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不是单纯的病理生理现象，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符号表征，隐喻着人们不同的文化理解及治疗的文化实践。中西文化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医学理论，决定了英汉词汇某些语义特征的差异。

医学语言文化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常以躯体症状的语言形式表达情感，例如，在描述呼吸系统症状的感觉时，人们用“屏住呼吸”描述瞬间美好的内心体验，用“令人窒息”来表达痛苦难忍的内心感受。这种所谓情绪的躯体化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西方人喜欢直言不讳地表达心灵深处的情感，而中国人则愿意用躯体症状表达内心的情感。例如，中国人会把愤怒体验为胸内的感受，把抑郁体验为“郁闷”。在中国农村，情感体验则完全可以用临床症状来表达。在躯体疾病范畴内，描述症状的措词会受种族差异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表明，美国白人和黑人在对呼吸困难症状的语言表达方式上存在着差异，白人患者选择“deep breath（呼吸深）”，黑人患者选择“tight throat（喉头发紧）”来描述呼吸困难。而我国临床工作中常用的医学术语“呼吸困难”直译于英文，显然存在不足，不能完全反映文化和种族对症状感知的影响。

疾病的文化蕴涵

在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世界性的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复杂，全球化的异地文化移民人群不仅丧失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形态，并易于暴露在后工业化社会的负面影响之下，如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歧视，暴露于放射废弃物的污染、毒品滥用、不良生活嗜好与精神困惑等。这些都使现代都市疾病流行在人群分布上呈现亚文化背景的特征。因此，与传统文化社会情况相反，由于商品市场和工业化社会主导人们的理念和生活形态，人们已不再是通过身体来理解外部世界，而是利用计算机、信息、生物技术等时代主流技术，结合宗教哲学观念理解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例如，病毒、瘟疫此类泛指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的医学名词在各种语言中几乎都成了一个繁殖力和适应性很强的隐喻，可用来指天罚、祸患、烦恼等一切令人折磨的灾难，以至于“病毒”还悄然地进入日常的计算机领域，软件病毒被描绘成具有复制行为的生物病毒，不断地感染与扩散其内在的隐喻。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古希腊人而言，疾病的隐喻是以天灾的面目因个人或群体的过失领受上天的惩罚或报应。进入基督教时代，“宗教惩罚病”与受难之间被赋予更多的道德含义，下列这些表达同类疾病、构成某种语义场的医学语词，蕴含着某种深层的文化隐喻，如“black death（黑死病）”、“Saint Vitus’ dance（圣维特斯舞蹈病）”、“leprosy（麻风病）”、“Anthony’s fire（圣安东尼火，麦角中毒）”、“English sweating disease（英国汗热病）”等瘟疫传染病名透泄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愚昧与黑暗。如果说传统的疾病隐喻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那么现代的疾病隐喻则是一种直接介入政治的指控或批判。典型的实例是AIDS的文化隐喻涵盖了当今世界在诸如传统与现代、科学与宗教、主流社会与亚群体等方面的冲突，表达为诸如“道德病”、“西方富贵病”、“非洲贫困病”、“同性恋者的病”等。
     

美国当代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曾专门就“疾病隐喻”考察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如何从仅为身体的一种病又转换成一种道德评价或者政治态度。1978年，她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隐喻的疾病”长文，对“结核病”与“癌症”的文化内涵做出深刻的剖析：“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癌症从隐喻上看，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结核病引发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病态幻影，它被认为是一种优雅的、赋予死亡以启迪意义的灵魂病，“当描绘垂死的结核病人时，就把他们塑造得更美丽、更真诚，而当刻画垂死的癌症病人时，就尽数剥夺了他们自我超越的能力，让他们被恐惧和痛苦弄得毫无尊严”。时隔12年后，她又发表“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一文，选择艾滋病作为双重隐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过于密切……艾滋病产生了似乎数不胜数的大量症状-疾病；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避之惟恐不及时,甚至连医生也不敢前来时……这是对病人公民权的剥夺,是将病人逐出社会。”桑塔格无疑是福柯所倡导的医学符号考古学的实践者，她通过疾病文化隐喻的研究清醒地洞察到20世纪60年代后文化现象与本质、词与物的分裂，试图通过其文化批评让越走越远的词重新返回，使现象重返本质。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更是将医学符号学的研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一书，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进入医学符号学的考古层，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医学“诊治档案”或者说是医学“话语”进行深入的考察，从中揭示出有关疾病、死亡等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他选择医学语言这一切口演绎“症状（sympt?觝me）”与“征候（signe）”的不同语义价值。他认为：“在18世纪的医学传统里，疾病以症状与征候的形式出现在观察者面前。”症状是可见的，是疾病某种外在的表现，而征候是最逼近疾病本质的东西，具有预后性、既往性和诊断性。“征候通过不可见者表明远景、里面，后来者。它关注结局、生命与死亡，还有时间，涉及僵化的真理，即已知隐秘的真理，这种真理是症状在其显象之上重建起来的。”症状建立了能指与所指不可分离的表面现象，显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现象，一种独立于健康而自成一体的现象。而医生的介入使疾病成为诊治对象，也就是说，医生在临床场所的“看与知”把疾病因素整合起来加以分析和诊治，将症状改变为征候，从而抵达疾病的本质。因此，疾病源自于症状的自然秩序，只有医生的分析才能发现疾病。当病情明了后，医生需要“说出”一套清晰的临床话语，并用文字符号准确地制订出治疗方案；“正是描述，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描述中隐含的语言活动主宰了从症状向征候的转变、从病人向疾病的转变、从具体个人向概念的转变”。一种表达医学理论的医学语言应运而生，“所见”与“所述”在疾病中直接沟通，“所述”包含着疾病的所有存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福柯在实现临床档案的考古学描述过程中，引入“言说（dire）”的新观念。他将“言说”区分为“说出的话（ce qui est dit）”和“说的对象（ce qu’on dit）”两个方面，即名与实、词与物的关系。名与实、词与物、所谓与所述之间构成一条密不可分的链。疾病是可见者，名称是可述者。可述者是可见者在论说实践中的符号性表现、抽象、共相，可见者则是可述者在非论说实践中的现实性表现、具体、殊相。可述者存在于可见者之中，可述者包含可见者，都是实在的。“说的对象”永远是具体可见的实或物，有待“看”的描述来整合进“知”的体系；“说出的话”则是一种可以陈述的抽象符号，唯有陈述才能揭示客体的物，唯有对客观物进行分析才能实现客观物的符号化，从而建立起客观物的符号理论体系。福柯在医学符号考古实践中发现了语言新功能：“论说”体系，为他一生阐述知识与语言、知识与权力、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哲学思考奠定了基础，也使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医学符号学研究表明，人体疾病不是单纯的病理生理现象，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符号表征，隐喻着人们对于疾病的不同文化理解及治疗的文化实践。随着人类对于人体健康状况与社会关系的深入了解，医学人类学关于疾病文化隐喻及社会符号象征的哲学阐释已步入当代科学的前沿，并致力于社会健康政策的跨文化发展。现代的医学建立在一种医学检验工具的理性基础之上，强调疾病背后的身体症候及其转化，所有这些又都是建立在对于医疗制度的完善以及医学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之上。就医学而言，身体的不舒服是某种疾病的征兆，医学的治疗功能在于修复和恢复身体的正常生理指标；然而，就现代医疗意义而言，个人的疾病更多地成为一种隐喻的平台，身体的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政界人士、知识精英、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成为一种符号性的判断，成为一把衡量人类道德的尺子。例如，饮酒、吸烟、肥胖等本属自然发生的社会现象，此刻都成为了医疗整治的对象。现代疾病的分类概念将病人群体与健康人群强行分离，传染病人、精神病人遭到最为极端的隔离，医院成为一种半开放式的隔离室，看病也就是一种隔离。病人一旦进入医院的空间，第一步就是接受各种检测仪器的筛查，初步判断你患上某种疾病；然后再被安置到相应的专科病房，接受专科医生更专业的治疗，患者纯粹的肉体体验被当作一种特定的疾病来理解，被专科医生用解剖、病理的概念“阐释”成一种理性层面的病理问题；由此病人进一步被隔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这一狭窄空间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着符号意义，那就是凡是呆在这个空间里的人，都被确定患上某种需要治疗的病症，“病人”便成为这些受过现代医学诊断的社会成员的群体符号，疾病的痛苦从此不再只是肉体的残缺和疼痛，而更有因负载了符号赋予的意义而产生的精神折磨，“疾病隐喻”就此得以呈现。

疾病的思维差异
     

首先，不妨通过对“证”、“症”、“征”的辨析，来探讨一下中西方文化对疾病的认识。“证（證）”与“症”是中医术语，“證，疾病證候也，俗作症”。“症，俗字，读如正，病之徵验也，古皆作證”（《辞源》）。“证”指中医学的证候，是医生根据中医理论及望、闻、问、切的四诊，概括病因、病性、病位、病理的诊断术语，如“循证医学”、“主证”、“虚证”、“适应证”、“禁忌证”等。“证”是中医学术思想中非常独特而重要的概念，是西医所没有的概念，“证”反映中医疾病的本质，目前约有311种主要证型。它不仅有病理的概念，还有生理的概念。因而，证候既等同于证，又可理解为证的外候，是疾病的外在表现。“症”指症状，即病人的临床主观异常感觉，属于现代医学术语，如“临床病症”、“重症”、“主症”、“并发症”等。“征”是“徴”的简化字，在古词源中没有病象意义，是现代汉语移译西医典籍时创造的术语，如“syndrome”译成 “综合征”、“indication”译成“指征”，“sign”译成“病征”、“体征”、“征候”，“sign and symptom”译为“征象”，等等；但是“symptom”常译成“症状”，因为中西医之间存在概念重合的现象，又如“适应证（症）”、“禁忌证（症）”对中西医都适用。从医学符号学的角度分析，疾病是一个整体，疾病以“症状”和“征（证）候”的能指方式呈现给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分既在于它们主客观呈现的形态差异，也在于它们内含的语义价值；症状是疾病最自然的外显状态，征（证）候往往是预示性的，正是意识的介入将症状变成征（证）候，共同描述着疾病的未来，最终以所指方式的“证”指向疾病的核心或生命的本质。
     

症状实为疾病之“标”，病因才是疾病之“本”。中西医对“标”的认识是一致的，即疾病的客观表现，即症状和体征。但对“本”的概念看法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医认为，产生疾病的原因乃是阴阳的失调，具体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六淫、七情、疫疠、痰饮、淤血等，所有这一切皆源自古人朴素的自然观，皆不可精确定量、客观描述，乃是医生一番望、闻、问、切后的主观臆测和附会，不同的人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医者，意也”。中医是在没有发达的组织学、解剖学等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中医里的“气”、“血”、“营”、“卫”、“津”、“液”、“燥”、“湿”、“寒”、“暑”等概念，表明中医学对解剖实体的依赖程度不高。同时，中医的名词术语更多是描写医者观察事物的内心体验，而非写实的，如命门、三焦、经络等概念。因此，中医至今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古老的传统，过于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无疑会妨碍其现代化进程；同时，如今所谓中医现代化采用西医的实证方法研究中医的体验，似乎正混淆了语词写实与开放的两种不同功能和意义，难怪会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西医源自古希腊文明，其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他们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实为一种整体医学。医生非常重视个体健康的特殊性，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机体内部“体液”出现了紊乱，疾病乃是自稳调节（hemostasis）的紊乱所致（与阴阳失调有点像）。但是，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体液学说”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西方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抛弃了原有的传统，走出一个新的方向；“人们认为真理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和未来；不是在书本而是在躯体上；医学进步不是取决于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权威而是取决于观察、实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病人生前和死后的密切检查”。渐渐地理性主义渗透到了医学的各个方面，一切都强调以实证为基础，以观察、检查、证据收集来进行验证。临床医学通过检测血液、尿液、组织切片以及各种医学影像技术的应用，来了解疾病的进展，并力求使病人得到早期的诊断与治疗；现代医学研究通过连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显微镜、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渐至今日发展到了基因的水平，创造了一系列非常强有力的医疗手段，在疾病预防与诊治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中，疾病越来越变得比病人重要，人们开始以某种方式谴责西医过于技术化、非人格化的倾向，谴责它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非病人的利益。近年来，西方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西医回到传统的起源，同时开始从东方医学传统中寻求另一种互补的医学智慧。
     

中西文化体系滋养出不同的思维方式。西医诊断讲究从病入手，抓住一个“病”，即一个疾病单元，从它的病因、病理、症状、诊断、鉴别、治疗、预后说来,以一种不同于中医的全新方式思考疾病与健康，这是一种倾向于唯物论和还原论的思考方式。中医主要从症状入手，以“证”将其归类，探究其内在的联系，然后处方用药；所谓“辨证论治”包括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证论法和以方遣药，即把有联系的症候群、病因、治法、方药串在了一起，提纲挈领，便于后人诊治。因此，中西文化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医学理论，也决定了英汉词汇某些语义特征的差异。例如，西医词汇中充塞着以创造发明者姓氏命名的医学冠名术语，而中医治法也是丰富独特，但在中医史籍上却没有发明这些方法的任何一个人名。这不能不说是中西医发展史上令人深思的差异：中医治法是民俗经验的积累和提升，往往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西医则是科学对生活的渗入和干预。
     

然而，“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西医概念与指称客体的关系是唯一和确定的，西医强调的是概念同异分立的形式逻辑；而中医概念具有多样性，中医强调的是概念之间联系的对立同一和矛盾转化。如“阴阳”可指结构、功能、性别、征候、药物等任何可以一分为二的事物、运动和现象。阴阳观念成为中医学的基石与核心，以此为范畴形成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解释一切具有对立关系的物质、运动和时空特性及其规律的工具。中医《黄帝内经》运用阴阳学说将原已建立，但并不一定具有对立统一性质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只具有通异分立性质的零散概念之间有了辩证的关系。《黄帝内经》不仅承接了《周易》中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脉络，而且直接使用《易传》中的虚实、动静、刚柔、生死等对偶范畴以及《老子》中的有无、难易、前后、祸福等对立范畴，借此进一步创立一些适合描述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对偶或对立范畴，如表里、寒热、上下、左右、内外、腹背、脏腑等。难怪从现代语义学来看，《皇帝内经》中两极和对立语义场特别丰富，有关描述生理、病理、治则的词汇总是成对出现。例如，“人之阴阳”、“天之动静”、“气之先后”、“气之盛衰”、“病之逆从”、“病之新故”、“六府强弱”、“策其浮沉”、“调其虚实”等，构建中医理论的这种词汇语义特征均为儒道辩证逻辑思想的深层反映。
     

诚然，医学语词体现一种文化思维的烙印，语词蕴涵着概念，概念是逻辑思维的基础。“概念”在中国逻辑中称为“名”，“名正”即概念清楚准确，是华夏民族认识世界的基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儒墨正名逻辑奠定了中医《黄帝内经》形式逻辑的基础，《黄帝内经》完全实践儒墨的“名正言顺”、“以名取实”的逻辑主张，对先秦有关人体穴位、经络和病种的认识进行大总结，全书一百余处界定了病种名，实现了“其病各异，其名不同”（《素问·风论》）的分类和正名的目标。这是中医理论构建的第一个里程碑。正是有了《黄帝内经》对病种及其生命现象的“正名审分”的工作，中医的辩证思维才得以兴起与发展。中医史上后来出现像《诸病源候论》《本草纲目》等不少概念清楚的各类科学著作，均与正确运用正名逻辑方法有关。
     

从医学符号学分析，中医往往使用同一套隐喻性符号系统，“阴阳”、“四时”、“五行”既指自然界的现象，也指称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自然界有阴阳，人体也有阴阳；自然界分四时，人体也分四时；自然界有“五行相克”，人体中也有五行相克。这些医学符号以一种隐喻手法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同时儒、道、医三者殊途同归，中国儒道伦理、军政制度中形成的思想范畴和思维概念也影响着医学科学概念术语的形成。例如，《黄帝内经》中更见转借或类比的军事隐喻，叙述生理和病理的现象，无论是将脏器比之于军政，还是以战事释医理，兵法解治则，还是以“君、臣、佐、使”论方药配伍之法等，中医移植的所有符号，并非自然的天象或政治伦理概念的社会内容，而只是概念间的符号逻辑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军事隐喻早已融入临床实践及大众健康教育之中，疾病被看作是外来微生物的入侵，大规模的疾病暴发会被描绘成对社会的入侵；不但身体功能会随时调动自身的免疫“防卫”系统，借助于“攻击性”的药物来对付入侵者；而且整个社会公共防疫系统会随时启动应对各种突发的流行性疾病。正是由于疾病本身一直被看作死亡、人类的软弱与脆弱的一个隐喻，人类减少已患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慑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是一场战斗或战争。
     

因此，现代医学语词连同涉及症状、征（证）候的医学信号、影像、图谱等等疾病指征，不仅仅是联结医疗疾病知识的介质符号，而且直接化为需要重新认识的客体世界，值得我们作一番医学符号学的深入探究。当我们的目光进入疾病认知表达机制的各个层面，考察医学语词与非语词介质符号的各个层面时，词与物、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那种想象被一种更纯粹的目光所渗透，并得到还原、强化与延续；尤其在基因时代到来之际，随着基因图谱对疾病的成功破译，一种新的疾病诊疗空间豁然开启，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得以重新排列，一种全新的医学表达方式：预测疾病倾向→目标筛选→预防→诊断→治疗→监控，一种更精确的对疾病的预示性描述，一种更贴近事物本质的言语表达，更真实有力地揭示出医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