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能走多远？

中国《炎黄春秋》副社长 杨继绳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

2013年09月23日

这里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即中共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前的官方解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几个特点：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生活资料按劳分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实践证明这几条行不通。1992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此就不搞计划经济了。他同时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他说的“根本制度”就是共产党的领导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三个要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公有制，市场经济。这三个要素能不能和谐地组合成一个稳定的制度体系，就决定了中国道路能走多远。

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公有制能不能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呢？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探索。“结合点”就在国有企业上，即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这16个字是1993年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其中有制度意义的是8个字：“产权明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就是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法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针对过去“大锅饭”的弊端）。

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仅可以随意支配企业资产，还可以自主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的利润比政府向它的投入还要少。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比普通员工高几百倍，他们的公务消费更是惊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平均每天的公务消费4万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不是“国有”，而为独立的利益集团有。“政企分开”也很难，国有企业不愿放弃政府的权力资源，政府官员也不能舍弃国有企业的利益。政府官员为国有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国有企业为政府官员输送利益。国有企业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包括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群体。

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互相对调的：今天他是政府部长，明天是企业董事长。他们直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动，不需要通过“旋转门”。依靠政府的行政权力，国有企业成了垄断企业，中央直属企业成了巨型垄断企业。中央垄断企业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政府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这些行业，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政府最大的支持。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退出不赚钱的领域，大规模进入房地产这一类的高盈利的领域。尽管如此，国有企业的效率还是很低，它占有全国60％以上的资源，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对就业岗位的贡献不足20％。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出现了巨额亏损。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快速扩张，挤压了民有经济，也扭曲了市场。在巨型国有企业里，挥霍公款，贪污腐败的情况十分严重。

实践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不成功的。

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能否结合？

市场经济应当和民主政治相配套的，中国不是这样。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三十年经济改革使得政治制度比毛时代宽松一些，但没有触动毛时代制度的根本，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权力不受制衡，权力高于一切，掌握权力的人为所欲为。这样，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是“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主导经济发展、参与市场交易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政府主导的、扭曲的市场经济。权力是由官僚掌握的，所以，权力市场经济也就是官僚市场经济。

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经营活动、行业进入、经营资源（资金、土地、项目等）都必须由官员审批。官员的审批权不受法律约束，有很大的随意性。谁得到官员的审批，谁就得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越大，越容易发财。而没有权力的人们很难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财富。

由于权力不受制衡，一些官员公权私用，权力本身成了进入市场交换的商品，而且是一种十分稀缺商品。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在中国很盛行。权力交换从经济领域发展到教育、人事、法律等各个领域。和有权力的人建立关系是社会生活、企业经营不可缺少的，权力关系网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你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人物有关系。与官员关系密切的人，如官员子女、秘书、司机、情人，都是权力关系网上的重要角色。

在权力中心周围有一批由官员的子女、情妇、朋友、秘书、司机组成的“权力掮客”（即帮助公司老板介绍权力关系的中间人）。例如，一家政府机关需要购买一套价值亿元计算机软件系统，“权力掮客”把这个项目拿到手，多家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公司从他那里分包一些项目。这位掮客什么也没有做，凭空得到8000万，而辛辛苦苦开发软件的多家公司只能得到2000万。各行各业的项目招标都有权力掮客的作用。中国建设高铁的投入以万亿计，很多企业通过权力掮客丁书苗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那里取得项目，丁书苗也就成了大富翁。

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了重要社会资源和社会的财富。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酿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权力市场经济的后果是社会失去公正。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公平交易，没有平等竞争。财富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权力中心是填不满的吸金黑洞。由于权力不受制衡，权力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权贵集团固守自己的利益，使社会阶层固化。权力世袭、财富世袭，中下阶层的人很难有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使人难以容忍。“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不断积累。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社会矛盾不断在激化的表现。

在经济发展方面，权力市场经济也走到了尽头：这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靠三条，一是廉价劳动力，二是廉价资源，三是牺牲环境。依靠这三个条件制造出低价产品，使中国成为最大的产品输出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11%的份额。现在这三条都不能持续。当局企图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走出困境。但是，这个目标提出了十多年，至今还停留在口号上没有进展，这是因为政治体制的障碍。

走出困境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64年，中国的道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走的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的道路（毛泽东时代）。这条路走不下去，不得不改革开放。 第二个三十年走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道路（邓时代及后邓时代），即权力市场经济道路。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这条路也很难走下去。

宪政民主是是走出困境之路。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由于政府主导，不可能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既可以解决权力腐败问题，也可以消除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障碍。我期待：再用三十年时间，实现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我说的宪政民主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主权在民。执政者的权力为民众所授，通过公正的选举实现授权，确保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二，用宪法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防止行政权力进入不应该进入的领域，防止滥用权力；三，实行分权制衡；四，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确保宪法落实；五，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六，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中国知识界早就提出了实现宪政民主的要求，最近几年呼声更高。习近平先生前几年提出“权为民所赋”，去年提出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些话给主张宪政民主的人以新的希望。今年春天，宪政成了热门的话题。但是，入夏以后，出现了反对宪政的小浪潮，从而引发了关于宪政民主的大争论。中国人民大学杨晓青副教授提出的反对宪政的理论我不敢苟同，但她说的如果实行宪政就“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公有制为基础不相容，宪政“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宪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相冲突，和公有制相冲突，和现存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冲突。她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也就是说，要搞宪政，就必做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改变公有制为基础。要这样做，必然面临强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有三个方面：

一是利益集团的抵抗。权力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从这个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还继续获得利益，他们当然不愿意改变现状。他们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只要他们不愿意，中国现状就很难改变。二是全社会没有形成宪政的共识。当前，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都在登台表演，都想按自己的理论来改造中国，宪政民主没有成为主流认识。三是对出现社会混乱的担忧。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过程是充满社会风险的过程，搞不好会出现持久的社会动荡。 “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的结果不是新秩序，而是动乱，这样的参照物增强了中国人的忧虑。

宪政民主是中国的目标。但是，由于阻力重重，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估计还得三十年。但是，我们不能消积等待，要积极做好宪政民主的准备工作：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国有经济退出经营领域，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执政集团政治改革的自觉性等。争取实行自上而下的、自觉的平稳的社会转型。

然而，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程度和积累速度是很难估计的，近二十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增加了十倍！一旦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超过了临界点，就有可能爆发社会失控危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