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传出社保大网将覆盖13亿国民的喜讯――尽管还是“将要”，但是给国人看到了曙光。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细节也已初具雏形，这被视为补上了社保领域的最后制度“空白点”。而且，社会保险关系的跨地区转移这一难题也将有望在2009年破解，出台方案。

　　一系列举措，使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关注民生、关注民意、带领国人度过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决心，对缓解贫富两极分化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无疑，这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将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别忘了关注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另一面因素。

      从2008年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来看，尤其是影响比较大的瓮安、陇南事件及波及范围较广的出租车罢运事件等，其缘起并非完全是因为百姓民不聊生无法生存，倒是因为政府的管理行为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不作为”和“不公开”这两方面――“不作为”，引起民众之焦虑和愤怒；“不公开”，导致民众“不明真相”和对政府行为的不理解、不支持。而“不作为”和“不公开”的行为恰恰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门无视民情民意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反映出民主、法制意识的淡薄。这是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多次批判过的现象。

　　以瓮安事件来说，如果警方在打捞、救助溺水者的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应有的作为），而不是说“现在天晚了，明天再说吧”，如果对于死者的叔叔到派出所来问询给予安抚和克制，而不是采取恶劣的“肢体冲撞”，如果死者的叔叔走出派出所没有遭到六个身份不明人的殴打（至今未见后续报道），瓮安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或不会出现那样大范围的恶劣后果，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在陇南事件上，对于行政中心搬迁这样会影响众多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情（行政中心的转移，必将带来经济活动区域的转移，许多市民的经济活动和赖以生存的营生受到威胁），如果采取了如当今国家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广泛搜集民意的民主做法，如果重视民生、民情，如果有较强的民主、法制意识，发动全社会各级政府、群众组织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将民众担忧的问题，以公开的方式与民众对话、沟通和妥善解决；就不会有群众到市政府上访，更不会是三十几个人的上访，却还要派代表才能对话。这就是“不作为”和政府信息“不公开”带来的结果，而且又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而在波及范围较广的出租车罢运问题上，反映出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管理方面一定程度的“不作为”和“不公开”。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处理得较好，正是因为重庆市政府及时亡羊补牢，及时公开信息和积极作为，而不是与所谓“闹事者”较劲儿。薄熙来书记的态度感动了出租车司机。

　　最近还屡见“违法上访”一说，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越级上访现象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采取打压的做法，甚至将“违法上访，坐牢罚款”的大字横幅悬挂街头。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想想，如果访民得到了本地政府认真的接待，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某些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们非得离乡背井上访吗？上访是旅游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上访是需要人力、财力和精力的呀！更使人无法理解和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并非个别地区）动用警力将一些上访的人作为“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点击链接），甚至关押，这就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了，这是违法行为。我们呼吁有关地区上级政府尽快处理这类事件，不要让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恶性膨胀，酿成新的事件。

　　综上所述，我们希望党和政府在从经济层面关注民生、民情的同时，不可忽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另一面――关注各级政府行政行为的迅速改善，关注各级政府官员民主、法制观念的强化。这与从经济物质生活上关注民生同等重要！

　　中国的百姓是善良、淳朴的，是通情达理的。正如广西南宁在一“烂尾楼”事件久拖未决，许多人开始烦躁和愤怒时，一位业主在论坛中写道：“我们不要陇南事件，我们只要政府解决问题”。是的，只要政府尽可能不出现“不作为”现象，只要政府积极、主动地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向公民公开相关信息，及时注重民意的搜集，及时与民众沟通，积极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而久拖未决的事情，杜绝滥用警力、权力侵犯公民自由的现象，和中央政府齐心合力，与民众心往一处想，群体性事件就会越来越少，政府就能与民众一起共同构建起和谐社会。

　　生存权利、民主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两大权利，构建和谐社会，中国政府要带领人民平稳度过世界性经济危机，不可不重视这两点――此二者缺一不可，也无法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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