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铮：未来十年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外交

（2012-11-03）联合早报网

最近几年来，中国国内对于外交工作的批评和不满明显增加。这其中很多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很多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十年的中国外交真正放在中国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大视角中来看，我们或许会有新的评价。确切地说，这十年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以中国在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正常的、完全的和全方位参与的成员，这一届政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完全国际化的体系中运营和管理这个东方大国的中央政府。从这个角度看，这第一个十年的外交实践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难免青涩，有时也彷徨踌躇，但是，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成长的烦恼。

　　虽然情有可原，但是，总结这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谋划下一个十年的政策与战略就十分重要。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外交

　　事实上，中国外交已经不可避免地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之上。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已经快速崛起，已经不可回避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也不可能再做一个纯粹的跟随者或是反对者，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战略；其次，很多沿用了很多年的外交原则和政策已经完全与现实脱节，特别由于近年来在外交领域守成多于创新，中国目前的整体外部环境相当被动，外交行为常常处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缺乏与时俱进的中国外交表现出一系列令人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日益强大和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进反退？为什么中国综合国力越强大，尤其是军事力量越强大，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却越趋于恶化？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产生的不是向心力而似乎是离心力？为什么中国在一些周边争端中明明是有理的一方，却在国际舆论中完全处于被动？

　　对于一个处于全球化潮头并严重依靠海外市场、投资和资源的中国来说，对于一个处于多方防备与猜忌的崛起中大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外交工作不能再长期处于国家总体工作中的较次要地位，外交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当今中国的软肋和短板。可以说，处在大变革时代关口的中国不仅需要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需要一场外交改革。

　　但是，中国的外交改革绝对不应该是在“韬光养晦”还是“亮剑出击”之间二选一，这是完全错误的思路。

　　中国外交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政策、缺乏研究。一个大国的外交没有所谓的“锦囊妙计”和“灵丹妙药”，必须基于强大的政策研究和恒定的价值观。政策研究不能只是宏观战略，更需要细致的个案研究。外交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可能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策，政策研究必须是动态的、开放的。中国应当像组织奥运工程一样组织外交问题研究，应该有更多的外交政策思想库、基金会，更多的国际关系学院，更多的专家和学者。

问题在于缺乏协调和统合

中国外交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协调和统合。这一点仅只是从外交在政治层级中地位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目前由25个人组成的政治局中，没有一个外交界的代表，即便是现在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也并非这个中国权力中枢的成员。我们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应该都看不到同样的例子。也就是说，中国主管外交的官员层级之低举世罕见。从这个现象来说，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天下主义”的时代。相比内政中的政法、宣传、组织人事等各项工作，外交还是一个非核心的工作。中国的政治结构根本上还是以关注内政为主。正因为这样，在一些涉外问题上，就会有不同部门各自为政，“九龙治水”，缺乏统合的现象。

　　中国外交也需要有新的精神和新的面貌。“外事无小事”一直以来像是中国外交的“紧箍咒”，它极大地束缚了中国外交的精神和气质。外交变成了一个紧紧张张的工作和遣词造句的文字游戏，没有放松的心态，没有敢于尝试，错了就改的精神，没有走出自我设立的“道德高地”，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的勇气，中国外交就难以走出新局面。

　　中国外交尤其需要避免被民族主义所绑架，走上一条迎合民粹但是根本上不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道路，这样甚至可能会让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努力一夕间付诸东流。中国事实上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最近十年的高速发展正是因为中国完全加入了国际体系，是这个古老的天下主义的国家拥抱全球主义的积极成果。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左右逢源”，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人和整个社会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大国的核心素质是领导力、保障力和感召力。领导力并不是扛旗当头而体现在制定政策的能力和政策说明力、协调力与执行力；保障力也并非是金元外交而是有所担当。另外，一个缺乏思想和文化感召力的国家，也很难被国际社会真正视为大国。事实上，大国在这三个方面的缺失会让地区小国无所适从，反而会成为地区局势不稳的内因。

中国外交最切实有效的突破困境的方式，就是在提高领导力、保障力和感召力这三个方面，狠下功夫。

外交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当今中国的软肋和短板。可以说，处在大变革时代关口的中国不仅需要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需要一场外交改革。

作者是美国西东大学外交学院副教授

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公共政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