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柯伟林(资料图)

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是知名中国通，现在有着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等身份，并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理事。身为历史学家的他，习惯了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柯伟林近日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和平环境，中国很强大，但尚未达到应有的自信。

今天的东亚像一战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胡说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国梦”？

柯伟林：事实上，从孙中山开始，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在谈论民族复兴。上世纪40年代，中国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在二战胜利后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过去二三十年只是中国崛起的最新章节，中国恢复往昔的显赫与权威不可避免。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柯伟林：我觉得是政治改革问题。这项挑战并不容易。我不推荐任何国家去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像我从不建议任何大学去复制哈佛，因为这项工程过于复杂。在20世纪初，中国丢掉很多历史制度：帝王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粘合国家与社会的乡绅制度。此后，中国从国际社会的菜单上攫取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宪政共和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军阀割据时期无法无天的军国主义、上世纪30年代短暂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60年代的毛泽东主义。

中国自身的政治传统值得审视。今天，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那样，中国需要公开讨论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让中国人的才华和经验得到发挥。中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实现政治放松，实现康梁在1898年提出的广开“言路”，以及对这个国家的重大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讨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面临制度化的巨大挑战。拿反腐来说，每个国家都有腐败，但长久整治腐败唯有依靠开放制度，首先你得有诚实的警察，诚实的法官，开放的媒体。与危机年代相比，和平繁荣时期当然更适合改革。清末的改革遭遇巨大危机，包括军事溃败，民众对统治精英彻底丧失信心。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这样。

环球时报：今天“中国梦”的历史语境显然与一个世纪前大相径庭。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地缘环境？

柯伟林：从越战结束到今天，东亚地区拥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从战略角度看，这是中国面临的极好时刻。今天的中国没有敌人，没有任何国家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俄罗斯不是，日本不是，越南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没有外部威胁。过去三十年里，这种和平与安定始终是中国繁荣的基石。任何威胁到和平的东西都会威胁中国繁荣。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这一和平环境。这对中国而言是重大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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