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运人士和部分掌握了部分海外媒体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及知识分子）的言行长期脱离了海外大多数华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一些极端的说法和作为更极大地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反感，从而将大多数海外华人推到“海外泛民主派”的对立面，以致人们在海外一说起民运、民主，就马上联想那些人的负面形象，那就是片面性、形而上学、上纲上线、极端化、逢中必反、非敌即友、唯我独“民（主）”，因此逐渐失去了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我年轻时误入政治，人生一大段时间是从事政治学和历史研究的，从中国高校到美国高校。那时对政治非常热情，也非常理想化，但一旦真正接触到海内外政治现实，进一步了解了社会及人性的黑暗和弱点后，以往的热情便慢慢地消退下来。但是，我越是脱身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越作为旁观者在观察反思中国的民主的“前世今生”，就越带了几分客观、冷静和理智，慢慢形成了自己对很多问题独立的立场和观点。现将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个人观点罗列如下：

一、海外民运衰退的基本原因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宪政研究时接触了不少批海外民运的著名人士，虽然很久以前我便离开了学界，但一直在观察他们的言行和表现。令我遗憾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海外民运组织及负责人经历了内斗、分裂、转向、堕落（部分人），从整体上说“海外民运”几乎已经失去相应的力量，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负面的政治符号。他们对中共国内外政策的批判及中国前途的分析、预见、呼吁也大都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空洞的、无效的和失败的。海外民运的衰退是不争的事实，有人为此开玩笑说：海外民运组织在全球范围算起来有数十个之多，但搞了几十年，所有的民运组织成员加起来也只不过数百人，其中一半还是申请“政治庇护”的“阶段性成员”。八九年后在海外一度风起云涌的海外民运已成为昨日回忆。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长期脱离国内的政治经济现实土壤，无法就中国问题找到既有理论影响力，又有行动着力点的切入领域，从而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势力角逐及海内外华人中的边缘化力量。再加上个别人缺乏民主素养，宏观政策、策略失误（我在后面还会讲到）和经济来源“断炊”等原因，因此造成今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局面，这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宿命。

从我们纯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海外民运从过去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失落又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无论你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中国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经济上的崛起、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是一条明显的上升曲线。我曾经做过研究，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或强国在其国力崛起的过程中，尤其是上升的初期阶段，会因其非经济因素而遭遇夭折的，无论那个崛起过程是否充满着野蛮和非道义。这里我所说的“过程”其实也是指“国运”，即一个国家在其发展阶段中的运势。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因为该大国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人和”的因素也许会引起争议，但改革开放时期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和”状态显然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更何况，“人和”因素也包括政策执行力，一元化的领导体系对后发展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还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些优势和因素消失之前，该大国的“国运”不会轻易夭折和逆转；即使其优势逐渐消失，它的“国运”转变也会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还有一个因“惯性”而带来的继续发展，绝不会一朝一日突然衰败。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过程才延续了三十年左右。虽然今天我们似乎看到其上升趋势似乎有了钝线的出现（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也有可能在今后某个时期（若干年，若干十年）发生趋势的变化，但是在这种逆变正式来到之前，轻言判定中共统治的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是建立在缺乏世界文明史发展规律支持的空想之上的。反观某些海外民运人士，自八九年以来一直从主观愿望和意识形态出发，拒绝承认、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大势，一次又一次地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或从局部及微观现象，寻找中共即将灭亡、中国即将崩溃的证据，并因此来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显而易见，这是在战略上犯了判断性失误的错误。历史的发展有时候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困境

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自80年代实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取得的成绩斐然，不但为西方所瞩目，也为世界华人所肯定。但是，由于执政党错失良机，没有同步实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至今，不但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毫无实质性进步（某些领域反而还不如80年代），而且导致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特别表现在社会分配贫富不均、贪污腐败以及在落实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停滞不前。这一基本判断已经得到大多数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公认，连体制内的温家宝总理都在海内外多次呼吁要政治体制改革。

在不满现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体制内改革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最佳时期。如果那时候实行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尚在一定限度之内，作为改革的主导者不会因改革失去太多，社会上中产阶级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因其社会良知驱使，会愿意支持并配合执政党改革，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社会在改革中的阵痛也会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因此改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然而，时至今日，掌握权力的特权官僚阶层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已经使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权钱交易所产生的不法利益已经成为大多掌权者的“原罪”，任何带有实质性措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局部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将或迟或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执政者庞大的既得利益，发展下去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任何与权力再分配密切相关的局部改革，迟早会引起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其演变的可控性为主政者所无法掌控）；此外，社会矛盾的积累也已经积重难返，使改革的难度极大地增加；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虽然对现状不满，但在稳定现有社会结构秩序问题上，从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也会和执政者形成共识。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执政者不但在推动改革的意愿上缺乏任何动机和刺激，反而对此充满恐惧和忧虑；同时，社会上其他改革的推动力量也都呈现真空状态。除此之外，改革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关系也对中国执政党发动政治改革不利。世界经济危机基本渡过后，西方针对中国崛起情绪上的不安已经转化为实际的“围堵”的行动，中东美国原盟友国家“茉莉花”（“阿拉伯之春”）运动背后或隐或现的西方影子，更使执政党感到西方友善背后的“祸心”，从而对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中可能受到的西方“影响”和“渗透”身居戒心。加上执政党高层像邓小平那样的强人早已不复存在，党内各派系互相制约，任何核心领导人都会担心因改革不可承受之后果而被对手在政治上抓到把柄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势。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执政党只能消极地从邓小平手里拿出“稳定压倒一切”的不变招数，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维稳”政策来应付日渐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困境。即一方面动用国家财力向照顾弱势群体倾斜，调整有关政策，缓解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又收紧、控制意识形态及社会舆论，并采用包括动用“国家机器”等一切手段将任何可能导致对执政党政权构成威胁的人与事消灭于“萌芽”之中。党内以重庆模式的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甚至企图尝试用一种切割与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实践、吸取“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内涵及毛时代的某些政策及思路，包括群众运动之方法，来缓解社会“贫富不均”的矛盾，去争取社会上一部分在经济改革中未获得实际利益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企图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偏方”。

显然，上述种种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根源，即权力失去制衡与监督。对此我相信连中国领导人自己都已心知肚明，否则温家宝总理就不会在海外一次次地大声呼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重庆模式为什么在过去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议和批评，发展至今甚至演变到今日世人震惊之乱局，其必然性也是出于它丝毫也没有触及对决策者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绝对的权力代表绝对的腐败，腐败不仅仅会发生在经济领域，也会体现在政治领域，因对权力及欲望的无限制追求导致不惜任何手段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路究竟在何方，是摆在执政者和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海内外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难题。就我个人而言，显然我愿意支持任何可以导致中国民主、进步、自由、人权平等、经济繁荣、民众幸福的可操作、可预期的成功方案，但是至今为止，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既可解决问题，又能顾及各方利益，且可避免对社会产生重大冲击的方案。当然，我曾经也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知道历史的发展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是充满着各种偶然性，是各种力量、各种事件互相作用、互相抵消、错综复杂的过程，最后形成的结果非当事方或旁观者者事先可以预计。中国的这艘大船究竟能否达到理想的彼岸，作为中国人，我永远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祈福。

三、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之研判

中国维稳经费年年增加，群体事件却愈演愈烈，已为世人所共知。但是，接下来摆在我们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面前一个问题是：这些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加剧是否会导致中国执政党现在的统治危机呢？许多海外华人特别是民运人士对此抱肯定的回答，甚至认为中共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的垮台前夜，民运人士还将自己未来的前途寄托在这种可能性之上。许多国人（特别是有钱人）也对此深感担心，去年国内出现的投资移民潮即是其反应之一。但从我的观察和分析来看，群体性事件远未达到可以摧毁现有体制及社会结构的地步。

毋庸赘言，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及乡村出现越来越多的，因分配不公、官僚腐败及其他社会公共性问题（土地纠纷、拆迁、司法不公等）而引起的所谓群发性事件，并不断朝“规模化”、“非理性”，甚至“暴力”倾向发展，民间（通过网络）体现出来的对执政党及政府的不满、批评，甚至“辱骂”，也越来越甚。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目前这种“群发性事件”或“民变”，在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参与、领导，以及与城市知识分子联手结合的情况下，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导致所谓“天下大乱”乃至 “一日变天”的结果的。只要冷静地观察已经发生的“群体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一、“事件”发生的地点大多是中国中小城市和乡村，较少发生在大城市，而且没有出现各地区同时、同事（情）联动的格局。

二、“事件”的起由大多与民生有关，鲜有直接牵扯到政治问题。即使有的话也是仅仅牵涉到事件背后的“贪官”和地方政府不法因素。

三、社会各阶层没有对某一事件产生联动效应，特别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没有“卷入”事件，甚至连为之在道义上“发声”的人也为数甚少，对社会动荡敏感的大学生群体更没有产生“巨变”前的“集体骚动”。

四、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两手政策中，越来越多朝“妥协”的方向倾斜，曾被海外部分媒体称之为“人民起义”的广东陆丰的“乌坎事件”以意想不到的结果落幕，恰恰证明了执政者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灵活性和新思维。

五、在网络时代，此类事件往往会被人有心或无意放大，甚至严重失真（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实例），长此以往，造成社会大众往往对事件的真实性抱有合理的质疑，造成事件对大众心理的冲击性日益降低。

以上几点是否可足以说明，目前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尚没有动摇具有庞大资源的执政党统治的根基，更何况执政党还有以“党指挥枪”为原则的军队在为其“护航”“保驾”。至于社会大众的不满声音，本身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执政党（官僚）和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民众情绪借各种渠道手段（网络、“段子”等）的发泄，实际上是在一个没有投票表达民意的社会减轻社会尖锐矛盾的“火药气”的手段。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即民众骂政府是正常的，不骂政府的社会反而是不正常的。因此，我认为把中国百姓的普遍骂娘现象，当做执政党即将垮台的迹象，显然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虽然我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乱象远没有到达导致社会或政权到了崩溃的前夜，但我必须承认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持续的时刻，执政党的政治统治模式已经越来越暴露出来它的现实及历史局限性，社会的畸形发展已经触及百姓能够容忍的底线。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互为因果，各种利益互相制约，彼此消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使中国真正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是为摆在中共十八大面前的一大难题，一大责任，一大危（转）机。

四、海外华人政治生态过于保守之原因

这个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选择在西方民主国家生活、受到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观熏陶，并对此认同的华人一到对待中国民主问题上时，其立场会变得如此保守，甚至还比不上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直言敢谏。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共采取“恐吓”政策，以取消回国“签证”来威胁，使华人不敢发声；也有人说这是中国“钱大气粗”的统战策略产生了效果，拉拢了海外大多数华人；还有人说这是受中国犬儒文化的影响，将华人自己的命运和政府连在一起；更普遍的说法是太多的华人在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愿意去得罪中共，等等，说法不一。这些说法或许都能在生活中找到某些例证，但是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海外华人会那么反感对中国或中共的任何批评，会那么听不进海外对中国民主的任何宣传和呼吁，更不能说明为什么十几年前同样在海外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声援学生运动。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海外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运人士和部分掌握了部分海外媒体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及知识分子）的言行长期脱离了海外大多数华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一些极端的说法和作为更极大地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反感，从而将大多数海外华人推到“海外泛民主派”的对立面，以致人们在海外一说起民运、民主，就马上联想那些人的负面形象，那就是片面性、形而上学、上纲上线、极端化、逢中必反、非敌即友、唯我独“民（主）”，因此逐渐失去了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突出表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批评批判中共的同时，犯了共产党过去的错误，即不分批判对象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阶段的变化，不分政治还是其他领域，一律加以“妖魔化”，打棍子，带帽子，“看你的过去就知道你的现在，看你的现在就知道你的将来”。一句话，中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坏事，任何中共的政策都“包含着祸心”和“邪恶”，都是为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都是灭亡前的挣扎；任何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都被说成是伪造、宣传，连办奥运这样的事情都要从意识形态出发说成是当局“动用民脂民膏，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将海外的大多数华文媒体，只要不登其文章，不附和其观点，都说成已被中共“金钱”收买，成为中共的“同路人”，等等。如此极端，几乎打倒了除了他们之外的所有人，当然会造成脱离大多数华人理性能够认可的底线，不但无法推动海外华人对民主的认同和追求，反而适得其反，使大多数华人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长此以往，“民运”在海外势必逐渐失去其道义的制高点和号召力。

二、在批判中国某些社会现象时，混淆人性的丑恶和执政党的责任，将社会上出现的由于人性的丑恶而导致的，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问青红皂白地全部归咎于中共，万变不离其宗，公式化地加以批判。就像卖假酒和假奶粉、不合格校车导致儿童丧生等例子，我并不排除这些事件背后现象可能直接、间接地扯上贪官的影子，也不否认中国没有新闻监督是产生并加剧这种丑恶现象的原因之一，但人性的贪婪和丑恶毕竟是事件发生的最根本的祸首，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民主国家的印度和实现了“民主化”的俄国最近都发生了类似事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后，执政者往往都会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全国范围予以防范。

三、但凡涉及中美矛盾、分歧，一律从意识形态出发，说是中国错，美国对，美国永远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中国一定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殊不知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以考虑地缘政治及保护和增强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是实力的对比和较量，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一直在和朋友宣扬我们政治学的“普世”观点，即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史上可操作的、已被证明了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选举人制度、两党恶斗等）；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则有太多的本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包括美国特殊利益集团游说的因素，在历史和现实上都留下太多可批评的记录。若想了解这些，看看美国历代总统的回忆录便可一目了然。如美国中东政策对不同国家的区别对待、美国对伊朗和朝鲜核发展的不同态度、美国对京都协议的否决、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变化，等等，都说明其对外政策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敢于违反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但就是这一点最基本的政治学常识，我们那些泛民主派朋友也不愿意接受，继续我行我素，自我满足在“政治正确”欣喜之中，不加分析、区别地支持美国，否认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否认中国的某些国家利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当然加剧了海外华人对他们的不满。

四、每当提到中国的有关问题时便说：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抽象地看，一个政党当然不可以代表国家，一个国家和该国家政体的形式方式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党政合一的国家中，有很多与百姓生活和民族大义直接相关的事务只能通过一个有“国家”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若像民运或泛民主派人士那样处处讲意识形态，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便一定会陷入这样一个困惑：你每当说起中国时非要先分清楚是指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政党的中国。落实到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南海是属于中国还是中共？中国政府派出钓鱼岛执法船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中共？奥运会是中国办的还是中共办的？领事馆是中共开的还是中国开的？中国国际地位上升是否也要区分中国和中共？这些，你能分得清楚吗？太多的问题，按照他们的逻辑是无法回答的。偏偏这些泛民主人士不愿意改变思考这些问题的片面逻辑，在表达其反共立场时将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人与事一网打尽，因此越来越在海外华人中陷于孤立。

五、由前一个问题相关的，就是将海外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社团和中国血缘上天然的亲近性一律说成“亲共、媚共”。我不否认有部分华人社团领袖出于私心或胆怯，平时一切唯领馆官员意志是图，不敢站在公正立场上对中国及中共存在的问题说一句不是。但我认为，大多数华人社团的日常活动还是以本地华人联谊为主旨，大多数普通海外华人的爱国，是因为他们身在异乡，所以关心他们原来居住国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所说的中国就是活生生的、每天在新闻中看到，和从家人中听到的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对他们的绝大多数而言，“中国”两字是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虽然他们有些人今天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表现麻木，也有的人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听不得人家对中国的任何批评，但是他们至少不应该成为海外泛民主派攻击仇视的对象。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出现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海外华人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富人阶层，都会成为民主中国的拥护者。

六、某些海外知识分子混淆政党人士立场和民间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区别，加剧了海外华人的政治分裂。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党人士是受自己政党的政纲所驱动，为实现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标而奋斗的人士，为达到政党所追求的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在合法前提下）。从这一角度看，海外民运的政党人士在其政策方面“逢共必反”在理论上和理念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当然他们要不要讲究策略另作别论。就像美国的反对党，对执政党的任何决策都不会轻易表示认可赞同，甚至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千方百计地反对（对外政策除外）。美国去年在提高国债问题上的两党不必要的对立造成全美、全球金融市场大波动便是典型的一例。但是海外很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评论中国问题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和海外民运人士完全一致的立场，混淆了自己的身份。照理说，他们应该保持自己对中国问题观察评论的独立性和理性态度，在一人一事的评论上表现出更多的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以此去赢得大众的认可和支持，在海外形成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正面力量。即使自己的长期的政治理念和追求与某一个政党理念的相同，至少也要在策略上注意自己评论及言行的客观性，避免标签化、脸谱化、简单化倾向。海外华人中这些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言论的“政党化”，更加推动了普通华人的“选边站”，向中共靠拢，理性、独立的言论空间进一步被挤压，由此不但失去这些知识分子本该在海外华人中启蒙民主意识、宣传自由理想应发挥的作用，而且造成今日海外华人特殊的政治生态，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以上四个方面对中国政治问题及海外华人政治生态之分析确实是概括了我在海外生活二十年，以我个人特定的学术背景出发，对相关问题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我个人对任何海外政治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特别的成见。我认为我们生活在西方，对任何主张都应该予以理解、包容与尊重。如果因为我个人文字而对一些人有所冒犯，这绝不是我的本意。我还必须说明的是，我在本文中的观点并非要表达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完整理念和主张，只是针对相关问题中比较突出而又被人忽视的某些方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我也没有能力对解决问题提出任何“灵方妙药”。作为一个政治的旁观者，突然想坐而论道，难免做不到客观全面。匆匆写下这些，一是因本刊约稿，二也是想借此整理一下自己在上述方面长期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