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步中的西方因素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2012年05月09日

    北京近日发生了两件举世瞩目的事情，一件是盲人陈光诚进入美驻华使馆寻求人身安全和人权保护，中国外交部斥责美国干涉内政并要求道歉，有官方媒体称陈“挟洋自重”；另一件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中国再一次向美国承诺推动经济改革，如国企改革与金融改革等。

这是不是很矛盾？在经济方面，中国自身急需推进的改革还要美国督促并向之承诺，而在政治方面，中国政府强调内政不容干涉。这种奇怪的格局反映了一种真相：中国奉行一种政治与经济隔离的发展模式，市场去“主权化”；其次，中国的主要进步来自外部压力或者说开放，而非改革；其三，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从来都是被动的、停滞的。

一、

1949年后中国的命运与美国息息相关，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是在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之后。当时，刚刚启动改革开放工程的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九天访问。在冷战时代中美在政治上结盟对付苏联的做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否则中国向谁开放？在过去30多年，中国外交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维护中美关系稳定，以保证中国现代化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与美国搞好关系是中国发展的前提。

中国的改革将政治与经济隔离，即只推进经济改革，搁置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对外开放，改革初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特区，吸引外资”。因此，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以开放为主，以开放倒逼改革。换句话说，借用外部的压力推进中国进步。

这中间诞生了一种“制度外包”现象。中国不像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为了参与全球化，不得不准备好一套完善的市场制度，比如产权保护、商业法律、公司治理等等。中国是以一种类似赌博的方式，在尚不具备市场基础的背景下，先行开放，尤其是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直接引入了国际规则，迫使政府和企业部门适应这些规则，是“先破后立”的逻辑。这意味着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发生变化，开放不仅仅是改革的一部分，改革本身也要服从并服务于开放。

这一开放过程也是经济“去主权化”的过程，经济改革不再是内政，中国市场成为了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并服从全球性的游戏规则。而且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对全球化的高度依赖已经难以逆转， 如果套用过去的术语解释这种现象，可称之为“市场租界”。

这制造了中国市场规则的分裂，即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服从于全球游戏规则，但本土生产则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国有企业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获取不正当市场优势，政府干预汇率、控制金融市场，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污染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执法不力。中国利用这种“低文明市场”规则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当这种破坏性的做法被誉为“中国模式”并有可能引起模仿之时，美国着手开展约束中国的工作，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更新现行国际经济准则，制定“竞争中立原则”，即限制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美国也开始呼吁建立更高标准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份经济协定将对成员国的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做出明确的约束，以保证全球体系的“公正、自由、透明和公平”。

美国捍卫游戏规则的做法在中国被广泛视为一种“遏制策略”，是一种阴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是在以施压促进中国完善市场，成为负责任的一员。它要求中国善待自己辛勤的国民，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公正并维护市场公平。而这些目标本来是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实现的。当中国向美国承诺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收入、致力于改善国内经济失衡的时候，当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推动汇率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错觉：美国在为这个国家的前途与进步负责。

二、

中国人对西方始终存在一种矛盾的态度：仇视或者崇拜。仇视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是在清末就扎根于民族心理的一种弱者的悲情与警惕意识，现在其更大的价值则是被执政党用于捍卫统治地位；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崇洋”，晚清看到西洋“船坚炮利”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现在的中国也依赖西方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其逻辑仍然是“师夷制夷”，有一种富强与复仇的潜意识。

这种执政者刻意宣传的历史教育与文明对立，使得中国人自清末至今也没有解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并将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排斥在外，这也是执政党将政治与经济改革分离的社会基础。很显然，许多普通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仍停留在晚清水平。

晚清当洋人涌入中国时，他们都是做贸易的商人。而在天朝朝贡制度下，对外关系与对外通商也是一回事，因此，当时不存在外交事务，只有“夷务”，即通商贸易。清人看到洋人的目的是通商且有“坚船利炮”做后盾，于是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对这些西洋人施加影响，迫使他们屈服（这种做法后来引起了战争）。

以通商与利润迎合洋人的要求，满清大臣们认为这样就能安抚他们，以避免军事冲突，这种策略叫“以商制夷”。这与中国当前的“经济怀柔外交”异曲同工，比如认为提高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就能避免冲突，或者小国经济对中国产生依赖，就会支持或顺从中国等等。此外，很多外国商会或跨国公司为了获得中国市场机会也会为中国做政治游说。

还有一种策略是“以民制夷”。儒家经典认为，上天的看法就是人民的看法，所以每当一个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之后，旧政权的毁灭与新政权的建立都是“顺乎天理”。既然人民意志可以与天等齐，百姓仇视洋人而排外的做法就合乎情理，因此，统治者利用老百姓对洋人的恐惧与忠君爱国的教条，希望借力民众的排外，制服洋人，义和团运动就是典型。当然，作为少数族裔的满清政权，也担忧百姓崇洋会使其联合洋人推翻自己的统治，鼓动排外就更有实际价值。这种利用民粹的想法以及肤浅的爱国主义现在仍然流行，并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如果说晚清的皇朝和儒士排外，很大程度上有捍卫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因素，那么，目前敌视西方文明，则完全是政治的算计与人民的愚昧。因为中国的主体文明早已被自己丑化和抛弃，缺乏捍卫的文明主体，而只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早已虚空化，那么，排斥现代文明的本质就成了捍卫一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而且以牺牲全体国民的权利为基础。

三、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实现了高速增长与繁荣，尤其是相比较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有关中国出现巨大进步的想法是一种错觉。

中国人由财富增长带来的自由，是市场演化与技术进步的结果，而非制度变革的成就。政府开放市场想要换取一种商业上的增量来讨好国民，而被政府释放出来的这个空间，是由勤劳的人民、勇于进取的企业家以及资本、技术等因素推动了史无前例的膨胀。

人们有了财富，便有了更多的消费自由，并将这种自由错误地视为公民自由。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信息产品的普及，使人们在虚拟的互联网空间有了空前的言论自由，但这些都是一种虚幻的进步。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市场之外的制度没有根本的变化。比如当你在虚拟空间畅游后打开电视，节目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变化，报纸内容仍是官样文章。当你因市场而自由迁徙，并在北京成为中产阶级之后，没有北京户籍的你仍然得不到这个城市的公民权。中产阶级社区甚至连制约物业公司的权力和能力都没有，更别说监督政府。

上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比如国企、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其本质不是向市场和公民让渡权利，而是政府甩包袱，即它在公共领域放弃自己的责任，并改头换面称之为“市场化”。迄今为止中国进步的本质是市场开放而非社会改革，中国人从没有获得公民权，更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

但是，这种政治与经济隔离式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会积累更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矛盾。

首先，经济改革随时可能半途而废。因为中国的每一项经济改革都要赋予其官方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改革需要扣意识形态帽子的做法，必然会成为危机的根源，而非改革本身制造危机。比如目前改革国有企业垄断与产业管制的计划，就被人打上“私有化”的标签，并称违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法律。

经济改革最终也会遇到利益陷阱。当中国政府推进市场化并甩掉公共责任的包袱后，大部分国民在市场上自食其力而不再依赖政府，市场上还会发生政府或官员以寻租腐败、苛捐杂税、市场管制以及侵犯权利等方式侵扰市场与个人的现象，公众不喜欢掠夺者而需要“守夜人”。

政权的铁杆拥护者最终萎缩到依靠利益组成的团体，即政府（包括党的组织）部门、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一部分拥有权力的事业单位。这些部门在福利与社会保障体制上与市场实行双轨制，如在医疗、养老金、住房等领域享有特权。权力寻租与行业垄断创造了巨大的集团收益，如果改革这些部门，削减他们的特权等同革自己的命，因此有“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说法。

其次，政治与社会改革压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改革的失败，而是“瘸腿改革”的结果。中国目前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异扩大、社会不公、腐败问题等要靠政治和社会改革解决，经济改革不能包治百病。

执政党将市场经济看做西方繁荣的“长技”，拿来作为发展的“工具”，但是西方的市场繁荣与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正是赋予了个人各种自由、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以法治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等，才有了持续发展。中国不可能永远回避政治与社会改革，因为市场改革的局限性会有“动力衰竭”的一天。

四、

显然，中国经济改革是主动的，甚至积极引入外部（西方）压力来促进进步，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国政府拒绝改革，是被动的态度与现实的停滞，对于外部的压力，则以干涉内政的措辞而加以排斥。

这与晚清的局势类似。晚清的精英也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下推动“洋务运动”，皇族拒绝维新改革，制造了革命力量。尽管最终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准备“立宪”，但是八旗贵族的阻碍让国民怀疑改革的真诚，而且在被动让步的条件下，人们会要求获得的更多，缺乏改革诚意则会进一步让国民绝望于改良，并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力量。

于是出现了“立宪”与革命的赛跑的局面，在对峙当中，“一小撮”湖北新军在恐惧之中仓促起义的枪声瓦解了大清帝国，各地纷纷以和平方式宣布独立，就像苏联帝国一样，在一声叹息中悄悄落幕。

与晚清同一时期的日本，尽管在德川幕府的控制之下，要使日本永世与外隔绝以维护统治地位，但到了明治政府时期，将“尊王攘夷”的目标转变为“开国进取”，由排外到“师夷”，一跃步入现代文明世界，并成为首个西方以外成功的国家，而且日本文明仍为国家的主体。中国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好与现代文明世界的关系，只“开国”，无“进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悲剧。

穷途末路式的被动改革在世界上没有成功的先例，所有转型成功的追赶型国家，都是主动改革的成就。中国拒绝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做法必定会让国民对国家的前途产生怀疑。

于是，与“制度外包”逻辑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中国的富人与精英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将国籍“外包”给了制度稳定的国家，以保护自己财富与家人的安全，但他们大部分人仍留在中国赚钱。现在有另一种现象，即没有能力移民的中国人闯入美国驻华使领馆寻求人身安全与人权保障，这意味着人们正在逐渐失去忍耐力。

如果以历史的视角观察中国，就会发现它拥有诸多19世纪文明的特征：不择手段的市场、启蒙尚未完成的国民、缺少法治的威权政府，以及对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广泛的广泛排斥。中国成为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国家，经济巨大的成功与日益沉重的危机并存，在它绚丽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脸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