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母亲（前排左一）随我（前排左二）采访，在西安美术家画廊看青岛画家梁连生的水粉画展。（前排中）为中国著名版画家修军，（右一）为画家梁连生。（西安晚报记者 李福民摄）

  妈妈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上世纪60年代3年自然灾害刚过，她说，上面的3个姐姐1个哥哥都随父姓，她希望老小随她姓杨，并说杨家现在仅存她1根独苗，叫我将来长大给杨家当“顶门杠子”，传舅家的姓。妈那时最爱熬夜看《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还有《参考消息》，有个作者文笔犀利优美，擅写理论评论文章，笔名杨扬，图省事，妈妈说顺便就给我起了他（她）的名字。

      我上小学时，叫杨扬的人很少，整个学校也没有一个重名的，但是有些调皮的男生常用我的名字调笑取乐，见我走近，就拖长腔调“咩咩”地学羊叫唤，妈因出身不好，虽是西安全城最优秀的教师之一，书法、朗诵、话剧、歌咏样样行，漂亮的板书远近闻名，据说妈原是大学准备留校的，被人陷害，才被发配到城郊教中学，女人太有才华了，招人妒忌，学校的有些大人在工作上比不过我妈，就阴阴地迁怒于我家小孩，一些大男人，常用挂着水果刀的钥匙串抽出刀子吓唬说“杀羊了，杀羊了！”，伸出另只手想捏我的脖子，体弱多病敏感自闭的我每次受惊就大哭着奔跑回家，晚上会尿一大床，现在想起来还紧张地怕挨刀子，后脖梗还发麻发凉。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跟畜牲羊是同音，任人宰割，在外面受了奚落回家就对妈妈哭鼻子，很羡慕那些叫白敏芳、焦晓玲、卢丽霞、刘红卫、王保国之类3个字跟形势、看似普通、又让人抓不住谐音乱起外号的名字，到现在我都认为工农父母比知识分子父母有心眼，与家庭妇女斗智，知识妇女常会败下阵来。知识分子有种书呆子气，很多人心底单纯，有文化缺心眼的不少，看看街道的居委会主任你就知道家庭妇女的智慧有多高，肚子中的墨水不多，但能把党的方针吃透摸准。

  “文革”时期工农孩子在学校孩子也吃得开，班干部多从中选拔。我的父母都是“黑五类”，因为我的名字常被人乱叫，我从小就羡慕工农兵子弟，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臭老九”连起的名字都被人取笑，脱不了小资，太倒楣了。从小因特殊的名字令我心生压抑、自卑，学习成绩虽好，但到了2年级末才当上红小兵，成了最不爱讲话自闭的小孩，只有在语文课上老师念范文的时候，我的名字才被镀上一层金光。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转学跟大姐去了秦岭山下的一座县城，终于摆脱了名字的歧视，开始叛逆逃学，下河游泳误入深潭差点儿一命呜呼、去捉泥鳅、螃蟹、砸石子，钻山洞这是后话，作文依旧出众，别的课开始滑坡，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导引，让我一步一步跟笔杆结缘。

   高中时分文理科，我想去学文科，个性执拗的2姐非不让，硬是逼我学理科，她说，社会上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有道理的，你看咱爸妈都是学文的，一辈子都不得志，嘴爱说，话说不好也容易惹出乱子来挨整。我跟她商量到底要不要学文科时，她气呼呼地就把我正做作业的物理书一把夺过来扔到洗脚盆里“淹死”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那时候人才青黄不接，百业待兴，大学生分配来的寥寥无几，邓小平就宣布单位人事改革，公开向社会招聘人才，很多有志的“文青”都搭上了这趟车，进了千万人艳羡的文化单位吃上轻省饭。结果，高考前3个月我自己决定去考市广播电台的编辑，差3分落榜，爸妈批评我从小就任性，字乱得像一把麦草，“门面”不行，不好好练大字，问题就出在字迹潦草上了；高考也惨败“滑铁卢”，两边都耽误了。第二年，在高考补习班补课时，有天偶然看到古城唯一的晚报扩版要面在全省招聘编辑记者，我的心又蠢蠢欲动了，我2姐当时上电大，她一心想摆脱混凝土预制厂繁重的体力活，跟她们电大班的30多位同学一起报名去考报社。二姐报名那天，我非要跟着去，她磨不过我，就带着走。妈赶上来说，扬去看看可以，不准她报名，为自己逃脱今年高考找借口，我说，知道了，就是想去看看。

   走进南四府街9号晚报社内的报名处，人层很厚，我让二姐等会儿人少了再进去，我们就在报社老宿舍楼下的一排红瓦平房门口站着，这时一个唱着《老黑奴》英文歌子浑厚的男中音传了过来，我抬头一看，是父亲的故交姚允恭伯伯，姚伯属典型的旧文人，学识涵养一流，跟我爸一样，再落魄都是仪表堂堂的体面男人，当时出冤狱没几年，获平反回报社科教部做编辑。他问我们干什么，我说想考报社。姚伯伯说好啊，我带你们去看看，二姐报名很顺利，一切都符合资格，轮到我了，2个收拾得相当有文艺界气质的女子坐在桌后，盘着考究发髻的苏小姐说，不行，高中生别来凑热闹。我说，我反正考不上，就让试一试吧，姚伯伯说，娃想考试是好事，求进步呀，高中生爱玩，就给报了吧，报社还可以多收10元报名费呢！我赶忙附和说，对呀对呀，报社还可创收10元钱发奖金呢，老报人一句话，结果我就浑水摸鱼地报上了名。

考试的日子到了，那阵势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的悲壮，来者不善，很多人都是憋足了劲儿想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跳槽或改变命运，而且待遇是以岗定薪，发诱人的大学本科生工资。报社这边也是严阵以待，严格仿照高考的模式进行。报社子弟一律不许报考，出试题的老编名记们均被幽禁在“西安事变”曾软禁过蒋委员长的骊山脚下的华清池畔的宾馆。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笔试主要考新闻及写作、百科知识两大类，因记者必须是“杂家”，知识面一定要宽，这个难不倒我。我从小就属于好奇爱联想记性超好的一族，总是偷看哥哥姐姐看的小说杂志，小时候最爱看的书是《十万个为什么？》，还经常把父亲的医药书插图拿来临摹。小时候妈妈学校的老师就给我个外号叫“小博士”，常听他们夸这个小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正是儿时积攒的“童子功”在这次考试中大发威力，让我从1千多人中脱颖而出，二姐大三同学30多人全军覆没。我姐告诉她同学说，我小妹通过笔试了，他们回敬她瞎吹。

后来接着复试和面试我都一一闯过，可录取时成了难题，因报名时无业，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何承华亲自批示，让市人事局破格录取了全陕西唯一的社会女青年，当时社会风气正，在没有任何“后门”和背景，单凭自己的考绩，就被报社录用，让我的名字迅速地传遍了四周。在楼梯口碰见给我报名的苏小姐，我主动上前与她打招呼，她说，你到这里干啥呢，我说，我上班了，她一脸惊愕地说，妈呀，你还真考上了，你才多大的人，我说19岁，不小了。多亏你让我报名了，谢谢啊！我看着她摇着头不可思议地背影进了文艺部。

 来报社上班后，知道有位叫张扬的资深记者，他是暗中帮忙的贵人，他说复试时他参与了改卷子，给我打了高分。在监考时因为我稚气未脱甜美的笑容和会说话的眼睛吸引了他，他过来几次看了我写的模拟新闻采访，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跟他成了朋友，有次给他拜年，他说，娃呀，叔叔当年一定想叫你考上咱报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妈把你的名字起的跟我一样！哈哈！这次终于如了妈妈的心愿，暗合了前辈老杨扬的命运，开始以文为生，靠摇笔杆过活。

     后记：感谢我的母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给我了取了一个文人气意味拉风的名字，她不得志，潜意识里寄望我为她光宗耀祖，没有料到，让我背着“羊羊”之名的童年很不快活，童心受创，但是我的命运也因为这个名字而改变!感谢西安晚报社的张扬老师，因为跟你同名，27年前让我经历了金榜题名—人生最辉煌的一页。谁说好女不提当年勇！还有一个小插曲，据《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老师当年曾透露，因为我跟他的一位好友同名同姓，所以他跟我投缘，成为良师益友。听到我的名字，想起来了，孙老师当时眼睛亮了一下，特别多打量了我一会儿。再次感谢姚伯伯！让我一玩玩进了报社，得以女承父业，也成为曾采访过彭德怀大将军、胡宗南的西北大才子、坐过国民党监狱和共产党监狱的的名记姚允恭先生的同事，在此向这位学贯中西、为理想追求而生的新闻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