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君立

我所受的教育力图将我塑造成另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

 ——卡夫卡

2011年10月，在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一些被老师认为学习思想品德表现差的学生被强制戴上了绿领巾，以显示与表现好的学生所戴红领巾的区别。一名一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调皮的学习不好的学生都得戴绿领巾，而且老师要求上学和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进行羞辱。该校冯老师说，采用绿领巾的意图是加强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号称用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作为一个政治绳索，从一个孩子踏入学校的那一天开始，就紧紧地勒在一个细嫩的脖子上。然而即使这样，这道绳索制度又演化出新的手段来，可见中国教育工作者是多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在此之前，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2011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几十年的教育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张维迎还说，如果所有的学校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升。“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　

事实上，在中国每一个新的开学季，不仅会迎来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扫荡，和教师节的送礼高潮，也常常会迎来此起彼伏的学生自杀浪潮。前些年，当一个13岁女孩决绝地跳下教学楼殒命后，那位有着数十年教龄的老师一脸茫然：即使真的没有犯错，不就是写个检讨认个错么，怎么那么想不开……在许多人看来，羞辱的确算不得什么伤害—— “毫发无损”。中国教育的这种麻木是因为人格的缺席。从某种意义上，删除人格的教育本身就不是教育，甚至是反教育——教愚。

人格应是外来词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将人格与个性并列。而个性与叛逆总是连在一起，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词语。人格首先是独立的产物，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中国启蒙运动先驱梁启超曾说：没有独立的个人，就没有独立的国家。民国初期，著名宪政学者何炳松认为，中国处于一个“上无法守下无道轨”的时代，要救中国，“岂但制宪，必从急起直追，普及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办法”。“国民有教育，才会发生人格自尊心；有人格自尊心，才能赏识平等自由的真谛，不卖身求荣，不屈于无理的威武。”

民国时代的公民教育在60年前被有预谋地禁止，从而使中国教育极其不幸地沦为愚民术和统治手段。所谓教育，从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养成公民资格，也就是通过教育造就学生自立、自治的知识、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文明常识的教育，尤其是人格教育、宪法教育。个性是一个人的性格，每个人是唯一的，每个人的个性同样是唯一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一个盛开的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种个性差异使社会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彩，个性出众者叫做帅、酷。个性是人的一种自我表达。教育从个人的道义角度讲，应当是培养个性，但从被社会扭曲的功利角度讲，教育往往成为培养劳动者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只剩下授业。在《长江7号》中，周星驰反复叮嘱孩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中间，作为一个父亲，周星驰从来没有想过孩子自己的理想和个性。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们的教育有将人“器化”的强烈企图：孩子不好好学功课，叫做“不成器”，看重一个人叫“器重”，等等。对人的器化就是对人的物化，乃至无私无我——丧失自我。自我意识的丧失使人失去主体意识，人随之彻底物化，变成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在一个机器化的工业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要为将来进入工厂作准备，群体化洗脑教育成为机器社会的孵化中心。经济学家桑巴特讥讽说：“灵魂应该留在入口处的衣帽间。”在工厂模式的体制教育中，人只是一个批量生产的产品，所有的组织和制度，乃至“军训”，都是为了培养一个完美的工作机器；学校—工厂—监狱，三者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填平，整个社会都基于统一的美德：守时，服从，重复，存储，删除，再加上惩罚。学校兼具监狱与工厂双重功能，为工业化国家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机器人和廉价劳动者。对劳动力这种商品资源，无论国家还是资本家，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攫取最大的劳动力产出。50年前，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从写作文的那一天起，每一个中国人都学会了撒谎。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人格教育，而且在不遗余力的扼杀人与生俱来的天然个性。中国教育因此成为十分功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南辕北辙。对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褫夺使教育蜕化为劳动力生产线，一个个被阉割了个性的劳动者源源不断地从教育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为全球化经济提供最廉价最安全、也最没有民族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

虽然世界首富乔布斯创造了“苹果”，但几乎所有的“苹果”都出自富士康120万中国青年的血汗之手。120万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中国人抵不上一个乔布斯的大脑，或许是因为中国人长不出那样的脑袋。有人总结中美教育差异说：美国学生为兴趣而学，中国学生为前途而学；美国重视创造力，中国重视记忆力；美国教育重启发，中国教育重总结；中国老师称师长，美国老师是朋友；美国考试很放松，中国考试为淘汰；美国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中国不鼓励；美国学生成绩是隐私，中国学生成绩张榜公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学校本来是培养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几千年人文精神的传承，体现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以政治代替哲学，以道德代替法治，以灌输代替思考，使人的大脑被体制系统屏蔽，在不断的灌输和洗脑过程中，人天然地会思考的个性被扼杀于无形。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丧失个性的人对社会缺乏附着力和责任感，“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社会文化因此变得万马齐喑黯然失色。一群毫无个性的人更像一群工蚁，为劳动而劳动，再进一步就是为吃饭而活着。人格不在现场的人自然也没有权利意识，他只是死气沉沉的沉默的大多数。

鲁迅曾说“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在学校教育失去了塑造社会文化的功能的同时，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交流替代了教育形成的上下代的文化传递，社会文化发生了严重断裂。罗素认为，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罗素也写过一篇《论教育》的文章，其中写道：

教育应当培养孩子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培养他们按照老师所想的那样去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尊重孩子的权利，那么教育就不再是一种政治武器。如果我们尊重孩子的权利，我们就应当视教育为向儿童赠予知识和精神习惯，因为只有掌握这些东西才能形成独立的观念。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教育，却竭力把习惯的形成和知识的限定纳入特定的轨道，目的是建立一套让人必须接受的观念体系。

人格包含个性、气质、性格等多重含义。从家庭教育来说，父母如何对子女进行人格教育也已经成为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正直善良诚实等那些千年不变的人生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实用潜规则。

在中国当下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都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生活，这种道德人格是严重分裂的。但潜规则下的功利主义并不具备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当功利主义被社会奉为“硬道理”时，崇高和伟大必然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道貌岸然的宏大叙事，最后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同时也被虚无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文化的信仰危机。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启蒙运动，把后代从皇权专制的愚民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是那一代人的民族理想。但从中国当下不受监督制约的官本位社会现实和产业化行政化的教育现状来看，90年后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尚未完成启蒙。在一个没有启蒙的社会里，我们能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抱多大希望呢？公民、法治、思想、自由、权利构成一个社会的正常人格，将太监文化与流氓文化彻底驱逐出我们的社会文化，让诚意回到我们身边，教育才能是一项关于人格的事业。

重新从社会文化着手，确认人性自由的正当性，抑制并批判功利主义，重建人格教育，将教育的意义确定在培养一个健全人格上，这个社会才是人性的合理的。有人说，谁控制了孩子，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思想，谁就控制了人。但教育不应当是控制，教育是一种呵护和栽培，教育的道德前提是对孩子的爱，是对未来的期许，是对人自身的尊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美好生活——人类议程》一书中指出，教育是民主的前提。

教育不仅使得民主成为可能，并且使得它成为必需。……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散居乡野从属于地主的人，很容易保持沉默并处于权威的控制之下，这是公认的。而这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关心政治、表达清晰的公民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屈从于独裁统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因此而反抗。相反，对穷人和文盲的专制是一种常见现象。我们传统上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事实是正是这样。但它也是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从药家鑫到李天一，他们并不是中国教育的孤本，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批量制造，他们是中国教育的标准产品。当一个中国孩子一边大骂美国霸权主义、并为911感到无比高兴，但另一边却为自己去美国留学而兴奋不已，“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人们在此看到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标本，不是脑残，就是人格分裂。在缺乏公民文化与良知思想的中国教科书中，有这样一道题：美国为中国修建清华大学，并资助中国留学生，其目的是什么？可供选择的答案有：培养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扶持中国教育、提高中国国民素质、发展中国科技水平，等等；事实上，(认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是——“文化侵略”。

加尔布雷斯说：“世界上有知识的人不会贫困，没有知识的人不会富裕。如果拥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更多的发展援助只有使用到这方面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2011年的达沃斯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指出，当下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黄亚生曾经感叹，从90年代中期向后10年里，上海增加了3000座高层建筑，而中国增加了3000万文盲人口。

在官方大张旗鼓的中非希望工程如火如荼全面展开的同时，北京当局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扫荡封杀了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吐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如果你要关闭一所学校，就要准备修建一座监狱。”不是笑话：为了以工程发包来谋取公款，社团干部开会研究这笔巨款的用途：是用来修建一座学校还是修建一座监狱。意见一直不统一，最后社团大佬一语定乾坤：你们还有机会进中小学么？于是很快意见达成一致：修建一个五星级花园式干部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