王同春先后4次共调出粮食95000余石到各省救灾。
王同春修建大干渠和支渠的长度加起来就超过了4000公里，所动用土方无法计算。
在当时文化非常闭塞的塞外河套，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设备的情况下，王同春这个只读了几个月私塾的汉子，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总结出来的土办法完成如此浩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人们给王同春起了个绰号，叫“独眼龙王”。
二。高超的测河技术
他白天竖起一根竿来，挂上一个白水斗子，到处插着，他用目测，哪高哪低，水向怎么流。
晚上他点上七八盏灯笼，人手下的人向四面八方走去，他站在一点往四面八方观测，然后骑上戴着铁链的毛驴，到了一点，钉上木桩作为记号，铁链留下的印迹作为河道。
平日里一到下雨的时候，越下雨越往外跑，骑上马到处跑，不是瞎跑，他是看水的流向，也叫做“瞅渠，”用他的一支眼睛在瞅，找坡度找水平，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经过多年反复观察，王同春得出一个结论：河套平原的特点是，西南高，东北低。
选定渠口位置之前，王同春必亲自沿黄河北岸反复观察，每天天不亮就骑马往黄河岸边走，边走边看，哪里高哪里低，哪里适合渠道转弯，哪里能够做闸，这些都在他脑海中不断地徘徊着。
独特的办法是，他勘测渠路时，不像别人爬在地上，两眼向前平视测量，而是将身体仰卧在平地上，头朝顺水方向，脚向引水方向挺直身体，头部向后观察来确定渠路。
在施工时，他晚间在准备开渠的线路上插上一排香火，从远处察看香火的高低，来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在由低处向高处引水时间，加大渠道弯道，利用水流三弯自急的原理，使水产生拥推力量向高处流去。
他所开的八道大渠都是从黄河西南“迎水”，然后向东北流去，弯弯曲曲，一直流向阴山脚下，进入乌加河，继而流入乌梁素海，然后南出西山嘴复入黄河，有进有出，灌排通畅。
王同春还沿乌拉山南麓动工修建了一条长达400余里的退水渠，能够将灌溉剩余之水直接退入乌梁素海复归黄河，堪称百利而无一害。
三。坎坷的人生
但是，作为一个靠兴修水利发家的封建地主，王同春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当他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时，就招兵买马，经常养有家丁数百乃至上千人，盘剥农工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了修建水利工程，王同春一生中命运坎坷，先后数次诉讼，坐牢5次，5次坐牢都是因为开渠惹的祸，牢狱生活竟然长达11年之久。
王同春这个传奇“河神”的悲剧还在于，他无法摆脱生活的年代，尽管势力强大，仍旧受到清政府的盘剥与欺压。
1903年，清政府搞“移民实边”，强令王同春将所属之农田、灌渠交给清朝政府。迫于无奈，他将数十年所开凿的渠道和所置的田产一并交官。
1913年，地理学家张相文前往西北地区考察，途中，他看到河套地区竟然有如此完善的水利系统，非常兴奋，坚持要见见王同春。
张相文听他介绍了50多年来在河套地区治水的种种经历，认为这是中国难得的水利人才。
于是，在张相文回到北京后，立刻把王同春在河套治水所取得的成就，告诉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农商部总长张謇，建议让总长张謇速请王同春进京，共同商讨开发西北和治理淮河的计划。
王同春去北京和张謇总长见面以后，谈自己治水的好多观点，深受张謇总长的欣赏，就把他聘为农商部的水利顾问。当时正是对淮河治理的一个投入时期，当时北洋政府想治理淮河，王同春就参加治淮委员会，
因为治理淮河的经费是从比利时借来的，来自比利时和美国的水利工程师主张疏浚淮河的关键是要引淮河水进入长江，所以，王同春引淮河水直接入海的方案未被采纳。
王同春在返回巴彦淖尔的途中受到冯玉祥将军邀请，听他讲述有关开发西部的宏大计划。
1925年，冯玉祥的部队开进河套地区，修整道路，疏浚水道，开垦荒地。此时已经74岁的王同春协助冯玉祥将军的部队指导督察水利工程的修建。
1925年6月，王同春因病从黄河水利工地回家休养。
这个月的28日，一代治水的英雄告别人间。
在距巴彦淖尔五原城南5公里的地方，正在重修一座寺庙。
这座寺庙就是当年河套地区的人们为了纪念兴修水利而建造的，寺庙的名字稍微显得有点儿拗口：叫四大股庙。
据当地人回忆说，这座名字稍显古怪的庙宇是4个修筑黄河灌渠的人共同出资建造的。
王同春的事迹，被载入《剑桥中华民国史》《清史稿》。
著名作家冰心访问绥远，曾写有《二老财》一文，在文中，冰心称王同春为：“河套民族英雄”。
新中国成立的8年后，1957年，巴彦淖尔磴口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修建，吸收了王同春与河套人治水的丰富经验。这是迄今为止在河套地区修建的最大水利工程，也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闸坝工程。
遥远的沧桑岁月，诉说着积淀出厚重精彩的河套文化。那就是，河套人的精神，光照千秋、昭示万代。
内蒙古杭锦后旗三道桥刘文忠
邮编015412
电话13722184859
是非评说身后事
20世纪30年代，天灾人祸常常降临于塞北。后套农业区域的百姓们依托黄河灌溉，尚可喘息。然而，河水暴涨决口成灾，或者春旱无雨赤地千里也是常有的事。
灾年盛夏，后套的农人们便在黄河渠口放河灯。入夜，万籁俱寂。百姓们捧着用蜜腊烫底的纸船和纸灯，放入河渠里任水漂流。天上的繁星和河里的纸灯交相辉映，肃穆中忽然有僧尼鸣锣诵经。百姓们则竞相祈祷，呼唤着“进财河神”的名号，祈求保佑。
“进财河神”其实是一个人，小名王进财，大号王同春。河北省邢台县人，12岁走西口到达黄河后套之地。1925年病逝，享年74岁。
1951年，王英被镇压于北京。此人在日军侵华时期曾任伪绥西联军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骑兵司令。他的父亲是王同春。
1951年，王喆被镇压于绥西五原。此人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曾任绥远省参议员兼绥西水利局副局长。他的父亲是王同春。
1951年，王云卿被镇压于包头。此人曾任日本特务机关道生组织的联络员与情报员，有罪于祖国。她的父亲也是王同春。
“进财河神”王同春家门不幸。
后套这个地方
今天的巴彦淖尔市完全是一个组合的行政区域。
清代，乌拉特东公、中公、西公三旗与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旗、四子部落旗会盟而为乌兰察布盟。也就是说，乌拉特三旗属于乌兰察布盟。今五原县、临河区一部分属于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即达拉特旗）之地；今杭锦后旗、临河区一部分属于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即杭锦旗）之地；今磴口县属于阿拉善额鲁特旗之地。
“巴彦淖尔”的称谓是借来的。“河套”的名称也是借来的。明代的典籍、公文多用“河套”，说的也是鄂尔多斯地区。但在今天则约定俗成，专指巴彦淖尔市的山前部分。鄂尔多斯北部黄河与乌拉山西的阴山段之间，那一片肥沃的土壤在清中叶走西口潮涌动的时候，叫“河后套”或“后套”。
后套来了王同春
公元1863年（同治二年），一个12岁的少年从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石门村随他的父亲王杰徒步千里，来到了后套西部的磴口。王姓族人擅长黑皮工手艺，王同春的一个本家叔叔西走口外，在磴口经营黑皮作坊。王同春就是来投奔叔叔的。
王同春的族叔叫王成，没有儿子，就把王同春收为嗣子，继承家业。但是王同春天性不喜手工，所以与他的族叔关系并不和睦。恰有一日，13岁的王同春与邻家赵童儿玩耍，不小心将赵童儿打成重伤（或说致死）。王成只好将王同春送到后套东部的西山嘴地方，那里也有一个黑皮作坊。王同春15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附近农民引黄河水浇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勾起了他天性中隐藏的一种出奇的潜能。那以后，他经常白明黑夜跑出去察看地形、观望水流，用心去琢磨开渠引水的诀窍。第二年，他决然扔下黑皮手艺，跑到宁夏参加黄渠桥水利工程。王成无奈，只好任其所为。
王同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跑遍了后套平原。他发誓要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修渠治水上。于是他让王成说情，投奔到地商张振达家做工。张振达是山西交城人，出口外在后套创立了万德元商号。当他看到修渠开地有利可图时，便决定投资农垦水利。有一条黄河的小支流叫短鞭子河，张振达想利用短鞭子河的水源开挖干渠，但是他自己力量还不足，于是就招股合修，四大股系中有一个股东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就是四川籍兵痞郭大义。而郭大义此时还在主持这项修渠工作。王同春因为修渠技术精湛，在投奔张振达的同时，也受到了郭大义的重视。
连环争霸起风云
沿着短鞭子河修浚的这条干渠叫“四大股渠”，渠长30里。渠成后，高不病旱，卑不疾涝，水流畅通，灌溉自如。王同春的治水才干，让他名声大噪。四大股东也各得自利，收获颇丰。然而不久，郭大义便采取讹诈、恐吓等手段，将其余几股的土地兼并到自己的旗下，而王同春也成了郭大义的亲信兼渠头。
光绪初年，郭大义垦殖拓荒，淹没了达拉特旗的牧场，激起了当地蒙古百姓的愤怒，于是郭大义便被蒙古旗兵五花大绑，扔进红柳筐内，抬到蒙古旗兵驻地。王同春仗义豪侠，乘夜色摸过去，锹铲绑绳，翻墙而逃，算是救了郭大义一命。郭大义为感其忠诚，便给王同春划拨了好地一段，任其招佃耕种，自创家业。
另一个不好惹的家伙就要出场，这个人就是王同春的生死冤家陈锦绣。陈锦绣也叫陈四，河南洛阳人。1865年（同治四年）随清军左宗棠部入陕甘平定马化龙起义军，后约一起当兵的几个人奔河后套落脚。清军因为其参战有功，遂协调理藩院、绥远将军让杭锦旗在黄河北岸给陈四拨了一段土地。陈四自恃其勇，蓄养武丁，称霸乡里。当时，他与郭大义共用一条渠水浇地，陈四居上游，郭大义居下游。郭大义横，陈四更横，两家经常因为争水霸渠，引起械斗。有一年天旱无雨，河水座低，陈四在上游坐坝截水，并派专人值守。郭大义眼看禾苗枯死，多次与陈四交涉，都没有结果。王同春天性好胜，向郭大义请命，带了一伙家兵，星夜赶到陈四的坝上，强行决坝救苗。郭大义又感念其诚勇，另酬王同春好地20顷。但是王同春的义举也激怒了陈四，结下了多年不解的宿怨。
王同春开渠创业
1882年，（光绪八年）王同春辞去“四大股渠”（此时已改为“老郭渠”）渠头，自开渠道，另立山头。原万德元掌柜张振达与王同春结为儿女亲家，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给王同春经营。从这一年开始，王同春凭借智慧和勇气，浚修同和渠。同和渠开通后，王同春与郭大义的儿子郭敏修结为儿女亲家，势力大增。此后，王同春开挖修浚了许多河渠。
王同春从1869年（同治八年）到1925年的时间段内，独立开创了大干渠5条，支渠270多条；与他人合力创开了大干渠3条。且所有开挖的渠道都很成功。难怪老百姓称他“进财河神”，又因他一眼失明，称他“独眼龙王”。
王同春开发水利的事迹在当时名传华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学语文课本就有一篇课文《王同春开发河套》。1914年，王同春还被聘为北洋政府农商部水利顾问。
后套“巨霸”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腊月三十晚上，后套大户陈锦绣（陈四）在家中被残忍地杀害，此案在绥远西部地区震动很大。当时的主要嫌疑人杜福元是王同春的同乡兼盟兄弟。但在案发当时，杜福元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因为第二天（正月初一）一早，杜福元就给包头的有关士绅拜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在一夜之间从陈四的家院（五原西）作案后跑700余里到包头根本不可能。于是杜福元仅以“嫌疑”监押了3年。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与王同春有关系。
前此几年，王同春不停地与陈四火并。陈四在当时的独霸地位受到威胁。王同春还曾派人剜掉陈四的双眼，后经调停，以王同春每年补偿陈四小麦50石、好马5匹了事，但械斗不断。
王同春修渠技术独冠。但他同时也采取了拉拢蒙旗王公，兼并土地；私立刑律，豢养家兵；兼营商业，牟取暴利；勾结官府，巧取豪夺等等手段，发展势力。全盛时期，他的耕地达8600余顷，开垦荒地27000余顷，有28个渠社（公中），年收粮食23万余石，年收租银17万两。饲养耕牛1000余头，场牛2100余头，骡马1700余匹，羊12万余只，骆驼500多峰。在黄河后套及整个绥西地区，他的财产无人可与匹敌。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能出土豪。我同意钱文忠先生的话：“历史的精彩在于它的复杂。”
自晚清至民国初年，在河套水利开发史上造就了一位传奇式的治水人物，他就是王同春。王氏是参与河套开发的大地商，继而成为开发河套水利的杰出代表，为创建河套灌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名赫一时的业绩曾多次被上了书，并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称为“民族的伟人”。（《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但近几十年来，他又是被湮没和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至于王同春的功过，自会有史家评说。本文试从水利角度，就王同春在河套水利开发中所作的贡献加以简要介绍。
（一）治水生涯
王同春，字浚川，乳名进财，清咸丰年（公元1851年）3月10日生，直隶顺德府邢台县（今河北邢台）石门村人。王幼年家贫，五岁患天花，一目失明，外号瞎进财。七岁读私塾六个月。九岁随他族祖王成远到塞外河套磴口及西山咀等处，习做鞍鞯鞭辔技术营生，与蒙古人相交易。他不喜欢学习鞍辔技术，反愿从事挖渠浇地一类劳动。同治三年（1863年），他体力渐强，开始受雇为附近居民挖渠，两三年之后，又到缠金地（今临河以北以西地方）为别人挖渠，悉心水利，很有长进。
十八岁时，王同春被河套东部地商张振达吸收过来，在万德源商号正式当渠工，并在渠头郭大义手下劳动。经三年，王同春长大成人，身高六尺，魁伟强健，又娴熟挖渠技术，因而为短辫子壕（即通济渠前身）“四大股”经理郭大义看中，当了渠头。此后，在改挖老郭渠（通济渠最早的名字）上，王同春的意见往往胜人一筹，起了主导作用。然而郭大义行伍出身，言行蛮横，常侵夺别人田产；大义死，其子敏修益不能与人合作。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夏，王同春因学会蒙语便直接与蒙古人打交道，租得三合庙喇嘛地一段，自行垦耕，但不叫用老郭渠的水灌溉，与郭家发生激烈争执。为息事宁人，有人劝王同春暂回老家小住。
翌年春，王同春与其长兄又同来河套，有人建议：“郭家之势已成，徒争无益，何不自挖一渠，而以王渠名之”。他遂于老郭渠以北，从黄河开口，另挖一渠，即后来历经八、九年完成的义和渠，初名哈拉格尔河（因利用了这个天然河的一段河道）和王同春渠。接着又连续开挖了沙河、丰济等渠，王的名声大振，获利激增，至光绪29年（公元1903年）达到了极盛时期，成为“河套王”此时他拥有的财产，共计自修干渠（义和、丰济、沙河、灶王河、刚济）五条，支渠270多条；垦荒地27,000顷，其中熟耕地8600顷；牛3100多条，骡马1700多匹，羊112,000多只，每年收粮23万石，收地租水费银17万两。估计为开挖渠道开支工款约在1350万两上下。
由于王同春来后套的经营开发，把茫茫荒原变为村落云屯，“富庶过于壮县”（《王同春小传》，张相文著，《南园丛稿》卷七），其根据地降兴长便发展为五原县，形成当时河套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后又从五原县分出临河和安北两个县，可想而知当时河套农垦之盛。
但王同春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自光绪末年以后逐渐走了下坡路，渠地先后被收归官有，民国初年更因纠纷迭起，曾四次身入囹圄，甚至死而复生，可谓多灾多难。
由于王同春的地位的重要和谙熟水利，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垦务大臣贻谷将军任命为西盟垦务劝导员和水利总工程师；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被北洋军政府农商部总长张季直任命为农商部水利顾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被冯玉祥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总参议，协助石友三督办河套水利。就在这年6月17日，以古稀之年，在野外勘察水利积劳成疾，病故于五原，终年74岁。
（二）水利开发的组织者
王同春做为地商，于同治光绪年间，在河套广袤无垠的处女地上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为开垦数百万亩农田开挖了众多的干支渠道，形成了著名的河套灌区。当然渠道是劳动人民挖成的，而王同春则是这一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河套灌区开发时期完成的八大干渠和十大干渠中，有一半是他直接组织开挖的，有百分之八九十是他参与指导下开挖的。其作用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修干渠三条，即义和、沙河、丰济渠完全由王同春集资主办开挖，并由他负责设计施工完成。
第二、集资合作开挖干渠两道，即刚济渠和灶火渠，前者是以王同春为主集股续开，选开一新口，在刚目河上游开挖12公里长的输水线路，成为刚济渠；后者是以他为主和地商樊三喜等集资开挖，而由王负责选定渠线和勘测设计等工作。
第三、参与指导开挖干渠五条。其一是永济渠，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收归官有后，王同春奉命参加该渠的改建整修，经过反复勘查一个多月，选定了一新引水渠，创立“吸水法”调整（原为正）坡度，劈宽断面，寻找退水出路。其二是通济渠，技术上以王为主，协助郭大义开挖施工，以后又多次负责技术改建工作。其三是长济渠在光绪年间的三次改建中，王同春均参与制订改建方案，主要是改挖新口和选定退水线路。其四是塔布渠，王同春帮助勘查，建议废弃旧天然河口，改挖成人工渠道塔布渠。最后一条是杨家河，王同春接受杨氏兄弟的邀请，从口至梢反复勘查一个多月，帮助他们选定了渠线和渠道的设计工作。
上述渠道，以及经过历次变动，基本骨架被保留下来，成为今日的大干渠或大支渠，证明这些渠线的布置是比较合理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王同春显然未涉足于黄济渠和乌拉河的开挖工作，原因是：乌拉河系天然河流，又处于在宁绥交界处，再早，归阿拉善王爷地管辖，直到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彻底整修后才被列入十大干渠之列；黄济渠系陕坝天主教堂直接经营，王与教堂始终处于对立之中，从不协作。
事实证明，王同春所参与开挖的渠道，往往比别人高明些，经济效益发挥的好些，所以被当时群众公认为是水利权威，还在水利专家之上加个大字尊称为“水利大家”，“开渠大王”，甚至还奉为“绥西河渠总河”，这在五原四大股庙碑文及民国二十五年《禹贡》半月刊六卷五期河套水利专号上均有记载。当然这是地主阶级愚弄群众之举，“河神”是没有的，只是说明王同春在解决水利问题上有些“神”罢了。也说明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对治水有功的历史人物不会忘记，往往以“神”的概念来寄托他们的爱戴之情。
（三）载誉受聘
王同春开发水利的基地是河套，当他成名之后，接受聘请，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外活动。
第一、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军政府农林部长陈振先在雁北一带成立了一个富山水利公司，引桑干河水，开挖了一条渠道，但不进水，特邀请王同春前去帮助解决。王查看后叫在一弯道处再挖八寸，结果水就畅流而入，颇得好评。民国四、五年，晋北一带又掀起一股兴修水利的热潮，纷纷请王同春前去指导。他先帮助朔县开渠两道；后帮助应县引用浑河水，重新修坝和布置渠线，改修不合理的旧工程；最后又帮助山阴县挖渠引桑干河水，灌地2000顷。
第二、民国三年，张季直担任袁世凯的工商农林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时，特聘请王同春前去参加制订导淮计划。在张的带领下，配合比利时和美国工程师到南通、渤海与淮河一带进行详尽考查，但外籍工程师主张导淮入江，王同春主张导淮入海，意见相左。王同春大胆心细，在洋工程师面前不屈节，敢与他们争高低。后来此项工程，终因比利时拒绝贷款和时局变化而没有实现。
第三、民国九年开始连续大旱，莎县人士请王同春前去帮助勘测设计民生渠，准备从黄河上引水灌田，他经过南北往返巡视后，各立木桩标记所选渠线。但因经费困难、未曾当即施工。延至民国十八年，绥远省政府申请得到美国华洋义赈会投资和由洋工程师承担勘测设计任务。新渠线未采用王同春的意见，结果两年施工六年完成，开支100多万元，国民党的报纸还大吹大擂一番；谁知，工程修的很好看，渠直背齐，就是放口不进水，主要是渠口位置不当，和渠道纵坡太缓所致，群众气愤地叫它“民死渠”。
另外，民国九年，王同春为包头引用昆都仑沟水勘测了一条渠道，当年施工，当年完成，当年受益，受到群众欢迎。
第四、光绪年间，由于外蒙所需粮食均由后套供应，王同春开发水利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传到外蒙古。当时外蒙话佛哲布尊丹巴也想开垦库伦以北的土地，实行粮食自给，随即派特使梅令丹巴来五原住八个月，专聘请王同春前去帮助开渠。王概允前往，但提出从内地搞五万移民做劳动力，并以驼队运载工具前去施工，此项计划，拟以光绪二十九年分段实施，旋因贻谷来内蒙办理垦务而中止。
（四）实践出真知
这方面，《临河县志》有段评论：“王氏修水利有经验，每有大工，他人咋舌束手，退避不遑者，先生从容措置。高下之宜，向背之，得失顺逆之局，均能测于机先，定于临时。一时造门请者，得其片言一语，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是其果操异术者，盖其经验有独至者然也”。其中明显有夸大溢美之词，但王同春掌握了一套治水经验技术确是不可否认的，说他“创此伟业，实从经验而来”是切全实际的。
1、勤于调查研究，熟悉情况
首先，王同春对水利事业有着极大的爱好，王喆在《王同春先生轶记》一文中说他平生无他好，“唯嗜水利若命”；说他临死时还“注复兴后套计划渠图一帙”。
高尔基说：“天才就是劳动”，劳动当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个方面。王同春一生就是以热爱水利，从事劳动，而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他从小就开始参加挖渠劳动，手脑并用，勤奋异常、及至年长，查勘水利，常常日行荒野数十里甚至上百里，大年初二，还要在居住附近视察渠道和土地情况，以致对地形的熟悉程度“莫不烛然”。为学习治水经验，王同春曾到宁夏五次进行考察。此人平常沉默寡言，爱思索，每修一渠，遇到困难，“往往伏而察，仰而思，中夜彷徨，绕房巡行，寝食俱废。及大功之告成也，又往往登高狂呼，临河雀跃，直若生平第一快事，虽南面王莫与之易（《临河县志》）。王同春早年没上过什么学，但由于他勤于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善于总结经验，便为他后来取得水利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从实践中总结也治水“理论”
王同春从开发河套水利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主要是在天然沙质河道上如何选择渠口，如何布置渠线和如何开挖渠道等。
三十年代，张维华在所写《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中，记述了当地群众说王同春这个人“识天时，谙地理，可以预测黄河之涨落，可以相度地势之高低，所堑渠道，无不流水畅旺，所垦田土，无不收获恒丰……察地势，辩土壤，所遇列不精思以求其理”。王同春也常与人说：“前之商人（即地商），不谙地势水性，所以（渠道）开之易，淤之亦易”。可见，掌握“天时”、“地势”、“水性”、“土壤”是王同春认识自然，开发水利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察声势”就是调查了解地势的高低和地面坡度的情况，这是设计渠道的基本依据。王同春经过长时间的考察，认识到河套地势的特点是“西南高、东北低”，这和过去的一般认识是大翻过。就局部地形来说，他也了如指掌，布置渠道不求平直，该曲则曲，该直则直；挖渠深度不求一律，随地形而导。因而所挖渠道是事半功倍，“高不病旱，卑不病涝，耕者咸获其利”。（五原四大股庙碑文）
所谓“识天时”、“辩土壤”，按照现在的科学用语，就是要了解水文气象和水文地质情况。那时河套没有水文气象观测资料，由于工作所需，王同春非常注意观察一些自然现象的变化，并用于指导工作，例如看见地鼠穿洞的土是湿的，就知道地下不深会有水；遇到黄河边其地蚁穴口有积沙，就知道此处地下有明沙，不好挖引水渠；黄河流水起泡了，就判断出黄河上游水要涨了，赶快抓紧浇地。王同春每年五、六月份“祭河神”求水的迷信活动，其实也是在利用桃花汛水上涨或刮东南风水位上升的规律。
所谓“谙水性”，就是对水动力学的一些肤浅认识。王同春经常说的两句格言是：“水流三湾自急”、“水流百步上墙”。这和孟子所说：“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一样的意思。水流受重力的作用，由高就下。渠道坡度过陡时，水流速度很大就会产生水跃；如果挡水筑坝，也会抬高水位，用于浇高地。王氏所说：“水流三湾自急”中的湾字，大概一是指渠道在平面上的转弯处不平顺或弯道过多，水流会冲毁渠背，发生决口；二是指渠道纵剖面上的局部突然升降，水流对渠道建筑会起破坏作用；三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利用弯道雍高水头引水浇地；四是利用弯道损失水头，也可调正渠道坡度。王同春的“谙水性”，颇有灵活运用之妙。
3、有关治水的几项技术方法
这是王同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总结也的经验。鉴于河套从黄河上开渠之事日益增多，下游引水越来越困难，深感上下游是有关系的。他生前勾画的《复兴后套计划渠图》中，曾设想把全灌区的各大干渠从西到东连接起来，挖两道连环渠，以便调济上下游水量余缺。这也可以认为是日后开挖总干渠的萌芽思想。他还主张将乌加河挖通，再由王六子壕退水入黄，“使尾闾纵横贯注，以期一劳永逸”。
民国初年，王同春受聘在晋北勘查水利时，常对人说：“直隶永定河水灾，往往浸没畿辅，人谓治下游与水争地，不如治上游以地予水。大同荒芜千里，设能沿河开挖数大干渠，以分永定河水势，则下游灾澹，上游利溥矣”。在治淮问题上，王同春力主导淮入海，也是从整体关系上来立论的。可惜他“著有的导淮意见书，约十万言，尚未成功，而先生逝矣。”（王喆《王同春先生轶记》）看来，王同春主张上下游兼顾的治不思想是很明确的，而不主张在局部地区治标或在下游“与水争地”。在上游“以地予水”的意思，一是筑坝蓄水，淹没一部分土地，解下游之危；二是在上游发展灌溉，分洪用洪，变害为利。这与清康熙年间靳辅的“杜患于流，不如杜患于源”的治本思想颇为相似，然而王同春在上游发展灌溉的技术方法更为积极一些，今日仍可借鉴。
第二，在多泥沙河流上如何选择引水渠口，不使淤澄或少淤澄，也是王同春比其他人挖渠高明之处。他从实践中认识到：“渠口的水力往往与很远的上游有关系。要尽量利用水力冲刷，减少渠口淤积”（《禹贡》半月刊、四卷七期，曲直生文章《附记二》）。他选择渠口很慎重，常是反复查勘多次才能定下来。渠口的位置多是选在黄河凸岸靠下面的地方，或是在套河上引用倒漾水。这样进渠泥沙就少些，很合乎科学原理。王同春的“吸水法”，除了选好引水口以外，在下面还要寻找退水出路，调整好坡度，形成“上引下拉”的水力冲刷系统，务须保持“流水畅旺”。而别的地商开挖渠道不懂得“吸水法”的奥妙，往往是“屡开屡废、工巨利微，几成荒土”。民生渠所以修成“民死渠”也是这个原因。
第三、王同春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一套测量地形的土技术方法。例如下雨天，别人往家跑，他冒雨往外跑，以观察地面径流的流转方向，做为测量地形的标志。为测定渠线的高低，黑夜中，他叫人点上三盏灯，挂在三个相间一定距离的木杆上，或放在地上，然后爬在地面上一段一段的倒换观测，打桩标记，以设计渠道深浅。他心算渠道的断面土方，也能做到八九不离十。《河套调查汇报书》的作者冯际隆，在实地调查和同王同春详细交谈后，说他“阅历甚富，其于渠道工程设计虽不谙测量，而卧地以窥，即能查知地面之高下”。民国八年，王同春负责设计了老郭渠的全部整修计划，并亲自监工施工，当经冯际隆用水准仪测量验证，渠口一段坡度为1/3500，很合乎要求。王计算新整修后的渠道一昼夜能行水120里，可以灌地4000亩，冯氏深惊他之精细。义和渠是王同春一手开挖的渠道，冯氏为之进行了全纵断测量。在51，000米的渠线中，渠口段、中间段和末尾段的坡度分别为1/7400、1/9200和1/11，000，认为限于地形条件，这样调整坡度是切合实际的。
（五）开拓者之路
综上所述，王同春做为河套近代水利开发的先行者，是当之无愧的。他这个历史治水人物，不仅草创河套灌区，即在农垦事业和政区的设置方面也有着广泛影响。但他又是处在一个地区的近代历史旋涡之中和各种势力矛盾的风口浪尖上。围绕着他事业的周围，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开拓者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终于披荆斩棘，战胜一个个对手，取得了胜利，就像被开也引进黄河水的渠道一样，蜿蜒展现，涌流向前，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资财富。
王同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除了当时清政府鼓励开荒和他掌握了精湛的水利技术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身在蒙古地方学会了蒙古话，和上层蒙古及一般牧民群众都可以直接打交道。平素对蒙人“示之以诚”，一向讲信用，按契交租；对其困难又常给以资助，取得广泛的信任，他和蒙人“所交涉的事无不成者”（《河套调查报告书》）。甚至蒙旗之间的纠纷，只要他予以调停就能很快解决。王同春的渠地被归官之后，有达拉特旗和西公旗又主动租地给他；清政府要逮捕他，他跑到杭锦旗王爷处躲灾避难，受到保护，牢牢地在游牧之地站稳脚跟。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因清廷的反动政策引起的农牧矛盾，在民族关系上也暂时出现过一些阴影，但总的趋势是蒙汉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开发河套，共同反抗清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加之王同春比较好地处理了与蒙族的一些纠纷，共同书写了蒙汉人民团结治水的珍贵史篇。
其次，王同春作为大地商，和农民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他的剥削量比其他封建地主要轻些，比官方放垦地租的剥削更要轻些，因为他需要花户租地，需要外来劳力掘渠，否则就无从剥削。光绪十七年（1891年）西北大旱，逃来隆兴长的农民达45,000人之多，王同春为之布置专人施赈，要各牛犋送来所需米薪，并外送晋陕北部一带各救济粮两万数千石，这些灾民后来都愿受雇为王同春开挖义和、沙河渠。然而官府对此率多诋毁之词，诬陷他有意谋反。而当地群众则说王同春“省刑罚，薄税敛”《禹贡》四卷七期，曲直生文章，“及逾莎拉齐以西，所遇农垦莫不称颂其经营水利具有心得”。《临河县志》记载王同春经营农业水利之功，“至今父老犹乐道之”。可见他是得到群众支持的一个头面人物，这也是赖以开发河套水利的基础。
还深得蒙汉人民支持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爱国主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也波及到了内蒙古西部，清政府卖国求荣，强令达拉特旗也向教会赔地赔款，形成尖锐的民族矛盾。而王同春在这方面站在了人民的一边。早先由于他的挡驾，磴口、陕坝的外国教会势力始终未越出临河以东。教会认为他“最不安分，与教堂颇有宿怨”（《东华续录》光绪卷173）。到光绪末年王的渠地要收归官有时，外国神甫企图利诱收买他，说：“何不以所置田产归教会，而归信天主，教会必厚酬君，余年可保无虑，而讼事亦必解脱”。王同春毅然答曰：“吾生为中国人，而以渠地归国家，是为国民之分也，何可妄行”。（《王同春生平事迹讯问记》，张维华）民国二年，外蒙活佛分裂祖国，派骑兵节节南侵，固阳、安北相继陷失，而王同春则以花甲之年率领地方团队，配合官军，英勇反击，平息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袁世凯特以民国大总统名义，奖给他一个五等嘉禾章。
当然，王同春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历史人物，自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这里不拟论述。但他开发河套水利，草创河套灌区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时光流逝100多年，回顾历史，方知前人治水之艰！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旅游至西北，到后套见有如此完善的水利系统及王同春的非凡事迹，仰慕备至，遂与王同春面晤畅谈，听王同春介绍他50余年来开发水利事业之经过，内心佩服不已，认为他是当时中国之难得的水利人才。张返北京后遂将王同春在绥西水利工程的成就，告知当时的农商总长张骞（字，季直），计划请王同春来京，共商开发河套及治理淮河等事宜。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王同春到北京后，农商部聘他为顾问，并蒙袁世凯召见。民国四年，张骞辞职南归，王同春随同视察了治淮工程，建议治淮应当以导水入海为是。但治淮经费系洽借比利时之款，比利时和美国的工程师力主引水入江之上策，王同春的意见未被采纳。后借款协议搁置，工程停顿。
王同春返回后套后，曾与张骞、张相文合组西通垦牧公司，由王提供乌兰脑包附近百余顷土地实施垦牧，二张各投资两千银元，作为开办之资金。可惜的是，当时盗匪成灾，苛捐杂税过重，垦牧计划无果而终。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王同春返回河套，应杨茂林之请，代其勘测设计杨家河渠。渠长200余里，四季可引水，年浇地7次，即开河水、桃花水、热水、伏水、秋水、冻水、冬水，可灌溉良田1000余顷。
1918年，王同春受山西朔县广裕公司聘请开凿广裕渠二条。同年，受应县应济公司设计新坝开劈浑河水浇地，又接受山阴富山公司聘请开渠引桑干河水浇地；1919年，西公旗开挖三公渠，引珊瑚河水浇地。珊瑚河系黄河一支流，欲引水入渠，须跨河筑坝，因水流湍急，施工困难，筑坝时常有渠工落水之虞，王同春被聘督导合拢工程，顺利地完成了筑坝任务。同年，包头豳丰社李瑞符聘王同春引昆都仑河浇地，该河的常年自流水很小，主要靠季节性洪水地。王同春为之设计了能引清、洪水的分堤坝，配置了渠道，获得成功。
1920年，王同春应聘在萨拉齐设计引黄渠。因萨县的地形与河套的不同，地高河低，引水困难，王同春几次深入实地勘测，选择合理地形，精心设计渠道，并在准备施工的地方立下木桩标志，后因当地经费困难而没有动工（1928年华洋义赈会在萨县开挖民生渠，没有采用王同春原设计的渠道线路，另辟新道，结果因渠高黄河水低，不能引水入渠而宣告失败）。同年，蔡成勲建设厅长，组织灌田水利社，将河套八大干渠全部归水利社经营。1922年，马福祥任绥都统，因感灌田水利社经营不善，渠道失修，乃与王同春协商，将永济、刚济、丰济、沙河、议和五大干渠，交由地方邑绅组织的五原水利公司经营。1924年，冯玉祥所部开驻绥远，另石友三为包西水利局督办，王同春为水利督察。此时王已年逾古稀，但仍精神矍铄，终日忙碌与水利工地上，1925年夏，在督修黄河水口时中暑，因年迈身弱抢救未愈，于农历六月二十八日而去世，安葬于五原城东门外。地方邑绅为纪念其治理河套有功，集资于墓地上建一祠堂，奉其为河神，每年六月二十八日，演戏3天，以示纪念；地理学家张相文亦撰《王同春小传》一文，以为纪念（刊登在《南园丛稿》卷七）；冯玉祥在包头为王同春举行追悼会，表彰他一生勤奋修建河套水利的功劳。
纵观王同春于髫龄之年，随其先辈抵河套，追随他人作渠工，学习凿渠的技能，数十年勤劳不息，终年奔波于野外。于同治十二年首先创开老郭渠；光绪六年，开哈拉格尔河及渠口，通至梅令庙五加河；同治七年，由和合源创开永和渠至补红村；同治十五年，创开中和渠至五分子；同治二十八年，随垦务局督办贻谷，周测永丰、刚济、黄土老亥、沙河、义和、通济、长济各大干渠、凡经其指导，无不切合机要。各渠每有重要工程，他人咋舌束手，避之不遑，而王同春却从容措置。凡渠道“高低之宜，向背之势，得失顺逆之局，均能测于机先，定于临事之一时。凡登门拜访请教者，若得其片言一语，大用得大效，小用得小效，此系其日积月累积淀下的丰富经验及对黄河内蒙古流域的地形、坡度、土质的熟悉使然。
王同春每遇疑难工程，俯察仰思，面壁终夜，精心考虑，必能豁然开朗，常情不自禁，狂呼于室内外。每值黄河之水上涨季节，即乘马巡视于田野，以观察河水的流向，渠道的深浅，因而后套的地形与水势，尽藏于心中。王同春一生在后套兴修水利，开拓荒地，对于繁衍人口，屯垦实边事业均有很大贡献。他作为水利专家，王同春当之无愧。但是，很长一个时期，王同春受其子女（王同春三子王英，号杰臣，曾是日伪绥西联军司令、国民党地方部队师长、军长、大汉义军司令等。所部土匪杀人越货，群众恨之入骨。王英于1950年被逮捕，1951年1月死于镇反。时民谣曰“大纳林，小钠林，沙蒿塔子西大城，正在元宵节闹花灯，纳森达赖遇王英，为抢杨家湾，两家起纠纷，没说黄黑开了火，炮火连天闹得凶……二少爷看见不得功，马上就是进北京……”这说得便是1927年，王英率部侵害准格尔旗的事情。该旗台吉为纳森达赖。王同春次女王云卿，人称二老财，日军侵华的汉奸头目，任特务机关长，善使双枪，民歌《上房瞭一瞭》中二妹妹的原型，解放后被逮捕法办）的影响，及他在发家的过程中，亦盘剥过百姓。这是事实，不容否认。但同时，王同春也是清末新政的受害者。其功过是非，本着既不以一德掩大眚，也不以一眚掩大德的精神，应客观记述史实，公正评价王同春这个历史人物。为此，将王同春治水之历史本来面目原原本本地还给历史，留给子孙后代，特记述之。
相关情况：
绥西河套地区渠道概况
绥西之有渠道，在近代始自清乾隆年间。最初，位后套之西端有东西皮房之赵姓，因代蒙古人制做皮件，得蒙租地若千项，每岁当黄河伏水泛滥，将地浇灌后随即播种，不需施肥、锄草，而小麦、糜黍即告丰收。道光年间，在临河(即今内蒙古巴颜淖尔市)境内有杨姓经营之杨家川；作边客（作蒙古生意）生意的田、魏、李、赵四姓经营的缠金渠；五原一带之张姓商人（王同春的亲家、王同春之女二老财的婆家）经营之沙河渠；作铁匠之郭大义等经营的老郭渠，以及安北的樊、何二姓地商经营之塔布河与长济渠。赵姓来后套较早，据传说，他来时套内尚无一条固定的渠道。当时由今之安北至五原、临河道上，所见之杨、魏、张、李、郭、侯、田、樊、何姓等各地户，均系就天然渠道引水灌溉，引水既久，即渐成正式渠道，其中正式称为渠者，则自杨姓之杨家川始。一渠凿成，往往需时十数年，耗资数十万。父子相继、亲友共营。
后套十大干渠之开凿及其灌域如下：
1、杨家河：道光末年，为东场杨姓所开，初以杨姓名字称杨家川。长140余里，支渠亦各长70—80里。其灌溉面积约为4000顷，旱为600顷，常为2500顷。
2、永济渠：道光年间，为李振海创修，渠长140余里，各支渠密如蜘蛛网。灌溉面积约为2000顷，旱为500顷，常为1000顷。
3、刚济渠：创于何人何时均不可考。渠长70余里，支渠十余道，又挖出若干子渠。其灌溉面积约为500顷，常为200顷。
4、丰济渠：光绪25年，由王同春、韩钺、崔董事等合资开挖，原称中和渠，长90里，支渠多道，灌溉面积约为6000顷，旱为1000顷，常为3000顷。
5、义和渠：即老郭渠，二光绪18年凿成，长150里，支渠40余道，灌域大约为2000顷，旱为300顷，常为1000顷。
6、沙河渠：前身为永和渠，张姓地商所开，计长84里，支子渠70余道。灌溉面积约为1500顷，旱为200顷，常为600顷。
7、通济渠：此渠先由郭大义、郭敏修父子与史老虎、李达元及万泰四家合股开凿，王同春任渠头。长114里，支子渠142道。费银30000两。灌溉面积约为1200顷，旱为200顷，常为500顷。
8、长济渠：原称长胜渠，咸丰7年，晋北侯姓商人出资开挖。光绪年间，渠口与渠道均经王同春重新勘定。长130里，灌溉面积约为1500顷，旱为350顷，常为800顷。
9、黄士老亥河：创修于山西河曲县杨姓，计长130里，支子渠14道，灌溉面积约为5000顷，旱为1000倾，常为2500顷。
10、塔布渠：由地商田横、樊双喜、何大有、爱明堂、高和娃五家合股，于道光30年开挖，长120里，支子渠10余道。其灌溉面积约为1200顷，旱为150顷，常为500顷。
上述十渠，即为闻名全国绥西后套之十大干渠，灌域遍及绥西七县市，面积以常态计，约为15650顷,这些渠道现今大多仍然在使用。
中广网呼和浩特10月28日消息(记者陈青平巴彦淖尔台图亚)10月28日晚，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水利部门首次组织开展放河灯活动，纪念河套渠王王同春开挖河套引黄干渠，弘扬河套水利文化。
夜幕下，河套灌区义长灌域管理局的干部职工和当地百姓把用红纸、蜡烛、木板等材料制作成的河灯放入一百多年前王同春开挖的首条干渠沙河渠中。河灯顺流而下，水面上游动的盏盏河灯，如一条火龙在河水中游动，也仿佛点点繁星，在夜幕中闪烁。漂流的河灯，表达着河套父老乡亲对一代渠王王同春开挖引黄干渠的纪念，也祈福河套灌区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一百多年前，王同春开挖了河套地区的八大干渠之后，使河套地区逐渐由一个沙丘、红柳漫野的荒芜之地，变成了一个糜子高梁麦花香的养人之地。王同春也被当地百姓尊为“河神”。从四面八方来到河套的人们，也将放河灯的风俗习惯带到了河套。每逢夏秋之季的节日里，人们便自制各种河灯，放入渠中，以示祈祷和祭奠。
今年，河套灌区为了更好地弘扬水利文化，进一步挖掘和丰富水利文化的深刻内涵，首次开展放河灯活动。据了解，从此之后，河套灌区将年年开展放河灯活动，使这种因水而生的民俗继续传承下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