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与中国近代教育

顾莹惠

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是美、英等国基督教差会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而开办的。它的产生、发展是以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为背景的，因此，它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租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消退，教会学校也迅速在中国分化瓦解、销声匿迹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存在于近代中国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教会学校，必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本文试就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的最初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学校，拥有一批固定的听众，以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培养一批聪明的中国教徒，以提高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训练一批能干的中国助手，以广泛传播基督的福音，“为基督征服中国”服务。

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非自近代开始。盛唐时期，景教入华，信徒曾达20万之众。元朝时期，景教再度入华，信众也达4万多。明末时期，仅宫中信奉天主教者就达540名之多。顺治年间，耶稣会在11省建有教堂。康熙年间，全国信教者已达15万之众。1704、1715年罗马教皇两次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康熙帝遂下令禁止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但传教士仍受重用。之后，经雍正到乾隆朝，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在华传教士便纷纷离去，极少数转入地下活动。

十八世纪末，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欧美各国掀起了一个宗教复兴运动。基督教各派的布道会纷纷成立，传教士络绎东来，“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征服世界”。但迫于禁教令，1807年就来到中国广州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只能潜居在英国驻广州的商馆里活动，7年后才对第一个信徒蔡高施行洗礼。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1830年，美国传教士俾治文也在广州收留了几个学生，开办了贝满学校，用以传教。时隔5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留了几个女孩，开了一个读书班。同时，在广州的外侨为了要在不远的将来“看到中国人不但为了商业、知识和政治目的正在访问欧洲和美国，而且在抛弃了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后，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1] 发起组织了“马礼逊教育会”，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凡中国儿童不论男女、住址、年龄，都可领到奖学金，按学生需要供给食宿、衣服、书籍和津贴，如果家长同意还可保送到马来亚、印度或欧美去深造。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办，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与第一个留英学生黄宽就在该校就读，并随教师布朗夫妇前往美国。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废除禁教令，此时的英美传教士大都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支持者，有的甚至是战争的积极谋划者。

鸦片战争后，禁教令是废除了，但获得自由传教特权的西方传教士却已将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传教活动仍无进展，布道时听众寥寥，分发的宣传小册子被当作废纸出卖。如果说这是因为中国经过一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基督教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遭到中国人传统信仰的顽强抵制，倒不如说这是因传教士“在侵略者的优势和被侵略者的劣势”下进行的传教，他们的活动已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融为一体，因此，中国人再也不可能如古代吸收印度佛教那样来对待西方基督教了。

就西方传教士本身来说，也是站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上进行活动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三个宗教派别：佛教、道教和儒教同错误的历史、错误的科学、错误的地理、错误的年代学、错误的哲学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然而这些谬误却被说成具有某种神学基础；从而使得错误的神学支撑着错误的教育，错误的教育又支撑着错误的宗教”，而且，“中国的宗教领袖是敌视基督教的，我们必须以同样的精神来对待他们。这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决战，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我们必须征服他们，否则他们就征服我们。”[2] 很显然，这些言论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而且把传教看作是光明战胜黑暗的战斗，非此即彼。这对于传教士来说，是增强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增强了敌视与抵御的意识，这就使得传教愈益艰难。正因为此，西方传教士才想出了办学这一有效的传教方式，以期“通过传授真实的历史、年代学、地理、哲学等等……他们现在所吹嘘的宗教必然会倾覆。”[3] 于是，各种教会学校便络绎出现了。

1842年，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前往香港。两年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也迁到了香港。同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的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伦敦会在厦门开设了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一所学塾，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1850年，在上海有英安立甘会办的英华书院，美北长老会办的清心书院，天主教办的徐家汇公学。1853年，福州有美公理会办的格致书院，天津望海楼天主堂附设的法汉学堂，以及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达2万人。到九十年代，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加到2000所，学生4万人之多。[4]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基督教徒的逐渐增加，传教士们便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要求在中国发展基督教高等教育，使上等阶层皈依基督教，以期通过他们影响百姓，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传教士们认为，教会学校应以“教授高等科学课程在知识阶层获得一席之地”，[5] 因为，“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如果培养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而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教会若要用基督教取代儒家地位，那么就必须“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6] 有的传教士甚至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有着自己古老而复杂的文化遗产，教徒的信仰会受其影响而很快被冲淡，因此，“一个坚强的平衡的基督徒性格不是一种创造物而是一种生长，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要培养虔诚聪敏的教徒就必须进行高质量教育，传教士不是要加宽而是要加深自己的工作。[7] 于是，许多教会学校开设了大学课程，逐渐向教会大学过渡。如上海的约翰书院、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南京的汇文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等等。

十九世纪末的教会大学无论从其学制、课程上看，还是从其设备、教学手段上看均还不完善，教学质量更不能与西方普通大学相提并论，学生数量也很少。但是，因教会大学的出现，一套比较完整的西方近代教育体制却移植到了中国，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这些均与中国的旧式教育唱起了对台戏，也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形成了一种严重威胁，打破了封建教育的垄断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化。

二、

十九世纪40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以前，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不仅开了讲授西方近代科学课程的先河，而且展示了一套全新的教学方法，提供了一块活生生的西式教育的样板，成为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虽然出了不少的自然科学家，但直到洋务运动前，却没有一所中国人办的学校专门讲授自然科学课程，学校一直与科举相辅而行。到了清代，教育尤偏重于科举，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的学校也不少，如国子监、官学、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村塾、私塾……，但是，这些学校无不惟科举是上，“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8] 以致“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9] 因此，清末的封建教育制度已明显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严重阻碍。虽然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起就不断呼吁教育改革，但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却坚持反对“用夷变夏”，致使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同时讲授中西学的学校，确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教而创立的教会学校。

西方传教士普遍认为科学和数学是训练学生推理能力所不可缺少的，西方的历史和地理则是构成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成分，儒家经典则又是使中国教徒取得知识分子地位所必需的课程。[10] 因此，为了培养出胜过中国旧式士大夫的有教养的中国基督教徒，教会学校普遍开设了中国经典、西方历史、数学、基督教义等课程，企图在保留中国教徒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肃清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11] 十九世纪40年代的英华书院和马礼逊学堂就开设了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化学和音乐等课程。70年代的山东登州文会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他的九年制教育中，不仅开设了中国经书、基督教义等课程，还开设了数学、天文、地理、几何、微积分、化学、物理、测绘、动植物学、航海法、地质学、万国通鉴等课程。[12] 80年代的通州潞河书院，谢卫楼则开设了中国经典、圣经、精神哲学、三角、数学、国际公法、政治经济学、地质、自然地理、世界史等课程。嘉约翰则在广州的医学办理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外科、药学、化学和中西医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不仅传播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地理知识，培养了一些科学人才，而且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化起到了某些示范的作用。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讲授自然科学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除开设英、俄、法、德等国语文外，还开设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并有专职的中文教师指导学习中文。中西合创的上海格致书院，传教士傅兰雅在其制定的西学课程中分矿学、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大类，并有全课、专课之区别。每种学科课程的授课方式、科目分类、课程安排及考核办法均不相同。与此同时，中国私人创办的分科设教的新型普通学校也出现了。1878年，上海张焕纶创办的正蒙书院也开设了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科目，并废去了一般书院的括帖制义等功课，开始了“兼采西人教科所长”的中西学结合的教育。[13]

各种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教科书，教会学校的各种教科书，大多是各校传教士自己编写与翻译的。登皱纹会馆的低拷问就编写了《代数被旨》、《行学被旨》、《要理问答》、《心算初学》、《笔算数学》、《振兴实学记》、《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习题》等教科书。此外，赫士编写了《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是非学体要》（逻辑）。傅兰芽编写了《三角数理》、《数学说》、《代数术》、《格致须知》等。谢卫楼编写了《万国通鉴》等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合信则翻译了物理学、天文学、外科、产科、儿科、药物学、解剖学、生理学方面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有的成了中国的标准课本，有的甚至流传到日本。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会议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编辑两套学校教科书，一套供初等学校使用，一套供高等学校使用，内容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并强调要用中国的例子和图解，以便于中国学生理解和掌握。到1890年，该委员会审定出版了84种课本，50多幅地图和图表，并卖出了3万多册书。[14] 这些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第一批启蒙课本。直到1897年，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时，才由朱树人等开始编写中国人自编的教科书《蒙学课本》，体裁均仿英美课本。[15] 民国元年中华书局开办后，出版了《中华教科书》，中国人自编的课本才风行全国。因此，长时期内教会学校所编写的各类教科书，一直是中国新式学堂所使用的课本或范本。

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均模仿英美各校的教学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熟记课文、解释字义、读经书集注等死记硬背式的教学方法，强调由学生自己操作进行科学实验，或由教师进行演示实验的实践式教学方法。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就自己制作了各种仪器设备，在课堂上进行演示实验。1879年他回美国休假时，曾到火车头工厂研究蒸汽火车头的构造，并为学校弄到了一副十英寸的天文望远镜和一部发电机。他在学校里建立了物理、化学实验室，用他的版税收入装备了机械厂、发电厂，使学生能得到实验的机会，又制造了许多科学仪器，其精巧“不亚泰西之品，除供本堂应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购订”。[16] 到十九世纪末，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已拥有一定的教学实验设备，不仅教师在上课时能进行基本实验，而且已开始让学生自己做实验。教会学校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很重视，不仅强制学生要在校外进行旅行布道，而且要求学生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教师还积极创办俱乐部、辩论会、合唱队、青年会以及中、英文版的学生报纸和年刊，以培养学生的各种实际运用能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开创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子学校。中国的古训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妇女的教育问题直到二十世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907年，清政府才在全国学制系统中增加了女子小学和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民国政府才在全国学制系统中增加了女子中学。但是，享受治外法权的西方传教士却在1844年于宁波开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到1876年，全国有教会办的女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17] 其中有些女校到二十世纪初已发展成为女子大学。如1908年的福州女子大学，1904年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等等。女子学校的初级课程为中国经书、基督教义、家政、数学、音乐等，规定学生衣服自理，不准缠足，以后逐渐开设地理、历史、生物、生理学等中学课程。[18] 这些女校的学生虽然很少，一般各校每届毕业生只有10~20名，但是它直接冲击了中国旧的道德习俗，冲击了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接受西式系统教育的女学生，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女子教育。1898年，中国的维新人士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就是将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女塾作为样板的，“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采用的教科书、地图和图表均是同文书会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出版的。教师中有两名传教士，其中之一就是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兴办教育的目的使用基督教和科学培养、控制中国的知识阶层，企图从根本上彻底改组中国文化。因此，教会学校所施行的各种教育，都是为训练忠诚的有能力的中国基督教徒而服务的。但是，由于各级各类教会学校的开办，却把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带到了中国，并深深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不论是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还是维新派兴办的新式学堂，都与教会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开设的课程、采用的教科书，到讲课的教师、教学的方法，无不受其影响。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里担任西学教习的，光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就有七名以上。[19] 林乐知还受聘为清政府起草一份改革全国教育制度的详细大纲。因此，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应该说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

三、

从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教会学校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在于为中国的新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教师，提供了办学的新形式，以及带动了某些教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1901年清政府《学堂章程》的颁布和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加上留学生的大量选派，教会学校的作用明显减弱。于是，教会学校便将重点放在高等教育上，以吸引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入学，从而逐渐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的新大学。如山东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等等。据1917年的统计，教会大学总人数占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80%。[20]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学生数也占大学生总数的15%左右。

二十世纪初的教会大学成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和培养“洋务”人才的专门学校。因教会大学重视英语教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故在历次报考公费出国留学生考试中均占优势。1910年，在上海举行的庚款出国留学生考试中，录取的31名考生中有26名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21] 教会大学本身又与国外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学生中有4/5到国外去留学。同时，在国内的外交、电报、铁路、海关等部门找职业，均需要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教会大学的学生又拥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教会大学就读的学生基本目标是出国留学或在国内寻找较好的职业，信奉基督教实际上已成求学的幌子，一出校门便很少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了。

在中国兴办新学堂的热潮中，教会学校又为各省学堂输送了一大批教师。1902年济南的山东大学堂就是在山东文会馆校长赫士带领几名毕业生协助创办的。据1910年调查统计，登州文会馆及广文大学的180名毕业生中，58%在全国各地任教。[22] 1926年，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有72人在教育界任职，其中大学校长2人，大学教师65人，中学校长5人。[23] 1938年，燕京大学的统计，其1700多名毕业生中，有39%从事普通教育，15%从事研究和高级教育。据1937年贝茨的统计，各教会大会毕业生有41%在从事教育。[24] 在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中学里，从事英语、农科、医学、体育、音乐等课教学的，绝大部分是教会大学毕业生。因此，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教会大学为了保证学生来源和提高教学质量，拓宽经费来源，开辟了办学新形式。首先，是发展附属学校和预备学校，如东吴大学就有东吴大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东吴大学第一小学、第二小学。有的学校则设立预科，学生入学先学二年基础课程和英语，再转入大学本科学习。一般教会大学除本科以外，还设有专修科，并招收研究生。其次，是与国外各大学建立了关系，如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建立了关系，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于密苏里大学，燕京大学公共关系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华中大学与耶鲁大学等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建立关系后，美国方面不仅定期给中方学校一定数额的捐款，而且定期派遣一至几位教师，有时双方互换教师，或美方为中方教师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燕京大学还与英、法、德、意、瑞士等国建立了关系，以设立“当代牛津伟人”课程，燕京大学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资助，还得到了前牛津大学副校长儿子林迈可的直接支持。“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解决了燕京大学国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一切费用，出版了《燕京学报》和《汉学索引丛刊》，整理和出版了许多古史资料、论文、著述。燕京大学图书馆的40余万册书也大多由该社款项购进。哈佛大学也成为美国研究“亚洲学”的中心，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就毕业于该校。[25] 这些关系的建立，应该说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许多教会大学的教师来自不同的国别，学生如专攻某一种外国文化可直接与有关教师取得联系，从事同一项研究课题的异国师生可直接沟通信息。这些办学新形式对中国近代教育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十世纪的教会大学由于其本身的不断完善、发展，开辟了许多学科新领域，从而带动了中国有关农科、法律、新闻、医学等方面的教育与研究。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不仅开展了有关植物病虫害的控制、东吴冰还控制、造林与侵蚀控制、作物的改良以及租佃关系、市场生产、债务等方面的研究，培育出了大约4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农学家，为中国高等院校的农科函授教育、研究计划和课程设置提供了模式。1947年，北京大学农学院一半以上的教师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一段时期，国民政府农业部7个技术部门中的5个，5个国立研究所中的3个，7所国立大学中的农学院，均由金陵大学毕业生担任领导。[26] 又如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到1930年招生数已达594名，三十年代有7名毕业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法律编撰委员会成员，毕业生吴经熊参加编写了1937年出版的《中国制宪史》。学院出版的法律刊物成为研究中国法制史一个特殊时期的重要资料。

燕京大学新闻系到三十年代，已成为中国培养新闻记者的中心。其毕业生由于熟悉中、英两种文字，又受到很好的新闻训练，因此，大多被派往国内的新闻机构任要职。该系还设立了燕京通讯社，独立发稿，出版《燕京新闻》、《平西报》，1936年还发起成立了中国记者协会。

在医学方面，1913年教会大学就已有8所男子医学院和3所女子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首次在中国开设了现代牙科的大学课程。30年代该校学生的50%在学习医科和医预科。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被国际联盟称为“具有临床钱和临床教学与科研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的第一流的医科学校。1921~1933年间有900多位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在该校攻读研究生和其他专门课程。[27] 齐鲁大学医学院不仅开办了一所麻风病医院和一所儿童诊所，还进行了有关黑热病和其他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的研究，著名麻风病专家尤家骏、病理学家侯宝璋、寄生虫专家冯兰州、耳鼻喉专家郎国珍等均毕业于该校。教会大学还普遍开设了护士专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男女护士。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开设了五年制护士课程，齐鲁大学开设了四年制护士课程。传教士们还组织了“中国护士协会”，制定了全国护士训练标准，1915年还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护士考试，直到1935年，该组织一直是护士的注册机构。

教会大学还引进了体育课程，带动了中国的体育教育。十九世纪80年代，圣约翰大学就引进了田径运动，其他学校也强制学生进行课余体育活动，如田径、网球、足球、棒球等等。1904年，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之间进行了第一场校际体育竞赛。1909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体育教育大纲，各教会大学开始把体育正式列入必修课程。[28] 金陵大学、东吴大学还专为中学、大学、青年会及其它教会组织培养体育骨干。此后，各项体育活动被引入国立各校中。

教会大学对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比较重视。燕京大学的工科学生，先在学校学两年的工程预备课程，后三年一半时间在校上课，一半时间由专家指导到工厂实习。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的学生要定期进行中、英、美以及混合法庭的实习。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了使学生具有运用耕作技术及解决耕作问题之能力，规定所有学生要花一个暑假的时间在田间实习。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得去工厂、医院或其他机构进行一个月的实验室工作。此外，各个大学几乎都有学生刊物，都由学生自行组织编辑。学生的社会活动包括成人识字班、幼儿园、社区娱乐活动、宣传卫生、农村调查等等。1935年圣约翰大学设立的26项奖励中，就有汉语演讲、辩论最优奖3项，最优英语辩论奖1项，级际话剧比赛奖1项，最佳翻译奖1项，最佳英语小说奖1项，学校刊物编辑奖3项，体育运动奖8项。[29] 因此，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应变能力普遍较强，也较易谋得职业。

综上所述，教会学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企图通过输入西方文明使中国基督教化。正如卢茨所说：“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并不是中国人的要求”。[30] 但是，教会学校的创办却直接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仅许多西方先进的科学课程得以开设，西方的教学方法得以了解，培养出了一批中国的科学人才，而且也使得西方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教会学校，西方人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丰富多彩的古老文化，并向世界作了不同角度的介绍。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不仅在国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化，而且在国外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为祖国增了光。西方传教士并没有能用基督教征服中国，恰恰相反，为了促进传教而举办的学校，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与基督教几无干系的建设人才，用以征服的“武器”竟被中国人变成了建设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